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剧照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一封加急军报送到了曹操的案头上。

这份情报内容很简短：刘备从孙权手中借得南郡之地，已经入主江陵（今湖北荆州）！

这个消息对于曹操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以至于手中的毛笔落在地上，他竟浑然不知。（《三国志.鲁肃传》）

这段记载看起来似乎有些好笑，因为早在建安十四年冬季，曹仁已经在孙刘联军的猛攻之下，从江陵仓皇撤退，转而驻守樊城，江陵旋即落入周瑜之手。也就是说，江陵城无论在谁的手里，和曹操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那么，曹操为什么会对孙刘之间的这次交易如此重视呢？

就在一年前，从赤壁之战的失败中恢复元气的曹操将战略方向转向了淮南地区，不仅在谯县、合肥一带操练水军，还在扬州设置“郡县长吏”、发展屯田，摆出了一副要和孙吴长期作战的架势。（《三国志.武帝纪》）

曹操的目的很明确——孙吴军力不足，在千里长江之上，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孙吴将防守中心转移到淮南地区，那么江陵一带必然会露出破绽。而兵力占据优势的曹魏却完全可以应付荆襄和淮南的双面作战，自然占据更大优势。

但就在这时，刘备却横插一杠子，不仅将孙吴的军队从江陵地区解放了出来，同时还以江陵为前进基地，威胁着许都等地区的安全，直接导致了这一战略意图的破灭，也就难怪曹操会震惊到这种程度了。

刘备借荆州是对于曹魏预定战略方针的重大打击

面对这一情况，曹操无奈地更改了战略方向，将平定西凉作为他的新目标，这就给了孙吴和刘备充分的时间整顿军备、扩张实力，进一步加大了曹操一统大业的难度，这一切，都因江陵城这一地得失而起。

如果再往前追溯到曹操占据江陵，促使孙刘两家联手抗曹，以至赤壁大败的话，甚至可以说，江陵是使得天下最终鼎足而三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军事要地，以孙权夺取荆州为转折点，渐渐地从三国的军事舞台中退居二线，再也没有像三国前期一般战事频发，驻守在此地的兵力也逐步削减，这不禁使人生出疑问：江陵的军事地位是如何由盛转衰的？

一、江陵城的地理位置及军事意义

俗话说，“读史不读图，读了也白读。”要理解江陵城的军事地位为何重要，我们首先就要从它的地理位置说起。

江陵地形图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江陵城处于整个江汉平原的核心区域，水土丰饶、物产繁盛，能够为军队提供大量粮草给养，极为适宜屯兵驻守。同时，江陵城紧靠长江北岸，同时是交通要道“荆襄道”与长江的交汇处，兵员、物资的运输都极为便利，附近平坦开阔的地形也利于大部队的展开和机动。

此外，从江陵出发至襄阳、樊城，直线距离不到400里，以当时部队的行军速度，十日之内必然能够抵达。一旦这两处要塞失陷，孙刘的军队便可进抵南阳盆地，进而穿过伏牛山与大别山之间的“方城缺口”，面前便是广袤的平原地区和许都、洛阳等重镇，曹魏再也无险可守。

江陵与襄阳的位置关系

正因如此，对于曹操来说，只要占据江陵，“战”可顺流而下，直逼下游的江东腹地；“守”也可将孙刘的势力压制在长江南岸，为襄阳增添一重保险，而对于孙刘双方而言，这里就是挺进中原的前进要塞，关乎夺取中原的终极目标。

如果用围棋术语形容江陵城的军事地位，那就是“势力消长之地”，正如顾祖禹所言“盖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读史方舆纪要》）

二、赤壁大战后孙、刘对于江陵城的经营

当孙刘联军攻陷江陵之后，此次战事的总指挥周瑜顺利成章地接过了江陵太守的重任。周瑜在屯驻江陵的同时，派遣程普、吕蒙、吕范等将领分别驻扎沙羡（今武汉市江夏区）、寻阳（今武穴市龙坪镇）、彭泽（今九江市彭泽县）等地，布置了一条从今天的荆州市到九江市的沿江防御体系。

周瑜剧照

周瑜的这一系列军事部署，充分体现了他“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战略方向。在他的计划中，在稳固长江防线的同时，将江陵作为进军巴蜀的前进基地，待到夺取益州、汉中等地之后，再集中兵力与曹军在襄阳一带展开决战。

应当说，周瑜的这一战略规划是相当有可行性的。当时，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损耗大量兵力，元气未复，又有马超等在西北掣肘，一时间无力南下侵袭；刘璋、张鲁等势力暗弱，难以与吴军相颉颃；刘备虽然是这一战略的隐患，但实力较弱，只有位于长江南岸的公安地区这一块根据地，也不可能掀起太大风浪。因此，如果周瑜的战略能够实施的话，整个三国时期的形势就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然而，天不假年，周瑜在制定完这一战略方针后便猝然而逝，继任的鲁肃虽然长于谋划和外交，但在统率作战方面与周瑜尚有相当差距，加之此时曹魏在淮南地区蠢蠢欲动，孙吴分兵乏术，只得将这一战略暂时搁置。

鲁肃的军事能力与周瑜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就在孙吴进退两难之时，刘备抓住了这一微妙时机，向孙权提出借南郡之地的方案，在鲁肃的大力支持下，刘备终于获得了这块军事要地的掌控权。

在刘备初掌南郡之时，由于吴军的撤出，加之江陵地区连年征战，兵力来源不足，刘备尚不敢将主力放在江北，而只是派关羽、张飞等人驻扎与此，与自己所在的公安隔江相望、互为犄角。

