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8年，戊子，桓帝建和二年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七》：“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

赐河间、勃海二王黄金各百斤，彭城诸国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将军、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将、大夫、郎吏、从官、四姓及梁邓小侯、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年八十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绵三斤。”

（二年春正月甲子（十九，148年2月26日），桓帝（刘志，17岁）加冠于首（按礼记大传曰：“圣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注曰：“徽号，旌旗之名也。”元服，汉书昭帝纪师古注：“元，首也。冠者，首之所着，故曰元服。”加徽号，加元服，皆新帝即位后必行之礼。）。

庚午（廿五，148年3月3日），大赦天下。

赐河间王刘建、勃海王刘悝各黄金百斤，彭城诸国王（刘定）各五十斤；公主、大将军、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将、大夫、郎吏、从官、樊、郭、阴、马及梁、邓小侯（指有侯爵的外戚之子弟，或将承袭侯爵的外戚之子弟；因非正式封侯，故号小侯）、诸夫人以下帛，各分别不等，年八十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绵三斤。）

《后汉书志第十二•天文下》：“二年二月辛卯（十七，148年3月24日），荧惑（火星）行在舆鬼（即鬼宿。二十八宿之一，南方七宿之第二宿。共四星，今属巨蟹座）中。”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七》：“三月戊辰，帝从皇太后幸大将军梁冀府。”

（三月戊辰（廿四，148年4月30日），桓帝随皇太后梁氏（梁妠）到大将军梁冀府第。）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七》：“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

（白马羌（活动于今四川省若尔盖县东南一带）寇掠广汉属国（安帝以蜀郡北部都尉为广汉属国都尉。都尉治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县）），杀长吏，益州刺史率领板楯蛮（活动于今四川省阆中市一带）讨伐打败他们。）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七》：“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顾（硕）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马氏为孝崇园贵人。”

（夏四月丙子（初三，148年5月8日），封帝弟刘硕为平原王（后汉纪作“立都乡侯子为平原王”。校注云：“范书桓帝纪作“帝弟硕为平原王”。皇后纪作“帝弟平原王石”，河间孝王开传同帝纪。又通鉴“硕”作“顾”。侯康以为“硕”是，“石”乃声近之误。按袁纪上卷言封帝弟名为都乡侯，此又言名子为平原王，与范书、通鉴又异，未知孰是”），奉孝崇（刘翼）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马氏为孝崇园贵人。）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七》：“嘉禾生大司农帑藏。五月癸丑，北宫掖廷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宫。”

（嘉禾生于大司农藏金币的地方。五月癸丑（初十，148年6月14日），北宫嫔妃居住的地方德阳殿及左掖门起火，帝移居南宫。）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七》：“六月，改清河为甘陵，立安平王得子经侯理为甘陵王。”

（六月，改清河为甘陵，立安平孝王刘得之子经侯刘理为甘陵王（以孝德皇陵为国名）。）

《后汉书卷五十五•章帝八王传第四十五》：“梁冀恶清河名，明年，乃改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经侯理为甘陵王，奉孝德皇祀，是为威王。”

（梁冀厌恶清河这个名字，第二年（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六月），改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刘得，亦书刘德，河闲王开子）子经侯刘理为甘陵王（以孝德皇陵为国名），侍奉孝德皇（清河孝王刘庆）祭祀，是为威王。）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七》：“秋七月，京师大水。河东言木连理。”

（秋七月，京师大水。河东报告，有树长出连理枝。）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七》：“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 ”

（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成立官署设置官员，又南顿管伯也自称“真人”，并企图起兵造反，陈景、管伯都被诛灭。）

荀悦出生(公元148年~公元209年)，字仲豫，汉献帝时做过侍讲，后来任秘书监、侍中。著作有《申鉴》等。汉献帝觉得班固的《汉书》难懂，于是让荀悦根据《左传》编年纪事的体例写《汉纪》供他参阅。《汉纪》共约十八万字，不足《汉书》的四分之一。时间起于汉元年(前206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由于荀悦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汉献帝了解《汉书》，所以主要是在对《汉书》进行删节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和《汉书》基本相同，区别不大。

公元148年，佛骨舍利很快被送到京都洛阳，汉桓帝一见惊嘀喜万分。不久命分发佛骨舍利并在各地建造佛塔寺院。法门寺在周原腹地圣冢上诞生。

公元148年，白马寺住持安世高法师遍读经书，找到藏经图，按图索骥，亲自到鹿台山香岩寺取走经书，用20余年时间翻译成95部115卷。鹿台山香岩寺名扬中原，后有高僧在此修建庙宇，规模宏大。每年三月初三庙会，信徒云集，香烟袅袅，人流如潮，场面宏大，盛极一时。

公元148年，西域高僧安世高来到美阳城，找了一间闲置的破屋栖身。夜半竟发现窗外一片红光，直冲云霄。他判定是佛教圣物的灵光，便带宫僧多人去射出灵光的地方发掘，半日便挖出带梵文的记事青砖及装了佛舍利的宝函。他将宝函献给朝庭，汉桓帝大喜，遂重用安世高，并在"圣冢"发掘处建宝塔以供奉舍利。

