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按照人民至上和以生命为本的原则，坚持动态清零措施，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随着奥密克戎毒株不断变异，传染性大幅跃升，各级政府不得不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与隐形之敌旷日持久的斗争仿佛永无尽头，公众难免产生厌倦、疲惫、焦虑的消极心态。研究表明，负面事件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失控感，诱发不安、紧张、恐惧等负面情绪（马志燕等，2021），而疫情何时何地出现正是高度不确定、不可控的。在出现疫情后，民众又会联想起过去大规模封城、隔离等灾难性场景，进一步强化了负面情绪，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心理过程常常导致认知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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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是个体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包括感知、想象、记忆、推理等心理过程。两种相关联的认知之间要么相容、一致，要么彼此不协调。费斯汀格（Festinger,1957）认为，当两种认知相互矛盾、产生冲突时，会引发个体强烈的不适感，这种心理现象就是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的原因，通常是个体接收到与固有观念相矛盾的信息，或者是个体的行为违背了自身的信念。认知失调促使个体改变思想或行为，来消除自相矛盾造成的紧张情绪，从而恢复心理平衡。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体验到认知失调。比如因接收到的信息与固有观念冲突而导致的认知失调：明星因丑闻而人设塌房，往往给狂热粉丝的心灵造成深深的伤害；唐山打人事件引发全民愤慨，因为无法无天的恶行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底线。又如因行为违背了个人信念而导致的认知失调：明知不该熬夜，却躺在床上玩手机到深夜；明明手头有紧迫任务急需完成，却迟迟不开始；拖延癌晚期，越拖越焦虑。此外，还有决策后认知失调，人们在多个备选方案中做出抉择后，会倾向于用已选方案的消极面与未选方案的积极面去比，若此决策事关重大、影响长远，则容易产生极不甘心的后悔情绪，这也是一种认知失调。为逃避这种认知失调，很多人患上了选择困难症。

如何应对疫情，国内外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每一种选择都有其利弊得失。任何一种防疫路线，都可能让部分民众拿本国路线的代价与外国路线的好处去比，产生不满情绪，导致认知失调。比如中国互联网上呼吁学习国外“躺平”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国外网友羡慕中国严控疫情带来安全感的也大有人在。每一国民众都可能对本国的防疫路线产生认知失调，如何正确地应对认知失调状态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概括起来，疫情防控可能引发下列五种类型的认知失调现象：

（1） 逻辑违背型（项光勤, 2010），指两种认知之间存在逻辑冲突而引起的认知失调。比如国内主流舆论认为，动态清零能有效遏制病毒传播,宏观上实现了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动态清零不能消灭病毒和疫情，代价却不菲。当个体在这两种认知之间踌躇摇摆，就产生了认知失调。

（2） 文化价值冲突型，指认知冲突由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所引起。比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反对政府限制个人自由，其背后的价值观念是个人对自身行为负责，政府没有道德义务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而儒家文化属于集体主义，讲究在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政府有义务为百姓谋福祉，有义务维护公序良俗、社会稳定。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既受传统文化熏陶，又受西方文化影响，多元化的价值观易导致因文化冲突引发的认知失调。

（3） 观念层次冲突型，指对同一件事从不同层次进行评价得到矛盾结论而引起的认知失调。

比如被赋红/黄码的人员看病难，封控造成服务行业人员收入下降，学生无法上学给孩子和家长都造成困扰。从大局看，必要的封控措施需要全民配合；但从民生的角度去评价，得到的结论可能是负面的。不同层次的观念导致对同一件事的评价相互冲突，也引发了舆论场的争议和认知失调。

（4） 新旧经验矛盾型，指新的经验与旧有经验不一致而产生的认知失调。比如动态清零政策在2020-2021年间效果很好，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影响也很小。但从2022年初奥密克戎毒株成为主流后，过去的防疫措施无法阻断病毒的快速传播，不得不升级加码，全国范围内封控变得更频繁和严格，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干扰也超过前两年，使曾经支持动态清零的一些人也不禁怀疑此举是否值得。过去成功的经验在新情况面前不灵了，造成了人们的失控感和焦虑感。

（5） 愿望与现实冲突型，指个体的主观期待与客观现实不符所导致的认知失调。抗疫近三年，公众开始产生懈怠情绪，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回归疫情前正常生活的愿望愈发迫切。然而奥密克戎毒株不断变异、传染性越来越强、业已减弱的毒性也有抬头趋势，这一切表明距离全面放松防疫措施依然前路漫漫。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引发了认知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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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应对认知失调？有以下几种方式（侯玉波，2013）：

