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夜晚，Anne躺在床上刷着手机，她用被子裹紧全身，仿佛回到了她的安全窝，她机械化地刷着视频，眼神无光，面部冷漠，一副想和世界失联的样子。

但微信还是弹出了两条消息，公司领导转给她一篇文章链接，文章标题对公司的产品有些不利。Anne是某互联网大厂的公关，平时她需要周旋在媒体、公司下辖的工作室、公司高管、财务等之间，做各种协调、沟通工作。和人交流时，Anne除了要展现自己的专业性，还要时刻给人一种热情、好沟通的感觉。看到标题，她明白这是领导让她去“灭火”。

Anne一秒就掀开被子，翻过身，开始给媒体发微信。“XX 老师”， Anne写，后面跟了“～”，两个。 她双手在手机键盘上不断地跳动，打出了一行字，默读一遍后，光标后退了几格，把一个稍微显得严肃的词语变成了更柔软的词语，又小心地在后面加了个“啦”。

Anne一个字一个字地检查、斟酌用词，全部字打完后，她又通读两遍，在几句话的结尾处，都加上了“哒”“呀”和“滴”。要发送了，Anne又最后确认了一遍，她把150多字的小作文分成了两段，又在结尾加了两个抱拳的表情符号。

按了发送键之后，Anne整个人像被抽干了，瘫在了床上。

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网上的自己变得软萌了，像Anne一样，文字交流时，会不自觉地使用“～”，“哒”“呀”“滴”“啦”“呢”等语气词，以及可爱的表情包，给人营造一种人畜无害的感觉，一些人称这叫作“文字讨好症”。

“讨好体”正在成为一种通用语言， Anne的一个朋友在工作时，文字中最经常出现的就是“！ ”和各种展示激动情绪的表情包。但现实中的她却十分严肃，不爱笑。这便是当代人的两幅面孔。下班后，Anne 看到微信信息就烦，不想再说一句话。还有人即便在凌晨2点睡，也会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在心理上，和这个世界断联。

崔庆龙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个传播心理学知识的博主，他对时代情绪有着细微而准确的体察，能把心理学知识写得深邃又易懂、浪漫而准确，他对“麻了”“累”等当前流行的社会情绪的解读，曾获得了许多人的共鸣，被称为“人类问答师”。他理解沟通的要义是“准确”，在文字沟通时，他从不使用“讨好体”，但他理解“讨好体文字”是某种社会语境的体现。

为什么我们会使用“讨好体文字”呢？我们是发自内心地使用“讨好体”，还是被迫使用呢？它真的能给我们的交流带来方便吗？以下为新京报和他的对话。

脱口秀演员杨蒙恩提到“文字讨好症”，引起网友普遍共鸣。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讨好背后的淡漠与交换

新京报：讨好体文字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在一句话中，不加“～”和语气助词等会不安，你如何理解这种心理呢？

崔庆龙：确实发现蛮多人在网上交流，给人感觉很萌、很柔软、很亲近，但我在想现实中，大家都是这么脾气好，这么好打交道吗？

我觉得首先要看这两个人交流是在什么样的角色状态下，假设像甲方和乙方这种合作关系，有一方需要求对方办事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它潜在、短暂地存在着一种权力的差异，一方需要更主动地维护关系，可能需要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友好的姿态。

但如果是日常生活中，很随意的交流也是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文字本身能承载的情感信息是非常有限的，看不见表情，咱们就只能靠这些语气，增加情绪的比重，这是为什么异地恋特别容易失败的原因，因为你在分隔两地时，更多的交流媒介其实就是文字。

这时，如果说两个人情绪状态都好的话，你随便发一句文字，对方不会过度解读，但如果说你们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情绪，有一点不安全感，一句话发过来，可能会被感受成更加不友好、更加冷漠的一个色彩。

人们使用讨好性文字，其实是担心自己给对方传递一种冷漠的态度，再往深里说，也许社会上人们普遍觉得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冷漠的，有距离的，所以，需要刻意的给它添加一点浓度。

这个动作特别像是其实平时情感没什么交集的两个人，在大街上见面了，又需要表现得很客套，就会很夸张地说：“见到你好开心”。

某种意义上，大家对关系的感受已经被这样的语言方式给反向塑造了，一个正常的对话在这种对比下反而显得比较冰冷、突兀，与其说我们想要传递善意，不如说我们是想要努力消除冷漠和敌意。

