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6日，是焦裕禄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6月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以下简称“洛矿”）参加工业建设，曾任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6月任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他带领兰考人民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去世，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说：“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跟党走，他一生都在为党分忧、为党添彩。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永远不会过时，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发扬光大。”

近日，焦裕禄次女焦守云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与父亲的相处经历和对焦裕禄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焦守云多年来致力于宣传焦裕禄精神，现为焦裕禄干部学院名誉院长，著有《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

焦守云。受访者供图

谈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

“他拿吃的‘引诱’我让我喊他‘爸爸’，我没喊，后来愿意喊了，他却再也听不到了”

新京报：小时候父亲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焦守云：如果从我记事算起，我父亲能给我留下记忆的时光并没有几年，所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些片段。我2岁就开始在老家山东淄博，此后我跟着奶奶每年会有两次去看我的父母，然后再跟着奶奶回山东老家。

我印象中小时候很少喊“爸爸”。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拿着吃的“引诱”我让我喊他“爸爸”，但是我也没有喊出来。我11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到兰考，那时候我也不喊他，我当时说的是山东话，跟他们的口音都不太一样，另外也是跟我父亲有点生分。到后来，我能喊出“爸爸”了，也愿意喊了，可是他却再也听不到了。

新京报：你最近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线，去了哪里？

焦守云：我最近去过洛矿，洛矿其实我是经常去的，然后又去了尉氏县。尉氏县我父亲去过两次，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那里打土匪。同时也是在那里和我母亲结成了伴侣，尉氏县是我母亲的老家。

我父亲去洛矿的时候是农业支援工业，后来工业支援农业，我父亲作为工业干部，又回到了尉氏县。我父亲就是需要他做什么，他不讲任何条件和代价，完全服从组织的安排。父亲第二次去尉氏县，大概待了半年。当时兰考县需要一个县委书记，但是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

谈焦裕禄赴任兰考

“当时父亲的肝炎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以这个为借口，组织也绝不会难为他”

新京报：焦裕禄是在什么背景下去的兰考？

焦守云：当时的开封地委书记是张申，他跟我的父亲是老相识了。1948年他是尉氏县县委书记兼县长，我父亲是他的部下，他对我父亲的品德、能力特别了解，知道他是有胆识、不怕苦、不怕困难的人。他在94岁的时候我又见过他一次，他喊我“宝宝”，他说：“‘宝宝’啊，我这一生做了一件好事，给党培养了一个好干部；也做了一件坏事，把他派到了最艰苦的地方，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爸爸有病，如果知道，绝对不会让他去兰考。如果当时不去，可能他也会活到现在。”

尉氏县和兰考县都是开封地区的，所以我父亲对兰考的情况是了解的。其实当时父亲的肝炎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他要以这个为借口，组织也绝不会难为他。可是我父亲二话没说，当即表态：“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

我父亲到了兰考以后，就拼了命地干。他是一个看不得劳动人民吃苦的人，老想着赶快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父亲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焦裕禄手迹“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图片来源：新华社

新京报：当时你母亲对这个决定支持吗？

焦守云：其实当时我母亲是不想去兰考的。原来我父亲在洛矿，虽然工作很忙，但我们生活条件还是挺好的。父亲在洛矿是中层干部，当时一个月工资有170块，这在当时属于比较高的收入了。当时的学徒工每月只有18块钱，我妈妈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当时是普通的干部，每个月工资是40多块。后来父亲到了兰考，工资是130块。单这一条，就是一个考验。

父亲刚去兰考的时候，母亲并没有跟着一起去，思想上也别扭。后来母亲还是心疼父亲，几个月后也跟过去了。

谈焦裕禄的亲民爱民精神

“他兜里只要是有钱或者粮票，都会掏干掏净，救济穷人，甚至把衣服都送人，回到家就说弄丢了”

