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郑洞国将军在古北口南天门阵地留影。

1933年初，日军悍然进犯长城各口，长城抗战爆发。任中央军第17军少将旅长的郑洞国，率部星夜赶往古北口前线，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殊死鏖战两月余。1月27日是郑洞国将军逝世28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表示怀念。

1933年3月12日，古老的长城脚下炮声隆隆，国民党中央军第2师第4旅全体官兵披星戴月，增援到达距离古北口以南约三十华里的石匣镇。虽然已是初春季节，但滞留了一冬的寒气仍在华北大地久久不愿散去，刚过而立之年的少将旅长郑洞国顾不上片刻休息，直奔军部领受任务。借着微弱灯光，第17军军长徐庭瑶紧紧握了握郑洞国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前线的情况很紧张，第25师已经打残了，有情报说日军正向古北口增兵，估计不久日本人的进攻将更为猛烈，现在命令你部即刻出发，务于天亮前接防第25师的阵地。”郑洞国晚年忆及往事，依稀记得“军长讲完，作战参谋又扼要介绍了一下前线敌我态势，以及作战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走出军部，已是凌晨1时许了”。

燕赵烽烟起，中央军北上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强调，必须切断抗日义勇军的补给通道，“经略热河，使其名实具备归入满洲国领域”，同时“确保长城重要关门的控制，调整对华北方面的战备”。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乃奉系元老，曾派代表参加“伪满”建国会议，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南京中央，就连顶头上司——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亦拿他没有办法。日军压迫关内，蒋介石秉承“一·二八”淞沪抗战指导原则，继续执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建议张学良早日解决汤玉麟，威胁山海关方面日军，使之不敢进窥北平、天津，同时打算抽调中央军六个师北上增援。

1933年1月，张学良预料热河战事在所难免，商请蒋介石“亲自莅临北平主持”，并邀中央军及晋军开进热河东部。2月下旬，热河朝阳、北票、开鲁等地先后失陷，蒋介石忙于部署第四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决定先抽调第2、第25师北上应付，第32、第44、第83师做好输送准备。南京政府动用的这几个师中，第2、第25、第83师属于中央嫡系部队，其中又以第2师最为精锐，该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征时期的党军第1旅，各级军官多为黄埔军校毕业，师长黄杰和旅长郑洞国、罗奇等人均是黄埔一期“天子门生”。

接到动员令，黄杰立即召集官兵举行誓师大会，“本师已奉到委员长的命令，即将离开潼关北上参加对日军作战，这是我们全师弟兄报国的最好机会，为保卫国家而牺牲，是我们军人最大的光荣，也是中华男儿的神圣职责”。郑洞国心里高兴极了：“那几年间部队几乎天天忙于打内战，同胞间彼此残杀，我们都有一种厌倦心理，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机会，可以为国家效命疆场，尽军人的守土之责，大家的心情不由得为之振奋。”

中央军三万余人陆续开拔，蒋介石又调配骑兵、炮兵、防空小炮等特种单位协同跟进，全部交由第17军军长徐庭瑶统辖。令人遗憾的是，张学良始终下不了剪除汤玉麟的决心，没等中央军全部到位，日军骑兵第8联队一部于3月8日轻易占领承德。消息传开，舆论为之哗然，张学良引咎辞职，南京明令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统一指挥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布防长城沿线。此时，郑洞国第4旅正行进在顺义县境内，“在通往密云的道路上，不时有些东北军的溃兵稀稀拉拉地撤下来，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前线的一些情况，我求战心切，命令部队一再加快行军速度”。

驰援古北口，扬长避短挫敌锋

古北口是山海关、居庸关之间的长城重要关口，历来属于兵家必争之地。日军占领承德，疯狂西进追击。3月8日，北平军分会急令中央军第25师防守古北口，该师不久前刚由第4师补充旅扩编而成，武器装备一般，除迫击炮外，山、野炮一应全无。日军火力猛烈，第25师拼死不退，第149团团长王润波阵亡，师长关麟征亲率师部特务连冲锋反击，身上多次负伤，后送北平协和医院调养，师长职务交由副师长杜聿明代理。

救兵如救火，郑洞国回到部队已是3月13日凌晨，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马上下令以强行军的速度疾进南天门。“尽管部队经过整日行军相当疲劳，但士气非常高昂，没有一人叫苦，也没有一人掉队，一路上安静极了，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和轻微的武器碰撞声。部队排成整齐的纵队，犹如一条长龙，在夜色中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地，悄悄地但又飞快地向前跃进。”4时许，郑洞国率部进抵南天门，办完接防手续已近黎明时分。