新京报：你认为文字讨好症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呢？

崔庆龙：我以前经常提及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社会疏离感，就是在疏离时代或在一个疏离社会下，大家对于同类的情感的感知是更加疏远的，更加漠然，没有情感投入的。在心理层面上，每个人都像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居住者，人和人关系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很大的，很有隔阂的。恰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才需要通过这种更加强烈的情感的信号，来把彼此间隔阂的东西暂时地捅开一下。

你说文字讨好者他们对话表现得这么亲热，这么亲密，他们真的会对彼此分享什么心事吗？或者说一些真正的很坦诚、很内在东西，我觉得比较少。我举个例子，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和我各自站在各自的家门口，咱们非常热情地打着招呼，但谁都没有想要邀请对方进家里做客的意思。

一网友羡慕没有文字讨好症的人。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孤独的讨好者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讨好”姿态呢？它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人格带来哪些影响？

崔庆龙：不管是文字讨好还是讨好姿态，它首先一个最大的影响是不能建立起来真正的关系，也许它能通过这种让渡自我、让渡权利的方式建立起来一种别人对你的需要。你对别人有某种情绪价值，别人和你相处时不累、很舒服。因为别人在你面前，可以随意地做自己，基于你对他人有益、有价值的部分，这可能会建立起一种关系，但这种关系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关系。 因为讨好某种意义上包含着表演的成分，你是在用一个非真实的你在和别人打交道，建立起的关系其实也包含着一种表演的关系性质。

另一方面来讲，每一个讨好者的内心一定是孤独的，因为这些关系其实都是在忽视真正的他，他也变成了小透明，没人在意他的情绪、需要、自我。

讨好者自我最真实的那部分其实是被压抑掉的，他会担心我提出想法，表达需求，别人是不接受的，甚至是讨厌的，他下意识地会觉得自我主张这部分是不受欢迎的，那我就把它压下去。我把别人的需求放在最前面，其实是有一种不敢确信自己是能被别人在乎的，不敢确信自己的事是重要的，是可以被别人当回事的心理，所以他就只能缩回去，讨好者有一种对自我价值的严重低估。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的“舔狗”，我知道这个词在网络语境下没有那么恶意，它是一种已经将评判色彩解构了大半的诙谐式的自嘲，但这个词指涉的行为却很典型。舔狗就是一个讨好的极致的呈现，但其实很多人并不喜欢别人这样对自己。当你过度讨好一个人时，你并不能得到那个人真正对你好的态度、意愿，可能面子上你会有一些过得去的东西，它无法换得现实的利益和实际的情感关系。

工作中，我也不觉得讨好会带来一个好的回应或者是回报，事实上，它可能是增加了沟通的成本的，当你在不断想削弱表达中的情绪，润色你的修辞、迂回，你表达的意图被准确传达、被理解到的可能性也在流失。

新京报：在现在的职场环境中，文字讨好症逐渐成为一种通用的语言，你认为它会让我们的社交或者是工作人际变得更好吗？

崔庆龙：我觉得不会，它顶多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和睦，每个人都如此的话，大家肯定都是一片祥和，好像没什么矛盾，没什么怨言，但它真的是有利于一个公司吗？我想起来以前读乔布斯传记时，苹果几个高管之间都是很激烈的冲突，他们一点都不讨好，看对方不顺眼就直接开骂。我见过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在上下级之间也是经常发生冲突的，但他们把这视作一种常态，反而我觉得这种关系更紧密，成员之间更信赖彼此的。那是一种不把冲突和矛盾视作恶意和伤害的互动情境。

直接地去捅破那层纸，把情绪表达出来的，沟通的效率其实是非常高的。你有什么想法，你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我不同意，我就可以直接反对你。大家讲道理地争执，不人身攻击，每个人都把自己最真实的主张表达出来，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