新京报：焦裕禄最后一次回山东老家是什么时候？

焦守云：父亲最后一次回老家是1964年的春节，当时他就明显感觉身体不太好了，他心里大概已经知道，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回去了，临走对着我奶奶招手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当时回去的时候他手里没什么钱，还跟兰考县委互助组借了300块钱。其实父亲当时的工资并不低，可仍然不够花。用我母亲的话说，他出门兜里就不能带钱，特别是下乡的时候，看到谁家里过得不好，他兜里只要是有钱或者有粮票，他都会掏干掏净，救济穷人，甚至把衣服都送人，回到家就说弄丢了。他去世后，有两个农民哭着来到家里，拿着衣服说：“这是焦书记给我们的衣服，当时看我们冻得不行了，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们了。”这时候我母亲才知道他的衣服不是丢了，而是给别人了。

新京报：你如何看焦裕禄的“亲民爱民”，他与老百姓是如何相处的？

焦守云：我父亲有一个习惯，就是访贫问苦。他到比较贫困的人家里，有时候对方会排斥，我父亲一进门先冲人家笑，然后看到跟我奶奶年龄差不多的老太太，就喊人家“娘”，这一声“娘”，一下就拉进了与群众的距离，慢慢就成了“自己人”了，好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近期河南杞县档案馆发掘重现了我父亲1952年在杞县土改工作中写下的手稿，里面也有类似内容的记载，这都是我父亲自己写的，就说明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是到了兰考才这样做，他这个作风是走到哪带到哪。

我给电视剧《焦裕禄》写主题曲，名字就是《喊了一声娘》，就是根据我父亲喊“娘”的这个习惯。我们老家山东淄博，特别讲究孝道，我父亲受这个思想影响还是很大的，在他的观念里最好最亲的人就是娘。而且我父亲在工作上特别讲究方法， 比如当时我父亲为了召集老百姓来开会，就拉二胡，吸引大家前来。等到我父亲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开讲党的方针、政策。我父亲二胡拉得特别好。父亲在小学四年级时参加了学校的雅乐队。二胡、小号，他都勤学苦练。特别是对二胡，更是弓法娴熟。

新京报：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怎样诞生的？

焦守云：1966年，也就是我父亲去世两年以后，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原本计划带着另外两名记者到豫东去采访，但是另外两名记者冯健和周原当时坐错车了，坐成了到兰考的车，当时就将错就错，就地在兰考采访。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看到他们非常激动，就拉着他们不让走，连哭带说，就跟他们描述我父亲的事迹。两名记者也是非常感动，就给穆青报告了这个事情，随后穆青也到了兰考，后来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父亲的事迹就被更多的人知道了。

谈父亲的形象

“他不是那种‘苦行僧’式的人，有幽默感，情商很高，而且热爱文艺”

新京报：在你心里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焦守云：做人讲感情，做事讲担当，这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要是不讲感情，他会冲老百姓喊“娘”吗？这也不是随便喊的，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是苦过来的，他知道劳动人民的苦。他临终前交代我们说，你们眼睛里要能看见受苦人的眼泪。

再一个就是做事讲担当。别人不愿意到兰考去，他不仅去了，还拼了命地在兰考干。1958年，当时他所在的车间承担试制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在苏联专家撤走的情况下，他作为车间主任，领着大家把整台苏联机器上的上千个零件全部拆解下来，一件一件熟悉，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成功完成了研制任务。

其实我父亲并不是那种“苦行僧”式的人，哪有人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累的呢？我父亲在生活中有很多爱好。他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身高一米七八，在那个年代算是高个子，性格非常随和，待人真诚，有幽默感，情商很高，而且热爱文艺，有些文艺“范儿”，会拉二胡、会跳舞，曾在哈尔滨、大连、洛阳这样的大城市工作，接触过很多新潮的东西。父亲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每天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上衣服虽然很旧，但是洗得干干净净。他文章也写得好，在大连起重机器厂时，经常给他们的厂报、广播电台写文章，我父亲这辈子最高档的一件衣服就是我母亲用他的稿费给他买的。

