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世纪之初风靡全球、一时风头无两的女星“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她让万人空巷的全球巡演，不是因为她热销3000万张的个人专辑，而是因为她请求法院解除父亲杰米·斯皮尔斯对自己的永久监护权。
“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
在6月23日的庭审中，布兰妮通过语音连线，向法官讲述了过去13年中，自己遭受父亲及其工作团队的虐待，具体内容包括被迫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接受非自愿并有较大副作用的精神治疗，安置节育环以致她无法再次怀孕。此外，处于监护状态下的她，完全丧失了对自己财产的使用权利，连简单的度假、美甲、按摩等需求都无法得到父亲批准，“在加州，只有被关起来的性工作者才这么惨——信用卡、现金、手机、护照全部被收走。”
在通话的最后，布兰妮说道：“我希望我能一直和你聊下去。我生怕一挂掉电话，就会立刻回到被人全盘否定的状态。我觉得自己被排挤、被欺负、被冷落……我受够了这种孤独的状态。我值得拥有和任何人一样的权利，我也想有孩子、有家庭、有自己的人生……”
2008年，布兰妮因使用精神类药物而被强制送往精神医疗中心治疗。之后，她的父亲杰米向法院申请，成为了布兰妮的“永久监护人（Conservator）”。根据美国法律，“监护（Conservatorship）”是一种将个体的个人、经济和法律决策权转让给他人的机制。对于因年老痴呆、身体或精神缺陷而无法自主作出决定的成年人，法院可以任命一位法定监护人，负责监督他的日常活动，如医疗保健或生活安排，并对它的财务事务进行托管。
此后13年，布兰妮便一直处于被父亲“监护”的状态之下。尽管在此期间，她发行了4张专辑，其中2张成为白金唱片（在美国，专辑销量超过100万张即可被认证为“白金唱片”），并在2018年进行了全球巡回演出，但法院仍判定，“她的精神状态无法自主作出明智的决定”。
在社交网络上，由布兰妮粉丝发起的“释放布兰妮（Free Britney）”运动已进行多年。自2020年起，布兰妮本人也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摆脱被父亲监护的状态。
而这一次，布兰妮本人通过连线出庭，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这13年的遭遇。这不仅牵动了成千上万关注她的粉丝的心，也让更多粉丝之外的法律研究者、妇女权利保护者乃至美国国会议员开始反思“监护人”制度的正当性。
同时，布兰妮的遭遇也引发了不少好莱坞工作者的共情。在他们看来，是娱乐圈长期盛行的厌女风气，加之狗仔娱记和大众审视的步步紧逼，共同造成了布兰妮的悲剧。
为什么身为成年人、具有基本工作能力的布兰妮还要被“监护”？是什么让她被判定为“精神失常”，被媒体和舆论塑造为一个“疯女人”？谁该为布兰妮的悲剧负责？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多家媒体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的各方观点。
撰文 | 肖舒妍
备受争议的监护权：是保护还是虐待？
“如果我能工作、赚钱、还能付钱给别人，我就不应该被监护，”在6月23日的庭审中，布兰妮提出了这一观点，“这毫无意义。法律需要改变。”
最初，布兰妮是如何“陷入”监护之中的？
2007年，布兰妮的状态一度滑入低谷。饱受舆论压力的她先是在一家理发店公开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对着镜头大喊“我受够了别人不停碰我！”紧接着又陷入了和前夫凯文·费德勒争夺两个孩子抚养权的官司。她失去了孩子的独立抚养权，仅获得探视权。在一次探望孩子却被前夫拒之门外之后，面对狗仔的长枪短炮和不断追问，布兰妮情绪崩溃，举起一把雨伞企图赶走狗仔，却被狗仔拍下了她失控的状态，放上杂志封面。一时间，布兰妮“陷入疯癫”、成为“疯女人”的传闻便不绝于耳。
2007年2月，布兰妮情绪失控之后，在理发店公开剃光了自己的头发。
次年一月的一个晚上，费德勒来到布兰妮家中，准备接走两个孩子，却发现布兰妮把自己和儿子锁在卫生间，不肯开门。警方赶到后，发现布兰妮“受到精神类药物影响”，于是将其强制送往精神医疗中心治疗。在她住院期间，杰米·斯皮尔斯向法院提交申请，获得了女儿的“临时监护权”。在2008年10月，“临时监护权”又转为“永久监护权”。
尽管此后布兰妮的精神状态有所好转，监护托管却并未因此终止。熟悉此案的律师Vivian Thoreen在《纽约时报》拍摄的纪录片《陷害布兰妮》（Framing Britney Spears）中提到，如果被监护人想要终止监护，需要向法院提交一份请愿书，并提供自己已不需要监护（或监护已经失效）的证据，但在她所参与的所有案件中，没有一个被监护人曾成功终止监护，“一旦进入监护系统，就很难再有可能脱身”。