做自己可能是一件风险最高的事情

新京报：很多人在使用讨好性文字的同时，转头就在现实中，骂脏话。很多时候，我们打出的一句话，情绪、感受都是被修饰过的，这些压抑的情绪会消失吗？它会去往哪里？会对人、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崔庆龙：心理学认为，情绪如果没有被表达，它肯定是不会消失的，它是会表现成别的形式。比如愤怒被压抑可能会变成抑郁，有的人可能会躺平，会觉得很累，有的人会有一种无名火，甚至有的人会变得很有戾气，它会像幽灵一样在别的地方传递出来额外的张力，它会附着在其他情绪、状态下寻求自身的表达，尤其是那些人们感觉到莫名其妙的情绪。从躯体层面来讲，情绪对睡眠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有的人会失眠。还有些人会有一些身体症状，上火、发炎什么的，他的情绪会转化，但不会消失。

这些潜在的情绪又会转化成一种社会层面的集体诉求，让什么成为社会焦点，以及什么会被忽视。就像这几年能火起来的东西，总是包含着能给予人情感陪伴，给予人情绪共鸣，或者作为某种榜样被认同的功能，仿佛人们都在寻求一种能回应自身的东西。

新京报：压抑情绪会对人和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崔庆龙：当社会不欢迎真实的表达，你只能把它压下去。能量被压缩掉了，不能不向外爆发，那必然是一个没有活力的状态，你会变得丧、不想动，低欲望，不想争取、进取。

如果工作中，你必须表现得对别人凡事有回应，或者刻意地表现得很好打交道的，可其实你心里并不想那样，这就像你穿着一个很厚的衣服在做事情，一下班把厚重的衣服扔掉以后，你就不想动弹了，人会变得很割裂。

文字讨好症最大的影响就是给人造成了这种不必要的额外的情绪损耗，慢慢地，大家会抵触与人交流、与人沟通这件事，因为交流的大部分都是无用信息，都是那种铺垫、迂回的、表演出来的东西，真实的分享可能会越来越少，而正是因为没有这种真实分享，大家也就越来越不想交流了。

新京报：为什么我们越来越不敢做自己，表达自己真实的情绪、感受？

崔庆龙：因为做自己可能是一件风险最高的事情，这肯定是和大家对现在一些环境的感知是有关系的。

拿职场来讲，如果你做自己的话，现在可能会被裁员的，或者公司同事会孤立你，当人对环境有一种不安全的感知后，他才会把自己表现得更加的人畜无害，人一切行为本质上都是基于对环境的感受，做出的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它一定是有某种意义的。

我们去推导讨好行为背后的东西，那就看有什么样的关系需要讨好，一定是这个关系用正常的好不能去建立，不能被大家接受，或者在别人眼里，已经把它视作是一个不够热烈的回应，那就要把它更升级一些。

如果在这个环境里，你感觉大家都期待你这样，好像你只能这样，这是集体共同塑造下对个人的一种期待。

语言的异化

新京报：文字讨好症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文字的通货膨胀，比如，朋友给你发一个笑话，你要回复一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才表示你真的在笑。同时，一个词语被使用多了，它传达的真诚度就大大降低，我们必须不断发明一个新的，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在敷衍，这似乎没有尽头，为什么我们的社交变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崔庆龙：我觉得这更像一种语言的异化，就是文字已经偏离了我们本来要交流的意图和目的，类似于边际递减效应，交流的工具已经失效了，需要你把它再去升级、强化一下，才能再去用。我觉得恰恰是因为当代人之间的情感变得淡漠了，但另一方面，人心里是很渴望亲密的，这两种因素下，促成了这种对话的局面。

文字讨好症带来的文字通货膨胀。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新京报：语言不断的异化，让沟通变得越来越累，长期以来，会不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崔庆龙：我以前听人讲过，有人给他发来消息他都不敢看，或者说不想回，他觉得这个东西，让他很累。他回家以后，就不想看手机，也不想和别人联系，就想待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和任何人说话。

所以，你看就这种对话方式是一个滋养吗？它频繁出现，或者每次都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话，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消耗，因为它需要你去演一个温暖的样子去回应对方。但我现在就是态度不好、情绪不好，我不想说话，我冷漠一些，我不是更自在吗？但基于普遍都是讨好体的环境，他不敢这样说，他索性就不说了。

表达让大家很累，最后大家都不爱表达了。

新京报：现实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性格，但文字讨好症让人变得千人一面，这是不是对人“自我”的一种伤害？会对社会氛围带来那些影响呢？

崔庆龙：用心理学的话来讲，这算是一种自我的阉割，把你个性里真实的、有态度的那部分阉割掉了。你剩下就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很友善，扁平的一个人格面貌，你对谁都是这种态度，别人也识别不了你到底是谁。