每次回忆父亲的往事，就感觉父亲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我讲的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我也不抬高，也不说我父亲有多伟大，我也不说我有这样一个父亲有多骄傲。我们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这是我们一辈子的悲哀，不是我们一辈子的骄傲。

新京报：你认为在焦裕禄的人生中，哪段经历对他的影响最深？

焦守云：我认为有两段，一是在抚顺，二是在宿迁。我父亲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1943年秋天，他终于逃出虎口，到江苏宿迁给地主当长工。

抚顺是著名的煤炭基地。为了节省成本，侵略者用“人肉开采”的办法，毫不顾惜矿工的生命。我后来去他下煤窑的那个地方，再想往前走周围的人就不让我去了，说不安全。但我是特别想看看我父亲在那一段时间受的什么苦，怎么九死一生又逃出来的，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就一直在发抖。

父亲逃回家乡之后，因为没有良民证，寸步难行。家乡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去了江苏宿迁逃荒。这段经历父亲自己有记载：“1943年，我21岁，逃荒到宿迁县城东15里双茶棚村，在已早逃荒去的黄台村几家老百姓家住下……我在胡家当了2年雇工，第一年挣五斗粮食（每斗14斤），第二年挣一石五斗……”

我父亲的这两段经历是让我最有感触的。父亲在那里受的那个罪，我回想起来心里都是一颤一颤的。至于后来在洛阳、在兰考，我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谈对母亲的印象

“你们在外面惹了事，人家不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人家只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

新京报：在你心中，你的母亲是个怎样的人？

焦守云：我母亲性格比较内向，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到她笑。她的文化水平比我父亲高，我姥爷过去是教书先生，当初父亲学俄语还是我母亲教他的。那是他在洛矿工作的时候，当时洛矿也属于苏联援建厂矿，图纸符号用的都是俄语。不过很快我母亲就教不了他了，他就去跟苏联专家学。苏联专家说白天上班，晚上就去跳舞，没有时间教。我父亲就去学习跳舞，跟苏联专家套近乎，一边跳舞一边学习俄语。

我母亲属于我们焦家家风的第一继承人。她说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最狠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当时都有点接受不了的一句话：“你们在外面惹了事，人家不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人家只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这句话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多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恪守家风。

新京报：你的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生活是怎样的？

焦守云：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极深。1966年长篇通讯发表以来，母亲是哭着过来的。多年来看过她最多的场景就是对着我父亲的遗像流眼泪。每次搬家，她首先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再抱到屋子里。

那时候到我们家去的人特别多，今天来一批，明天又换一批，问我父亲的事迹，我母亲几乎天天讲，讲一次哭一次。当时我就已经懂事了，天天看着我母亲哭。有人去看她，一提起我父亲她就哭。后来就把眼睛哭坏了，年纪大了以后不哭的时候也流眼泪。

新京报：在母亲眼中，父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焦守云：我妈妈曾经对我说，我父亲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聪明，二是刻苦。母亲说他不是一般的聪明，“你们兄弟姐妹6个，加起来都没有你父亲聪明。”母亲半开玩笑地说，但是能看出来她很崇拜我父亲。

我父亲聪明和刻苦的特点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时候就能看出来。1954年，父亲被选派到哈工大深造，只有高小文凭的父亲白天上课晚上学习，熄灯以后打着手电筒讨论数学题。尽管学习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也通过了考试，还是优秀学员。他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能在极短的时间里突击学习工业知识，成为车间生产工作的行家里手。

谈宣传焦裕禄精神

“既然事情总要有人去做，那我就把事情做好”

