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一天，坐在公交车上，突然在大学群里听到“大家好！”收到了信息。杨超玲因病今天不幸去世，非常悲痛！他的追悼会定于明天下午举行，有时间的学生可以与赵庆育联系。

告别现场

我一怔，心头一紧，说不出来的落寂。

他才52岁，人生和事业正当高峰，就这么突然走了。仔细想想，这几年来，他几乎没在群里冒泡了，我的微信朋友圈，他也很久没在里头点赞。

之前我还奇怪，他可能太忙了，或者厌烦了这种隔空的互动方式。却不知，原来这几年，他早已身患重疾，饱受折磨，在与病魔顽强战斗。

杨初玲是我大学的同学，男生，却有着一个女孩的名字，因为名字，还闹过不少笑话。大学报到时，宿舍是早已分好的，看到床头贴着的名字“杨初玲”，上铺的曹敬育突然叫起来：搞错了吧，怎么把女生分到了我们宿舍？上大课的时候，老师点名，新生要站起来，个儿高高的杨初玲弓腰站起，立刻引来老师惊诧的目光，同坐一个教室的其他院系同学也暗自窃笑。

大学时代的杨初玲

杨初玲皮肤白皙，长得很秀气，家乡在浙江的温岭，是个出产柑橘的地方，他说他们那里靠柑橘创收，家里每年有几万的收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几万可不是个小数字，我心想，原来他家还是个“地主”呀！春节寒假后，我们都带了各自家乡的特产，杨初玲带的是家乡的柑橘给大家品尝，红红的，颜色很鲜艳，味道也很甜。

杨初玲的床和我头抵头，紧挨着。他喜欢打牌，痴迷于拖拉机、桥牌。我们宿舍还玩大富翁游戏，隔壁宿舍的同学都挤进来，一屋子人吵吵嚷嚷的，场面有点热火朝天，他也是大富翁游戏的主力。拖拉机（双升），一般用两副牌打，四个人上，有时大家都想玩，就八个人一起上阵，用四副牌，那真是全民狂欢的时光。诸般娱乐活动，都少不了他。

玩多了扑克牌，也会腻，或者因为有人考试没过关，就把扑克牌扔到了进门的水泥暗楼上，那里是存放大家行李箱的地方，积着厚厚的一层灰。不过，往往是没隔多久，大家心痒了，又想打牌，杨初玲个儿高，总是他拿了晒衣的竹竿，搭了凳子，在暗楼上翻找。

有段时间，大家喜欢上看电影，学校附近玄武礼堂，晚上的电影一般连放两部，票价只有一部的价格，相当于看一部送一部。有时，我们整个宿舍会相约一起去看电影。八个人走在寂静的街上，说说笑笑，非常热闹。那时候，南京的晚上，八点钟以后，几乎所有店铺都会关门歇业，街上行人很少，除了新街口一带，整个南京，几乎没有夜生活。

那个年代，也没什么课余娱乐，我们俩都喜欢看电影，一般大家周末才看一次电影。我和杨初玲瘾大，有时一周看要两到三次，《简爱》、《蝴蝶梦》、《出水芙蓉》等等，我们前前后后看过五次，也不厌烦。

我和杨初玲都不是爱学习的那种人，上大学后几乎放了鸭子，散漫自由，晚上经常不去教室上自习，作业就糊弄下，能交差就行。他学习很厉害，高中是学霸，考大学的分数，离清华大学都不远。就这样玩玩打打，大学四年，杨初玲也从没补考过，不得不让人佩服。

毕业后，我们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2010年，大学毕业快20年了，我们相聚在小汤山温泉，那一次，我们俩都特别兴奋，喝多了酒，楼上楼下闹。大学毕业后，杨初玲分到嘉兴一家外资企业上班，那次聚会，他带了嘉兴的特产“粽子”送给同学们，我那时还在北京独自漂泊，也不爱糯食，就没拿。

第二次，是2015年到曹敬育的老家阳澄湖吃大闸蟹，同宿舍的八个人，到了六个。我们先在无锡碰面，第二天才一起开车去阳澄湖。

在无锡的一家酒店，我们四个人喝了点酒，回忆着上次醉酒的往事，他递给我的香烟，是我们武汉产的软包装的黄鹤楼，当时一盒卖60元，我不抽烟，他说平时也抽的不多，场面上应付下，烟是别人送的。

那时，他已经辞职，在常州一家大型轮胎企业做总工程师，负责企业开办采购的相关事宜，我还开玩笑，能不能照顾我下，分给我一点生意，他一脸认真地说：“我们现在主要是基建和购买设备。”我笑了笑，除了出书卖书，我好像也不会做其他的了，大学学的专业知识，几十年前就已经还给了老师。

时光飞逝，一晃大学毕业都三十年了，同学们没再闹着聚会，因为疫情，也因为岁数的原因吧，毕竟，虽然交通发达，大家都分居在全国各地，距离遥远。

时间就像一把温柔的刀，慢慢地雕刻着我们的记忆和面容，很多往事都慢慢褪色，我翻开相册，那些消逝的岁月若隐若现，我拉不动它，自己也进不去了。

脑海里，还是杨初玲从前的模样，头发有点长，很黑，遮住了眼睛，戴着一副深色的眼镜，笑容恬静而温和，目光纯净如水，就如那个简单生活里没有张开翅膀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