安世高与汉传佛教

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佛教作为一种文化，除了它自身主动传教的动力之外，还会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往，特别是借着民间交往的社会潜流，自然地向其他地区传播。

佛教在西北方向的传播并未以大夏为终点，而是继续向西北传播，先传至安息（即帕提亚），又从安息传到康居（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安息的疆域在公元前1世纪时西部已达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东部已占据印度的西北部，由于缺少文献，很难描述佛教在安息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

中国民间社会接受佛教究竟从何时开始已难以考证，迄今所知佛教传入中国士阶层并被记载于史的最早时间，是公元前2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致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鱼豢《魏书.西戎传》）。随后不久，佛教传入王室贵族，《后汉书》记载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英“尚浮屠之仁祠”。以《四十二章经》为代表的早期汉译佛经也开始在中国社会流传，其形式为概要式的，辑录了上座部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主旨，体现了早期佛教的禁欲主义。在佛教界，则有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建白马寺的说法。这些历史记载表明至迟在公元前后，佛教已传入中国。

汉代时期佛教在中国南北迅速传播，远及交州(今河内）。汉末士燮(137-226年）任交趾太守并领有广州，在郡40余年。当时中原战乱，交州相对安宁，南来避乱学士数以百计，不仅荟萃学术，而且佛教、道教的“异人”也集中不少，如与士燮同为苍梧人的牟子，就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佛教代表人物。牟子的《理惑论》反对将佛教与儒学礼教对立起来，认为佛教“捐家财、弃妻子”，剃头毁容，只是权变小节，“修道德”、“崇仁义”，“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才是其“大孝大仁”。佛教与儒学礼教的区别在于出世和入世，“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

东汉末年的战乱使社会各个阶层皆陷入深重的苦难和心理危机之中，这为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生根开花，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空气。人们对佛教日益感兴趣的社会表现之一，是大量汉译佛经的涌现。从汉桓帝到汉献帝的40多年间，译介为汉文的佛教经典54部，74卷，知名译者有6人，译者中最重要的二个人物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安世高本为安息国太子，这表明该国王室与佛教关系密切，生卒年不详（大约2世纪）。本名清，字世高，他博学多识，外国典籍，莫不该贯，七矅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是一位集通晓天文、风角、医学于一身的佛教徒，在西域各国远近闻名。安世高的青少年时代，国内政治斗争尖锐复杂。他对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和尔虞我诈深感厌倦，所以蔑弃荣华富贵，服膺佛教，虽然居于王宫，却自觉地严格尊奉佛教戒律，并时常举行法集宣讲佛理，同时尽力向佛寺施舍。

安世高的父王去世后，按理他应嗣位为国王。为了避免更深地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他在父亲丧事办理完毕之后，便把王位让给叔父，自己远远地离开了祖国，出家为僧，开始了修道布化的生活，“让国于叔，驰避本土”，在游历西域各国后于公元148年来到洛阳，首开汉译佛经之风。安世高来到洛阳时，佛教的信奉者多把佛教当成是一种神仙方术，因而把佛当成是祭祀的对象，焚香膜拜，祈求长生。安世高认为应当让人们了解佛教，于是萌发了译述佛经的宏愿。

时值东汉末年，中原动荡不安，灵帝末年，关中和中原地区发生了政治动乱，安世高离开洛阳，游历了江南的豫章（今江西南昌）、浔阳（今江西九江）、会稽（今浙江绍光）等地，传说还到过广州，最后在会稽被斗殴者误中而死。他在中国活动的时间约计40年左右，是中国小乘禅法的奠基人。

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译师，来华后，安世高就掌握了汉语。这时候佛教在中国已有一些影响，不论在王室还是在社会上都有了信奉者，安世高根据信徒的需求和自己的学问所长，译出了早期的一批汉译佛经。前后20余年共译出佛经34部，40卷，主要有《人本欲生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阿毗昙五法行经》、《四谛经》、《十二因缘经》、《转法轮经》、《八正道经》、《禅行法想经》、大小《十二门经》等。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佛学。

《高僧传•卷一》：“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见称。加又志业聪敏。克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尝行见群燕。忽谓伴曰。燕云应有送食者。顷之果有致焉。众咸奇之。故俊异之声。早被西域。高虽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

东汉时期传播于中国的佛教，掺杂了许多中亚或中国西部民间巫术的成份。安世高所介绍的禅慧并重的“禅数”之学，从西东来，也是善于“七曜五行，医方异术” ，并通晓“鸟兽之声”，他对中国佛教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首次比较系统地译介了上座部中说一切有部的学说，晋释道安曾以“禅数”之学概括安世高的佛学特点。

所谓“禅数”的禅，即是禅定；所谓“数”，指用四谛、五阴、十二因缘等解释佛教基本教义的“事数”，从佛典的文体上说，属于“阿毗昙”，以其能使人懂得佛教的道理，亦称为“慧”，因此，“禅数”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止观”。安世高所传禅法，影响最大的是“安般守意”，后称“数息观”。……作为一种气功，安般禅至今还在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