我以前听过一个人描述过这样一个情况，他去一个场所，见了很多人，大家表现得都特别的友善、亲热。他出来上厕所以后，再回去的那一刻，他有点犹豫，不想进去。因为他一进去，他就马上得切换出另一个自我，一个特别有活力的、热情投入的状态，但他那一刻并不是那个状态。

如果大家都需要那种对话方式的话，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工作状态，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反而是消耗人，让人变得不想去碰这件事。

当大家都是这样一个面孔时，个性的那部分就很少被体现了。所以，人彼此间会变得更淡漠，人和人之间对彼此都不感兴趣，因为你想建立链接就非常地累。

这个感觉像朋友圈一样，最早玩 QQ空间时，有些人还会分享一些难过，或者更真实的东西，现在的朋友圈，大家好像突然之间都岁月静好了，每个人都在呈现一种非常美好、豁达、云淡风轻的心情，那些悲伤、痛苦、愤怒的东西哪去了？是没有了吗？大家的生活现在都这么美好？我不觉得。

大家都想塑造成一种让他人羡慕、喜欢的样子，下意识地觉得负面的情绪是不被接纳的、不受欢迎的，是会显得自己脆弱、不好的，就像在一个咖啡厅里，大家都那么举止得体，突然间有一个人大喊一声，会显得很突兀。

沟通重要的就是准确传递意图

新京报：文字讨好症会更多增加沟通的成本，但为什么有的人不敢拒绝别人？是不是大家对拒绝有偏见呢？大胆拒绝是不是也是一种真诚？

崔庆龙：有些人是害怕拒绝别人的，这里面包含着他自己对于被拒绝的害怕，他可能会把拒绝体验成一种敌意，或者是一种攻击，一种他人无法承受和不该承受的东西，这样的人在拒绝他人后会产生内疚感。

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拒绝，拒绝不是不友善，拒绝是任何人都可以合理表达的主张，只有在能够拒绝的关系里，每个人才是安全和自由的。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先委婉的表达，先看对方能不能识别。如果对方不能识别，这个时候，你就要更加明确地阐明态度。

电视剧《凪的新生活》里，性格老好人的女主最终学会了拒绝。

新京报：如何表达拒绝，又不破坏关系呢？

崔庆龙：我觉得首先你得非常真诚地告知对方你拒绝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事要么让你很为难，要么就是你不想做这件事，可能有很大的成本或者情绪消耗，但这不代表我对我们的关系有看法，或我们的关系不够好，我只是希望你能知晓我不做的一个自由。我觉得只要能把这个东西说清楚，一般人是不会责怪你的。

如果说你这样真诚地表达了，对方都不能体谅你，我觉得你可以去认真考虑一下对方对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意和尊重。

新京报：使用讨好体文字会让我们有安全感，但也会很累，我们如何和文字讨好症相处呢？

崔庆龙：我认为对他人的尊重其实不需要通过讨好来体现。你可以给对方一开始就释放这样一种信号，我们即使打开天窗说亮话也是安全的，你的交流状态其实可以反过来影响别人的。如果你能让别人把你识别成一个直言不讳的人，那么你的拒绝，并不会让别人感受为伤害，因为大家知道你就是这样直率的人，这样反而会增加他人对自己的信任。

当你觉得讨好体的文字确实可以很好地起到润色关系的功能，你可以带着觉知地使用它，它应当接近你的真实体验，当你想用时，你就用，觉得累时，可以不用。我们不是说要消除这个表达方式，而是我觉得它不应该彻底代替了原有的交流方式，只剩下了这一种。

新京报：从心理学视角，你觉得好的沟通应该是怎样的？

崔庆龙：我觉得沟通重要的一点就是准确地传递你的意图，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不要让一堆修饰性的东西把原本重要的意图给模糊了。

有些时候，人说话是会拐弯抹角的，比如他很在意这个事，他会表现的不在意，人会有一些相反的或故意模糊意图的下意识举动，所以，我觉得沟通的重点其实不在于要不要显得讨好，而在于让对方知道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交流的本质是意图和意图的交流，文字只是承载意图的媒介，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文体交流，我们都要知晓自己正在传递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对方是否真的接收到。

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