甘桑石刻文，一种神奇的文字。它在本世纪才被发现，但已经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三千年前的文化遗留，当时中原地区尚处于夏商时期，因此关于甘桑石刻文的讨论中总有人将其与殷墟相联系。

我们先见识一下这种文字，形成基本的感性认识：

从甘桑石刻文来看，如果它是上古时期的，那它的刻石工具会是什么呢？

甲骨文刻制所使用的是青铜刀或玉石刀，而这些文字比甲骨文更加细密精致，刻划用的石块，其硬度恐怕也并不比刻龟甲小。在夏商时期，岭南地区似乎还没有什么金属工具。这些甘桑石刻文的制作过程，还有待相关专家的揭示。

关于甘桑石刻文，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

有一位叫周行易的学者，认为甘桑石刻文早于北方的甲骨文。

周行易

曾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杜钢建教授，在研读《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之后，总结出“西方字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甘桑石刻文”，他把这一发现写进了他的奇书《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之中，位于第四章“古希腊人来自中国”下的第五节“甘桑石刻文对腓尼基文和古希腊文的影响”。

杜刚建教授的主要观点是：

甘桑石刻文虽然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3600年左右的文字，但是作为系统文字的形成至少在5000年以前。可以说甘桑石刻文就是夏朝乃至先夏时期使用的文字。甘桑石刻文属于从象形文字向字母文字过渡的文字。古代腓尼基文字、古希腊文字和后来的拉丁文字中的大写字母基本上都是从甘桑石刻文中借取的。

（一）甘桑石刻文的发现

甘桑石刻文的发现，就好像一个冥冥中自有天意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多个版本，我们综合一下：

2006年，广西平果县马头镇甘桑村青年村民潘荣冠在村内感屯一片叫“那林”的田地劳动时，发现了刻有文字符号的石片，陆续收集了二十多片。潘仅有初中文化程度，他将石片交给村小学的老师，老师也不认识。

2011年10月，潘到百色市探亲时将部分石片带到花鸟奇石市场售卖，被百色市观赏石协会副会长冯海华发现，认为这可能是古骆越人的文字，并上报“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另一个版本是：潘氏数次带着有刻画符号的石片前往平果县城、百色市找有关部门鉴定）。

2011年12月19日，“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赴“那林”一带实地考察，采集到数十块刻有字符的石片。

2011年12月29日，在“专家考察”十天之后，平果县人民政府立即组织召开了“平果县发现古文字专家座谈会”，来自各地的20余位专家初步认定这种新发现的字符应是一种非汉字系统的、主要刻划在石片上的古文字，并命名为“甘桑石刻文”。

2012年2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考古调查、勘探、试掘工作，联合联合百色市右江民族博物馆与平果县博物馆，并于4月27、28日发掘获得7块刻有字符的小石片。

甘桑遗址挖掘现场

（二）甘桑石刻文收藏现状

在2013年班弨、肖荣钦发表的《甘桑石刻文初步研究》（《文化遗产》，2013年第5期）中总结说：

目前收集到的古文字石刻数量是: 刻有字符的石片实物 (藏平果县博物馆) 共 44 件。其中地表采集 31 件 ( 含最初发现者采集及考古人员采集)，民间收集 5 件，发掘所得 8 件 (含有石刻文字的石锛一件)。这些石刻最大一片是 105х50 厘米，最小只有几平方厘米。其中刻字最多的一块石片约有 200 个字 (有些字暂无法辨认)，最少的只有几个字 (碎片)。目前笔者可清晰辨认和描摹的字符 1028 个，另外尚有数百个字符尚未能清晰辨认。

这44件有石刻的石片仅为在平果县博物馆保存的藏品，最后根据这些石片出版了《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广东科技出版社，2013年版）。

但实际上，甘桑石刻文石片比较容易取得，多为地表发现，因此平果县博物馆的藏品只是由地方政府购买后保存的，更多的石片在民间、文物商贩、民间研究者之手（见《甘桑石刻文初步研究》）。

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平果甘桑石刻文图像叙事》，声称收入了上一本字符集没有收集的石刻文字共16000个左右，彩图180片左右。从目录中可以看出，这些新增加的石刻文主要来自“志强博物馆”和民间收藏，所谓志强博物馆，即作者李志强自身的藏品，这些藏品“大都是甘桑石刻文的发现者潘荣冠的友情赠送”。

由潘荣冠转送给李志强的藏品，从编号上看，在一百件以上，这些“石块上有六千多个字符，最大的石块有两千四百多个字符，经过多位专家分析，该块石刻文已经具备长篇叙事的特征。”（李志强：《甘桑石刻文的图像叙事及其文化传统考察》，《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这不能不让人想到：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两个博物馆，在两个月时间里仅仅发掘出土7块小石片，石刻文的发现者潘荣冠先生是如何靠“捡”，就捡到一百多块石刻文的？甚至还捡到了有两千四百多个字符的大石块？