南天门阵地右自潮河岸的黄土梁起，左至长城上的八道楼子止，正面宽约十华里的中段以421高地为据点。郑洞国吸取友军作战经验，加紧构筑阵地，尽量编成以抵抗巢为核心的纵深配备，并修筑阵地内的交通，以利炮兵活动。16日，第2师高级军官会议在石匣镇召开，郑洞国信心十足：“本旅士兵多系北方人，平时均参加练单杠，人人均能作飞轮式表演，故臂力特强，劈刺成绩极佳，每人均配有大刀一柄，准备黑夜袭击敌人时，大刀必能发挥其特具之威力。”鉴于八道楼子地势高出南天门约一倍，郑洞国提醒黄杰必须加强戒备，但黄杰不以为然，“日本兵穿皮靴，无论如何是爬不上这几座碉楼的”，因此只派出一个连防守，实际上碍于碉楼空间有限，也不便容纳更大单位。

原以为恶战在即，没想到日军攻占古北口后暂时停止了进攻，黄杰认为不能总是守着阵地单纯防御，决心组织别动队，专门迂回敌后骚扰袭击。据郑洞国回忆，小规模的破袭战有时候亦能取得较好战绩，比如4月5日，“本师别动队在色树沟以短枪、手榴弹伏击敌人，毙敌骑兵第8联队军官一名，士兵数十名，并炸毁军车数量”。再如4月11日，“我各师别动队在敌左右两翼与敌激战，并将偏桥通承德的公路破坏，使敌后方补给断绝多次”。

然而，何应钦担心战事扩大，有碍谈判妥协，根本反对主动出击，竟然大加责备：“你们这样干，会惹起敌军进攻的，你们不出长城口去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大举进攻的。”为了应付何应钦以及平衡各旅劳逸起见，黄杰乃令第6旅换防第4旅，严密监视当面之敌。

鏖兵南天门，气吞山河壮华夏

对峙月余，日军调整部署再兴攻势，4月21日拂晓，第8师团一部正面进攻八道楼子，另以一部攻击南天门两侧高地。据黄杰日记，防守八道楼子的第6旅第16团第1营第1连官兵刚毅沉着，“至敌接近山腰，始以机枪扫射，继以大刀、手榴弹猛勇出击”。中午，敌机狂轰滥炸，守军工事毁坏严重，增援八道楼子的援兵又运动异常困难，导致东麓部分碉楼陷于敌手。军长徐庭瑶颇为恼火：“你们怎样失守，你们就负责怎样收复！”当晚，第6旅官兵奋不顾身，几次发动反击，终因日军火力猛烈，功败垂成，营长聂新、代营长吴超征先后牺牲，连长以下官兵伤亡高达1500余人。

第二天，第4旅第8团和第6旅第11团协同反攻，郑洞国回忆说：“我指挥部队由八道楼子东面五百米以外的光秃秃山坳上，在无地形掩蔽、又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向敌人发动了一次次仰攻，整整激战一日，可惜仍未能成功。眼见一批批勇敢的弟兄冲上去，又相继倒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我五内俱焚。最后，我认为这样硬攻牺牲太大，而且没有成功的把握，请示上级忍痛将部队撤了下来，并于夜间把阵地变换到田庄小桃园之线。”

日军夺得八道楼子，居高临下猛攻421高地，郑洞国传令将士们镇静地伏在工事中不动，待敌接近至我前沿阵地二三十米处，突然以轻重火力集中扫射，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日军战史记录与此大致吻合，“师团长逐次把后方兵力调到前方增援，旅团长积极督战，然而敌人凭借筑有掩体的机枪，战意仍极旺盛，毫无退却之意”。25日晚上，疲惫不堪的第2师撤下休整，由第83师接替防御，后来由于工事全毁，往南六百米退守预备阵地。蒋介石闻讯致电徐庭瑶、黄杰、郑洞国等将领，“希我将士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5月10日以后，南天门战斗再度激烈起来，日军重炮、战车、飞机轮番上阵，第83师抵挡不住，师长刘戡差一点悲愤自戕。军情紧急，徐庭瑶手中已无生力军，只得电令第2、第25师再上战场。郑洞国二话不说，率领不足两千人的队伍连夜急奔新开岭，“我感到情况极其严重，确实已到了生死关头，遂脱掉上身军衣，穿着白衬衫，提着手枪，带上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排，亲自赶到最前线往复督战，以示必死的决心”。12日拂晓，日军全线压上，防守405高地的第4旅第8团第3营营长刘玉章身先士卒，中弹负伤，咬紧牙关坚持与敌肉搏。13日中午，第25师赶来支援，伤亡惨重的第2师撤至第二线整补。

长城抗战最终以国民政府签下丧失部分主权的《塘沽停战协定》而结束，但中国军队及爱国将士的牺牲精神仍然值得后人缅怀。正如郑洞国所说，“第17军在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前后与日本侵略军苦战两月余，毙伤敌伪五千余人，自己也伤亡了八九千人，是当时长城抗战作战时间最长、战事最激烈的地方。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但还是使敌人初步认识到，中国军队是不容易对付的，中国人民是不好征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