（1） 改变行为。使自身行为符合其认知。与其在隔离期间牢骚不断，不如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完成之前拖了很久、想做而没做的事；利用多出来的时间学习新知识和锻炼；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开展一些以前没时间做的家庭活动。在大环境相对萧条的蛰伏期，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

（2） 改变认知。使得自身认知与实际行为一致。既然行动上必须配合动态清零，就改进自己对疫情的认识，与其纠结于封控造成的不便与困扰，不如多关注遏制疫情带来的正面效果，以及自己能在封控期间收获些什么。对网上的情绪性表达要有冷静的判断，比如有人认为躺平有利于经济，但国外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点；有人认为国内新冠死亡率极低，但这正是防疫的成果，如果用国外的死亡率乘以中国的人口，将是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损失；有人认为核酸利益集团绑架了国家政策，更是无稽之谈，国家对于更庞大的利益集团如地产、教培、互联网行业都能重拳整治，不可能为了核酸产业而牺牲国家利益。

（3） 改变环境（Jeong, 2019）。我们在互联网上接触到的信息环境，很大程度上由我们自己塑造，算法根据用户过去的浏览记录推送信息，使倾向于看负面消息的用户会看到更多负面内容，形成负面信息流的自我强化，造成信息茧房。而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客观上又便利了不负责任的阴谋论的传播，造成负能量与不实信息泛滥。要打破信息茧房，就要改变自己日常接触的信息环境，有意识地去浏览与自己固有成见相反的事实和观点，扭转算法持续推送负面信息的单调性，使信息环境变得更丰富多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4） 改变生活的重心（Harmon-Jones, 1999）。费斯汀格指出：认知失调的程度，与事由的重要性正相关；当生活的重要方面遭遇挫折时，会造成更强烈的认知失调感。一旦居家隔离压抑了我们日常重视的一些兴趣爱好，比如旅游、剧本杀、看演出等，人就会感到十分不适。这时候，改变生活方式的权重，有助于减轻认知失调感。比如旅行爱好者不妨降低旅行的优先级，进行一些替代性的户外运动来达到类似的放松效果。习惯了线下娱乐的朋友不妨将社交活动搬到线上，何况如今连演唱会都能在线观看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会发现，那些我们曾经很看重的生活习惯，并非不可或缺，离开了这些习惯并不会导致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新的生活习惯让我们体验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看到别样的风景。

（5） 增加社会支持（Matz, 2005）。家人之间相互支持，开展积极的互动娱乐活动，增进亲情，融洽家庭氛围，适当宣泄负面情绪。亲友间守望相助，嘘寒问暖，坚定信心。小区内邻互帮互助，不失为结识平日里不怎么来往的邻居、加深邻里关系的机会。中国人自古相信人定胜天，西方神话里上帝用洪水毁灭了人类，而大禹治水的叙事却是人的团结战胜了天灾。

（6） 摒弃妄念。既然明知疫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那就抛弃快速回归疫情前生活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将疫情长期存在作为客观现实接受下来，在考虑到防疫措施常态化的前提下，规划未来3-5年的人生，让计划与防疫相适应，让任务安排更加富于弹性。

疫情反反复复，没被封的不知道会不会被封，被封的不知道要封多久，行为与信念、舆论与真相、愿望与现实的冲突，让人们时常陷入认知失调的烦恼中。但中国人讲究一个“和”字：个人与环境一致、信念与行动一致、愿望与付出一致，是疫情中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每个人都是这场抗疫战争中的勇者，你永远不会独行。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问题。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起身反抗，哪一种都未必更加高尚。存在自相矛盾的认知并不可怕，辩证法指出正是矛盾推动了演化。正如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所示：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而泰然处之，是一流智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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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马志燕,赵章留 & 陈振帮.(2021).负性事件的不确定性对大学生情绪的影响与认知重评的作用. 西部学刊(24),110-113.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 Reedited in 1962/1985 a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侯玉波. (2013). 社会心理学.第3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项光勤.(2010).关于认知失调理论的几点思考. 学海(06),52-55.

Jeong, M. , Zo, H. , Lee, C. H. , & Ceran, Y. . (2019). Feeling displeasure from online social media postings: a study using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97.

Harmon-Jones, E. , & Mills, J. .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and an overview of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0.1037/10318-000(1), 3-21.

Matz, D.C., & Wood, W. (2005). Cognitive dissonance in groups: the consequences of disagre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1, 22-37.

撰稿：邓菲菲（2021级硕士生），张译尹（2022级硕士生），肖坤辰

整理润色：瞿婧珂（2021级硕士生），郭晨炎（2021级硕士生），熊亚南（2022级硕士生），张安琪（2022级硕士生），李欣瑶（2022级硕士生）

肖坤辰，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语言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