2019年5月，李志强曾向某博物馆捐赠甘桑石刻文摹本。按网络报道，该摹本宽1.1米，长110米，绘制了2600个甘桑石刻文字符。

（三）对甘桑石刻文的研究

目前对甘桑石刻文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多，相关的论文数量极少。目前，虽然已经发现了16000个石刻字符，但甘桑石刻文仍然是一种无法破译的“文字”。

研究者常常将甘桑石刻文与南方地区流传的古老文字水书、古彝文、壮族坡芽歌书联系起来考察，它们都采用了大量的象形字符。据说，彝文专家、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覃忠群认为“甘桑石刻文有彝文的影子”。水书专家、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档案局周泽亮曾对甘桑三块约三百个石刻文字符号进行了研究和释读，认为三块石刻中的文字约有30%与水书文字一致（李志强：《甘桑石刻文的图像叙事及其文化传统考察》）。班弨参照水书的提示，尝试释读了平果县博物馆藏004 号石刻文：

卦：东南方的水田壬午(日)吉利。

未知其释读是否准确。但以当前的共识，甘桑石刻文是不同于甲骨文、水书、古彝文等古文字的一种独特文字系统。

坡芽歌书，拍摄于崇左壮族博物馆

有关甘桑石刻文的断代问题，当下进行甘桑石刻文研究的学者往往将其定位于夏商时期，或称其为“上古时期”。

李锦芳、刘轶在《新发现甘桑石刻文的初步分析》一文中说：“如果说甘桑石刻文是一种岭南原生文字，那么应该是汉文化广泛影响岭南之前，即是先秦就已经发生、发展，秦汉起岭南地区已经广泛接受汉文化、使用汉字，其文化生态已经不具备产生地域文字的条件。”（《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李锦芳认为，在秦代以后，由于秦始皇要求“书同文”，扼杀了原生文字自由生长的空间。因此，甘桑石刻文只能出现于先秦。

这与对水书的判断方法类似。至于正确与否，尚有待考察。

2012年8月13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对出土的刻字石片给出C14测定报告，剖面第五层（钙化）为3680±172年，剖面第四层为2950±167年。对这份测定报告进行的解读应当是合理、严谨的，这份报告检测的石片是考古发掘出土的还是地表捡拾的？它能否证明字符刻上去的时间，可能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判断。

希望证明甘桑石刻文年代的研究者还提出了一些别的证据。比如，据说当地居民还寻获了刻有这种文字的石锛、石斧、石匕等古代石器（李锦芳、刘轶《新发现甘桑石刻文的初步分析》），不过这些古代石器均为民间收藏，多系“江中打捞”出的，真实性存疑，本身就难以断代。

也有研究者将“甘桑古城”与甘桑石刻文联系在一起。通常认为，甘桑古城为明代壮族土司岑瑛所修筑，不过这并不妨碍研究者认为，“甘桑遗址与当地土司岑氏家族有密切关系。至今发现的刻有上万个字符的甘桑石刻文石片，或为岑氏一族的先祖所保有的先秦祭祀用具”（李志强：《甘桑石刻文的图像叙事及其文化传统考察》）。

甘桑古城残址

以李志强、李锦芳等学者的观点，甘桑石刻文与古骆越文化有关。“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尤其热衷于将甘桑石刻文纳入他们的视野之中。他们声称在贵港、合浦、龙州、南宁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文字石、文字陶片、文字玉片等“古骆越”文字载体，在龙州县的左江上游金河段发现了“古骆越” 卜辞石戈，在隆安发现了“骆越文”卜辞骨片上百件，在梧州发现有陶刻文的陶罐，可以说证据多多，收获满满。

刻有“古骆越文”的石戈

合浦发现古骆越文字龟甲币，被一些研究者称为商代前贸易所使用货币

由于郑超雄等壮族考古专家已经根据武鸣县马头镇的商周时期古墓群论证了当地是古骆越方国的都城，那么，出土有数百片石刻文的甘桑就被称为“实际上是古骆越方国的‘出版社’和文献府库”（见《广西日报》2013年2月19日，《揭开甘桑石刻文字的面纱》）。

李志强最后推断说：

平果甘桑遗址或许是骆越方国最早的祭祀、文献保存中心，花山岩画是该方国的祭祀欢庆艺术中心。骆越方国的始祖是鸟部落的布洛陀和姆勒甲。活态化的西畴古歌是骆越方国保存的最古老的口传文学，用古壮字记录的《麽经布洛陀》和嘹歌则是活态化的书面文学。麽公和师公传唱的经文是古骆越祭祀文化的活态呈现。

是否如其所言，有待更多的发现来证明。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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