然而，江陵地区的强大生产能力很快便发挥了作用，建安十六年，当刘备应刘璋之邀，入蜀应对张鲁时，其手下的部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建安十九年，诸葛亮、赵云、张飞等又按照刘备的指令由水路进攻益州，虽然史书上并未明确记载此时出征的兵力，但就该路军队自江都（今重庆）便分兵北上、一路势如破竹的记载来推算，兵力至少不会低于三万人，如果再加上负责后勤支援的部队和民夫数量，应当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可见当时江陵的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已经恢复到相当的程度。

自诸葛亮入川后，关羽成为了蜀汉在荆州地区的实际管辖者。虽然关羽在此地驻扎的时间仅仅只有五年，但在这五年之中，关羽大举修筑江陵城，使其成为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同时这一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恢复，为蜀军提供了大量的兵员和给养，奠定了关羽主动出击曹魏的物质基础。

关羽真正“威震华夏”便是在镇守荆州之时

在这五年中，关羽之所以能够在于曹魏的战争中占据主动，甚至将战线进逼到汉江北岸的樊城一线，创造“水淹七军”的辉煌战绩，都是与江陵地区的强大保障能力分不开的。

三、江陵军事地位的转折点

建安二十四年，孙吴趁关羽围攻樊城的机会，偷袭江陵得手，不仅一举击破关羽，更吞并了几乎整个荆州地区，获得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控制权。

这一次奇袭作战虽然极为成功，却成为了江陵城军事地位的转折点——

蜀汉章武元年七月，为了给关羽报仇，蜀汉大军倾巢而出、挥师东进，与孙吴展开了著名的夷陵之战。在这场大战中，蜀汉与孙吴在夷陵、江陵地区先后相持了六个月，使江陵地区再次陷入了战火之中。

夷陵之战

虽然陆逊以最终以火攻之计击败了蜀汉的进攻，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成果，但就在这场大战结束后仅仅两个月，曹魏大军便在曹真、夏侯尚、张郃等名将的率领下，自襄阳一路南下，在江陵城与吴军展开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攻防大战。

此时，驻守江陵的是孙吴大将朱然。在曹魏大军的巨大压力之下，朱然率领守军拼死抵抗，一度陷入了弹尽粮绝的绝境之中。而此时驻守夷陵的陆逊为了防备蜀汉二次来袭，迟迟无法抽调兵力进行援救，导致了这场围城战持续了六个月之久。

这场守城战使得朱然名声远播

虽然朱然最终守住了江陵城，但连续两场大战，使得江陵地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百姓逃亡、田地荒芜、疫病横行。在此之后，孙吴不仅放弃了江陵北部的临沮、旌阳等县城，还将此江陵百姓大量迁徙至长江南岸居住。从此时起，江陵城成为了孤悬江北的唯一要塞，其军事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再也无法对曹魏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四、孙吴放弃江陵的深层原因

孙吴之所以不再重视江陵城的防务，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是来自外部形势的重大变化与孙吴战略思想的改变。

在夷陵之战前，荆州地区的主要威胁来源于北部占据襄阳地区的曹魏势力。但自从蜀汉立国后，加之孟达降魏导致新城三郡归于魏国，与此两处交界、又位于三峡峡口的夷陵地区军事地位陡然上升，成为了关乎孙吴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地区。因此，在夷陵之战后，孙吴在此专设军镇、屯扎重兵防御。虽然江陵地区的位置也相当重要，但在此时已经不是孙吴政权的当务之急了。

此外，自曹魏建造完成合肥新城后，淮南地区便成为了魏、吴两国之间的主要战场，自魏明帝青龙元年起，孙吴多次向合肥新城用兵，但都无功而返。为了保证这一地区的军事平衡，孙吴不得不将防御重点转移至淮南地区，江陵地区的防备自然也愈加松弛。

在外部形势变化的同时，孙吴内部的国家战略方针也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孙吴政权建立之初，掌握军政大权的周瑜、鲁肃等人皆是皖南豪族地主的代表，虽然这些人在江东建功立业，但北伐中原、恢复故地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然而，随着周瑜、鲁肃的相继故去，以陆逊、顾雍为首的江东士族登堂入室，成为孙吴朝廷中的主流力量。这些人在江东地区根基深厚，进入朝堂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家族在孙吴政权中的利益，并没有争霸中原的迫切诉求。

因此，在这些人的要求和影响之下，孙吴的战略方针由最初的“克复中原”转为了“限江自保”。

所谓“限江自保”，便是以长江天险为屏障，将国家发展的重点方向转向西部和南部地区，而对于北方的曹魏采取保守自固态度，即使对其发起军事行动，也多为试探性的进攻，一旦战事不利，便退回江南进行防御。

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孙吴政权一方面大力拓展岭南地区，甚至积极渡海通商，与琉球、交趾等地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对于长江北岸的江陵地区则采取防线后撤、被动防御的态度，即使在曹魏一度放弃襄阳、转屯宛城的天赐良机到来时，也没有坚决地占据并守卫住襄阳这一军事要地。

虽然在孙吴政权后期，名将陆抗曾上书要求在江陵一带增加驻军、加强防御，但积重难返，日趋昏庸的孙吴统治者已经难以认识到这一地区的重要性，造成了长江北岸地区防务废弛、无险可守的窘境。

西晋泰康元年二月，在杜预所率领的晋军猛攻之下，江陵城仅仅坚持了九天便告失陷，孙吴在荆州地区的统治随之崩溃，最终导致了政权覆灭的结局。

参考文献：《三国志》

《晋书》

《资治通鉴》

《水经注》

《读史方舆纪要》

《元和郡县图志》

《六朝通鉴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