“如果个人想要终止监护，责任应该由反对终止的一方承担（以证明监护有必要继续），但实际上，通常情况下，往往是个人必须证明他们不再需要被监护。”卡多佐法学院(Cardozo School of law)的临床法学教授、监护法专家莱斯利·萨尔兹曼(Leslie Salzman)这样表示。
“就像‘第22条军规’的规定，疯子可以免于飞行任务，但必须由飞行员本人提出申请，而本人一旦提出申请，便可证明他并不是疯子。想从监护中脱身，布兰妮必须要证明自己有管理生活以及财产的能力，但她正处于监护中，也就意味着她没有上述能力。” 支持布兰妮的导演史塔克向《综艺》杂志说道。
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该如何证明自己精神正常呢？如果布兰妮在监护状态下身心健康，则可以解释为“监护制度行之有效”；如果布兰妮对监护状态挣扎抵抗，又可以说明“她无法做出理智判断，必须接受监护”；在监护状态下，布兰妮犯的任何一个小错误，都能够作为她不宜解除监护的证据。但即使一个身心健全的普通人，也并不总能做出符合个人最大利益的明智决定。
“如果一个普通人决定，‘我要休假，喝几杯酒，吃一大堆甜甜圈，然后小睡一会儿，’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属于个人基本权利，”记者Sara Luterman举例论证，“但如果你有精神疾病或生理缺陷，这就会被视为你‘没有能力负责任地管理自己的生活’的进一步证据。”
在2020年的庭审中，法官在判决时提出，布兰妮的情况很特殊，她是一名“具有高能力的受监护人”。许多人对此感到疑惑，这显然是个自相矛盾的词。
另一方面，布兰妮的监护人人选也饱受质疑。杰米·斯皮尔斯虽然是布兰妮的父亲，却在2008年之前长期缺席她的人生，与妻子离婚多年，甚至找不到一张他和女儿合影。此外，他曾因酗酒被送进强制康复机构，多次创业失败最终申请破产。在纪录片《陷害布兰妮》中，布兰妮曾经的唱片营销总监回忆：“我不能判断杰米是个怎样的人，我只见过他一面。他对我说过唯一的一句话就是：‘我女儿会变得很富有，她会给我买艘大船。’”
布兰妮的父亲杰米·斯皮尔斯。（图源：纪录片《陷害布兰妮》）
无论是布兰妮的母亲林恩（Lynn），还是自她5岁起就认识她、之后一直陪伴她参加活动、帮助她打理事业的长期助理Felicia Culotta，都比杰米更加了解、关心布兰妮的生活状态。在进入监护状态之后，布兰妮曾多次向法院提出更换监护人，在2020年更表示，如果杰米继续掌控她的事业，她将拒绝演出。
“虽然受监护人未必能够选择自己的监护人，但他们当然可以推荐并说明希望谁成为监护人。法院应该对这一请求给予充分考虑。考虑到监护人要托管受监护人的个人事务，他要能够被对方所接受。”萨尔兹曼这样认为。而在布兰妮的案例中，她的需求显然没有被尊重。
布兰妮的支持者要求法院终止她的“被监护”状态。
加之布兰妮作为全球巨星所拥有的高额财产，进一步提高了监护权的复杂程度。布兰妮的公开资产为6000万美元，本身极为可观，同时有媒体披露，布兰妮的实际财产超过6亿美元，但大部分均被杰米转移。此外，布兰妮还要提供自己全部收入的1.5%作为“监护佣金”。很难判断对杰米而言，女儿是需要照顾的受监护人，还是日进斗金的摇钱树。
布兰妮在法庭陈述中提到，自己被要求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0小时，2018年的巡回演出和在拉斯维加斯长达4年的驻唱都是被迫签约，即便在发烧40度时她也要上台演出。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布兰妮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总票房高达1.37亿美元，但属于布兰妮的分成只有每周2000美元。
而在2020年接受法院问询时，杰米团队的律师更提出，他们将采用一种“全新的混合型商业模式”，帮助布兰妮完成事业开拓和财富增长。有团队表示，监护团队成立时，布兰妮的资产只有几百万美元，而现在已超过6000万美元，这证明了团队的监护工作行之有效。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托管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布兰妮恢复身心健康，而不是让她成为赚钱机器。
在布兰妮与杰米对簿公堂时，她不仅要支付自己的治疗费用、自己的法务费用，还要支付杰米团队的工资，杰米方的法务费用。
