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左权将军，开国少将王政柱之子王延大校深叹一口气，他对《祖国》记者说：“我父母这一生最心痛的事就是左权将军牺牲。1942年5月23日，日军集中2万余人，包围麻田八路军总部，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共3000人开始向南艾铺转移。5月25日清晨，由南艾铺向北转移，上午10时，被日军飞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损失惨重。彭德怀立即和左权参谋长、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紧急商议，决定分三路突围。司令部机关、北方局机关仍按预定方案沿清漳河东岸向北转移，野战政治部向东武安方向转移，后勤部向东北黄泽关、羊角方向转移，三路必经北艾铺十字岭，然后分路。

左权将军

由于总部特务团主力调去保卫黄崖洞兵工厂，麻田总部只留下一个警卫连，加上政治部一个政卫连、后勤部一个勤务连，总兵力不足400人，情况万分危急。左权命令父亲带一个排保护彭总先突围出去，彭德怀不同意，左权对彭总说：‘你是大局，你在八路军就在！你的突围路线王科长都安排好了。’彭总仍不肯，左权让父亲和战士们把彭德怀强行扶上马突围，他亲自率领和指挥司令部、北方局机关突围。

1941年春，左权在山西黎城黄崖洞兵工厂留影。

当时，机要科有包括我母亲罗健在内的七个女同志，年龄都在20岁左右,缺乏战斗经验，左权拉着母亲跑，其他女同志紧随其后。左权绝不能让机要员落入敌手,因为一旦密码泄露，八路军将会遭到灭顶之灾。左权之所以拉着母亲跑，是因为母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跑不动，脚一滑就掉到路边壕沟里受了伤，左权命令他的警卫员郭树保跳到沟里把母亲推上来。母亲对左权说：‘14号（左权代号），我实在跑不动了，你先带领大部队突围，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左权对母亲说：‘现在三面被包围了，你原地不动，我一会派人来接你。’到了十字岭山下，左权命令司令部一位老红军返回原路找到母亲罗健，连拉带拖地到达了十字岭山顶。这时是下午两点多，北方局党校学员都上了山，山顶大多数是非战斗人员。看到30米远的左权，母亲准备跑上去报到，只见日军一轮炮弹袭来，左参谋长呼喊“卧倒！”，大家动作较慢，等大家都趴下后，左权才卧倒，慢了半拍……后脑被炮弹削掉一半，当场壮烈牺牲。”

左起（东征前的红军将领）：左权、彭德怀、聂荣臻、陈赓、孙毅、聂鹤亭。

说到此处，王延拧紧眉头激动地说：“母亲看到如此惨烈的景象，哭了三天三夜，当时组织规定，谁说出去谁受处分。一直到1982年5月，左权牺牲40周年时，中央、山西和河北等电视台先后到总后勤部采访父亲。父亲说‘罗健同志是见证人’，母亲才说出藏在心中40年的秘密。”

“随后，父亲做了补充（左权牺牲后父亲受彭总之命进行详细调查，并写出经验教训总结报告）：左权在突围过程中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先走，其中警卫连长唐万成两次带兵要保护左权先突围出去，都被左权拒绝了。在十字岭山顶，左权像交通警一样指挥到达的人员分路突围。山下的日军用山炮发射了第一轮探测性炮弹，当时非战斗人员较少，大家动作比较快，因此相安无事。袭来的第二轮炮弹瞄准左权是定位的，可左权完全不顾自已，心里想的全是部下的安危，这时老警卫员郭树保被左权派回山下，找丢失的文件包，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小张，是入伍不到10天的新兵，左权先把他摁倒在地，自己不幸中弹。左权的遗体是由小张和北方局党校三名部队学员掩埋的，他们分别是李锡周（八路军后勤部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建国后任海军南海舰队后勤部政治委员）、李克林（山西决死队四纵队团参谋长，建国后任济南军区司令部顾问）和穰明德（129师新编第10旅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王延说。

左权（右二）牺牲前在前线

“5月26日清晨，父亲保护彭德怀突围到辽县芹泉以南清漳河畔小南庄,后续突围出来的同志告之左权牺牲的消息，彭德怀一人在屋内沉默不语。李锡周等四人找到父亲，一起进屋把左权的遗物交给彭总，彭德怀面对窗户、背对大家，悲极无语、潸然泪下……父亲说，他第一次看见硬汉彭总流泪。过了一会，彭总把递过来的左权佩枪直接推给了父亲，让父亲保管留个纪念。这把德国造的3号左轮手枪就成为父亲的佩枪，其他遗物彭总派人送到延安，交给了左权夫人刘志兰。”

左权与夫人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合影

对于为什么父亲王政柱与左权将军有着怎样的深厚情感，王延接着说：“左权是父亲的恩师，‘做参谋工作的人，既要能武，又要能文。’这是左权对作战科的要求。左权言传身教，把负责撰写的《华北战局概况》交给父亲写并帮助修改，还从写电报稿、作战命令和工作报告入手，帮助父亲提高写作水平。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左权，把抗日游击战逐渐推向正规化，在八路军制定了很多条令、条例，使部队战斗力不断提高。除此之外，左权在生活上也很关心父亲，早在八路军总部到达山西五台南茹村时，左权看到父亲被子薄，便叫警卫员景伯承把自已的毛毯送来，父亲不收，景伯承解释说参谋长原本是要送大衣的，你要是不收，他会把大衣送给你的，父亲只好收下。”王延回忆道：“1959年10月，父亲把左权佩枪和毛毯，一起捐赠给了北京军事博物馆。”

“据父亲说，当时左权将军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于1932年被打成‘托派’，受到党内留党察看处分，直到牺牲时都未能撤消！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左权背着受处分的包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顾全大局，上救彭总，下救机要员，心系每一位同志的安全，他把一切、甚至生命都献给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要永远学习、怀念左权参谋长，没有左权，你母亲突围不出去，就不会有你们三个孩子！’”眼含热泪的王延激动地说。

本文系《祖国》杂志社专访文章，由李令佳编辑整理。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