新京报：有人说你是焦家的“外交官”，当初你是如何承担起焦裕禄精神的宣传工作的？

焦守云：长篇通讯发表以后，我们家人就一直在宣传焦裕禄精神。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主要是由她来做这个工作。2005年我母亲去世以后，这个任务主要就由我来做了。为什么是我呢？我母亲从50多岁的时候，都是我跟着她。我母亲有比较浓重的口音，我在无意中也充当了翻译的角色。再加上我母亲本身就不善言辞，有时候也需要我做一些补充。时间长了之后，对于我父亲的一些事迹我也比较熟悉了，对我母亲讲话的风格，哪些想说哪些不想说，都比较了解。比如有一次，有个记者问及她当年跟父亲谈恋爱的情况，母亲就权当没听见，只字不答。我母亲那一代的思想，她心里大概就想：“我们怎么谈恋爱，怎么能跟你说呢。你这小孩子，怎么也打听这事儿？”

后来关于我父亲的事，我们家基本都让我来讲。我的性格比较外向，爱与人打交道，话比较多，所以有人说我是焦家的“形象大使”。但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大使，既然事情总要有人去做，那我就把事情做好。我一直致力于宣传焦裕禄精神，也确实把宣传焦裕禄的事迹当成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我始终都铭记着父亲的教诲。

焦裕禄资料照片。图片来源：新华社

谈焦家家风

“父亲临终前嘱咐我母亲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伸手，不能跟组织要救济、要补助”

新京报：你对父亲临终前有什么印象？当时对你们说了什么？

焦守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那时候其实我们都还小，对一些事情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姐姐焦守凤是记得的，父亲临终前对我姐姐说：“我没有什么可留给你的，只有家里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我父亲把唯一值钱的物品留给了我姐姐：一块罗马牌手表。他说：“这个我已经用不着了，你现在已经是工人了，你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你是老大，你要帮着妈妈带好弟弟妹妹。”

那块表是父亲唯一值钱的随身物品，是他买的二手罗马表。姐姐对这块表爱若珍宝。2009年的时候，姐姐把这块表捐赠给了兰考的焦裕禄纪念馆。捐赠的时候，姐姐抱着这块表大哭了一场，她说：“这是我父亲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但是你们觉得想让全国人民都看看，那我就交给你们。”她当时是很不舍的。

父亲的事迹确实是感人。从我的角度，并不一定要说他有多么伟大，但是父亲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深，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感触也越来越深。一开始是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现在非常珍惜回忆父亲的日子。我每次谈及父亲，都是对父亲的一次回忆。

新京报：你如何看焦家的家风？

焦守云：焦家家风这些年一直都在提。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还小，其实并不理解，后来大家说得多了，我们也慢慢长大了，逐渐理解了。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印象中跟我们说得比较多的主要是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再就是不能搞特殊化。

父亲是劳动人民，小时候趁我们的假期，父亲会带我们下乡参加劳动，捡红薯、拾麦穗，然后颗粒归公。

艰苦朴素这也符合父亲在世时的作风。从小我们的衣服就是老大穿了老二穿，一直到彻底没法穿了。1966年我在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还是大姐穿过的衣服。当时连袜子都没有，鞋子是我舅妈做的。

父亲生前一直要求我们，领导干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父亲临终前嘱咐我母亲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伸手，不能跟组织要救济、要补助。他对我们要求很严。父亲在兰考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大哥焦国庆年纪还小，不懂事。有天晚上他高高兴兴地回来，说自己去看戏了，父亲问他谁给的钱买票，哥哥说没买票，售票员知道他是焦裕禄的儿子就让他进去了。父亲当时就批评了哥哥：“演员叔叔阿姨在台上又唱又演的，满头大汗，不买票就是看‘白戏’，你现在会占小便宜，长大了就会占大便宜。”第二天父亲就领着哥哥去补上了2角钱一张的票。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焦守云：有时候我也会看到关于我父亲的电影片段。新时代下，我们还是需要老一辈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儿子有一次跟我说：“妈妈，我现在遇到事情做决定的时候，我就先想想，如果是我姥爷，他会怎么做。”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泪水唰就掉下来了。

现在年轻人有他们的优点，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学历也普遍比我们那一代都高。但是同时还是要向老一辈学习他们的长处，焦裕禄精神不能丢，要传承和弘扬。

新京报记者 李京统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