杰奎琳·布彻（Jacqueline Butcher）曾是斯皮尔斯家族的好友，并在2008年提供证词帮助杰米获得监护权。而现在，她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遗憾，“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在帮忙，但实际上我帮一个腐败的家族掌控了一切。”
“尽管布兰妮的情况看起来非常极端并令人不安，” Erica Schwiegershausen在《纽约》杂志中写道，“她讲述的大部分内容——例如未经同意接受药物治疗、接受非自愿精神病评估和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对任何有精神疾病经历的人来说都很熟悉。”据估计，在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智力缺陷或社交能力缺陷者被剥夺了法律行为能力，处于某种形式的监护之下。这导致了一系列虐待行为，包括强制医疗、强制避孕、强制终止妊娠、非自愿监禁、强制生活安排和行动自由受限。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剧照。
父权控制与女性反抗：一场漫长的斗争
在布兰妮所遭受的一系列限制和虐待中，“强制避孕”一点尤其令人不解，无论从任何角度都无法看作是对于布兰妮的保护。在法庭陈述中，布兰妮说道：“我希望能够结婚生子，但这却被监护团队所禁止。我的体内放有宫内节育器，因此无法怀孕。我想取出宫内节育器，再生一个孩子，可是这个所谓的团队不让我接近医生。”
限制布兰妮生育这一行为，几乎遭到了美国各党派人士的谴责，包括美国计划生育行动基金董事会主席亚历克西斯·麦吉尔·约翰逊（Alexis McGill Johnson），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和众议员南希·梅斯（Nancy Mace）、卡罗琳·马洛尼（Carolyn B.Maloney）。
“你可以打着保护的幌子强迫一个女人绝育，这太疯狂了。如果这能发生在布兰妮·斯皮尔斯身上，全国还会有多少其他女人在默默受苦？” 众议员南希·梅斯在推特上写道。
“从一开始，男人就控制着女人的身体、思想和抱负，”另一位众议员卡罗琳·马洛尼则向《华盛顿邮报》表示，“斯皮尔斯女士和世界各地的任何女性一样，理应对自己的身体、权益和财产享有完全的自主权。”
这一控制在布兰妮身上显得尤其让人心碎。在出道伊始，布兰妮的形象便与独立、自主、强大联系在一起。在早年的采访视频中，她笑着告诉记者：“我知道自己所有的合同，我知道自己所有要做的工作，我才不是那种只听经纪人话的女孩。”
曾与布兰妮合作过的伴舞也多次提到：“她绝不是牵线木偶。她是老大（boss）。”对于演出造型、舞蹈动作、演唱歌曲，布兰妮都会坚定而自信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粉丝看来，布兰妮展示出的“女人的我行我素，不必再取悦他人”，正是她最大的魅力所在。“布兰妮的形象不再只是父权制下少女形象的意义典范，而是父权控制与女性抵抗，甚至资本主义与个体之间的符号冲突（semiotic struggle）的表现。”公众号“看理想”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概括布兰妮的文化意义。
但是当时的美国大众，一方面狂热地喜爱这样一个“既性感又纯洁、既乖巧又独立”的荧幕形象，一方面却又没做好准备接受这样的女性走出荧幕、走进生活。“在‘圣经地带’出生、长大的布兰妮，身上集中了美国人的两种期望：既要穿着性感，给人暧昧的想象，又要保持纯洁的处女身；既要尽可能地触探性的界限，又绝不能越雷池半步。两种期望显然是矛盾的，这让她受到了严格的形象、行为、道德审查。” 作者李孟苏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文章中写道。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截图。
当时美国马里兰州的州长夫人肯德尔·埃尔利希（Kendel Ehrlich）甚至公开对媒体表示：“如果我有机会，真想一枪崩了布兰妮。”以此指责布兰妮给孩子们做了不良的榜样，让美国的妈妈们感到不安。
在一次访谈中，主持人当着布兰妮的面播放了这段视频，布兰妮听到后紧蹙双眉，微微摇头，“太可怕了……可是，我不是用来帮她们教育小孩的啊。”她忍不住哭了出来。
在纪录片《陷害布兰妮》中，一位业内人士提出，没有一个男孩乐队的成员会像布兰妮这样受到如此严格的道德审查。
“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发生在布兰妮·斯皮尔斯身上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一个男版的她身上。”专栏作家海琳·奥伦（Helaine Olen）在《华盛顿邮报》一针见血地写道，“想想看，有多少男明星曾在公共场合做出过疯狂的、情绪失控的、甚至磕了药似的行为。几秒内我就能说出迈克尔·杰克逊、坎耶·韦斯特和小罗伯特·唐尼的名字。小罗伯特·唐尼曾被警察带走，理由是他光着身子走进邻居家，躺在孩子的床上睡着了。当邻居拨打911时，你甚至可以听到他的鼾声。还有布兰妮的父亲，杰米——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男人，布兰妮的前夫曾申请并获得了限制令，禁止杰米靠近自己以及两个孩子。”
“管理学理论表明，人们会默认男人是有能力的，不管他们的过去如何；而女性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财务敏感、理智水平。” 海琳·奥伦继续写道，“纵观历史，监护制度和非自愿承诺制度一直被用来控制女性的人身自由和财务自由。”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截图。一位曾经合作过的演员在接受采访时如此评论布兰妮。
回看当时舆论对布兰妮的围观，以及对她“精神病”的指控，都弥漫着浓厚的厌女气息。莫伊拉·多纳根(Moira Donegan)在《卫报》写道:“历史上，许多人仅仅因为持有不受欢迎的观点，或行为冒犯了普遍传统，就被认为是疯了。女性尤其深受其害。长期以来，那些厌恶女性或觊觎女性财富的人，总能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把女性指控成疯子。”
而在纪录片《陷害布兰妮》于今年2月5日上线之后，联合国妇女署活动家蒙罗·伯格多夫（Munroe Bergdorf）在社交媒体上严肃表态：“布兰妮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当时的社会选择对精神疾病避而不谈，不愿正视女性的自我风貌，不知如何消解四处蔓延的厌女情绪。女性公众人物被媒体拿来消费。世人追捧你到制高点，为的是最终能亲手将你毁灭。”
大众审视与娱乐产业：谁是施害者，谁是受害者？
“世人追捧你到制高点，为的是最终能亲手将你毁灭。”这句话，可能道出了布兰妮悲剧的本质。
首张个人专辑《…Baby One More Time》让她一夜成名，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张，成为世界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随着喜爱而来的是大众对她从头到脚的审视，以及对她私生活永不餍足的窥探。
布兰妮的首张个人专辑《…Baby One More Time》封面。
在布兰妮10岁刚出道的一段视频中，一位满头银发的主持人问身高才到自己腰身的布兰妮：“你有男朋友了吗？……你可以考虑我。”而当时的观众，并没有人感到不适。
年龄稍长之后，布兰妮遇到的采访问题更加刻薄露骨：“你还是处女吗？”“你知道所有人都在想着你的胸吗？”而在2001年的一段电视采访中（当时布兰妮只有19岁），主持人直言：“对许多人来说，你是一个矛盾体。一面是甜美、纯洁、童贞，一面是只穿着内衣的性感荡妇。”布兰妮只好尴尬回应：“不是‘只穿着内衣’，在《滚石》的封面上是唯一一次。我在演出时不会。”
摄影师大卫·拉查佩尔（David LaChapelle）拍摄的这张著名照片登在了《滚石》的封面上，让布兰妮成为被公众凝视的对象。
一张布兰妮的“黑照”，价值100万美元，在纪录片《陷害布兰妮》中职业狗仔记者Daniel Ramos提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布兰妮的私人生活也暴露在了长枪短炮、层层包围的镜头之下。
在前文提及的布兰妮在前夫家探视孩子未果后，正是Daniel Ramos步步紧逼、追问布兰妮的心情，最终致使她情绪崩溃，挥舞雨伞砸向了他开来的车。在拍下了布兰妮的失态照片后，他摸着车上坑坑洼洼的痕迹，喜笑颜开：“天啊，这次赚大了。”凭借几次三番偷拍到布兰妮形容憔悴、情绪失控或是剃成光头的照片，Daniel Ramos赚得盆满钵满。
多年以后，《纽约时报》纪录片团队问这名娱乐记者：“你觉得自己影响了布兰妮的生活吗？”
Daniel Ramos回答：“我不这么认为。在她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她从来没对我们说‘我不想理你们，别烦我了’。”
团队反问：“她说过‘别烦我’吧？”
Daniel Ramos想了片刻，回答道：“她是说过‘今天你能让我一个人待着吗？’，但并不代表说‘永远别烦我’啊。”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截图。直播采访时，主持人问布兰妮：“你是不是希望那些狗仔队都走开？”
比起布兰妮巅峰时期温暖阳光的笑容，她低谷阶段剃光的头发、浓重的黑眼圈似乎更能勾起大众的注意、引发人们的唏嘘。
《每日人物》主笔安小庆曾把布兰妮的境遇与她笔下香港的“疯女人们”进行类比。在《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 》一文中，她写道：
蓝洁瑛顶着“四大癫王“的封号，与后来的“疯女人“们——吴绮莉、吴卓林、关淑怡一起，以肉身的磨蚀和精神的苦痛，源源不断地给香港社会供应着日常运转所需的“疯癫“样本。比起“传奇“，他们更热衷狗血和疯癫，尤其是那些从原有高阶层跌落折堕的“疯女人“的故事，因为这不仅能够满足世人猎奇的心态，还能最大程度地警示所有的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女人——在这个国际自由贸易港，这个顶级消费社会，贫穷是可耻的，阶层坠落更是不可饶恕的。
2021年3月，布兰妮·斯皮尔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跳舞的视频，配文提到，在《陷害布兰妮》上线后，她足足“哭了两个星期”，“我的人生总是被猜测、被注视、被审判。为了我的精神状态（保持理智和稳定），我需要在每个晚上跳舞，来感受野性地、作为一个人似的活着。我的整个人生都被表演在公众面前。将脆弱托付给世界、展现给世界，真的需要很大的力量，因为我总是被审判、被侮辱，被媒体搞得狼狈不堪，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新周刊》的记者眼中，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是对过去伤害布兰妮的小报的一次清算，人们希望借此将这位昔日美国偶像从疑似泥沼般的生活里解救出来。
但很难判断，布兰妮自己是否需要媒体的再一次巨大关注。对她而言，《陷害布兰妮》到底是对她的拯救，还是再一次揭开她的疤痕？就像粉丝发起的“释放布兰妮”运动，通过布兰妮社交媒体上的蛛丝马迹来解读她的生活状态，从而得出她需要“被拯救”的结论，这一方面让更多粉丝联合起来，给予布兰妮支持和力量，另一方面，也让布兰妮的隐私和伤痛暴露于公众面前。
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截图。
“世界根本无权知道有关布兰妮·斯皮尔斯的任何事情。但是，大众和媒体却喜欢对女性公众人物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进行关注和判断。每一个粉丝、记者和媒体评论员都认为自己有权了解和评判斯皮尔斯最私人的事情。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侵犯，和监护本身带来的控制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霍夫斯特拉大学(Hofstra University)公共关系副教授卡拉·阿拉莫(Kara Alaimo)发表在CNN的评论中写道，“监护是否必要，是围绕布兰妮·斯皮尔斯的心理健康和财务状况展开的。这些都是她有权保密的问题。在美国，关于这方面的隐私权规定非常明确。《纽约时报》和其他新闻媒体的报道并不违法，但很难把挖掘女性私生活理解为为了什么公共利益。”
这意味着，在屏幕之前审视、关注甚至支持着布兰妮的人们也并非全然置身事外，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悲剧的帮凶。公众号“看理想”则进一步提出，这种审视不仅伤害了布兰妮，也可能在伤害我们，在观看明星被规训的同时，我们自身也成了规训的对象——
如果身为“监视主体”的我们，总是在以自我感觉良好的傲慢态度和侵略性眼光来检视着这些明星的话，也会在不知不觉间通过自我规训的方式，默然顺从了偏见、刻板和节目所宣扬的美学标准与行为规范。——想要安全逃脱这种“全景敞视机制”（panopticism）的控制，是绝无可能的。
参考链接：
1.纪录片《陷害布兰妮》（Framing Britney Spears），《纽约时报》团队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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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是谁陷害了“小甜甜”布兰妮？》，看理想，2021-02-25，
11.《从小甜甜到“疯女人”，谁在陷害布兰妮？》，新周刊，2021-05-02，
12.《谁制造了小甜甜布兰妮的悲剧？》，李孟苏，三联生活周刊，2021-03-10，
13.《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安小庆，每日人物，2018-08-19，
撰文 | 肖舒妍
编辑 | 李永博；王青
校对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