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WEN(PAUL A . COHEN)/文皇甫玄/翻译

COVIN(PAUL A . COHEN，1934-)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在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施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

柯文与傅高义相识近六十年，在哈佛共事，有过紧密的合作。傅高义去世后，现年86岁的柯文教授应澎湃新闻（www.）之邀写下了一段回忆文字，缅怀他的老同事和老朋友。

柯文（左）傅高义（右）

我很感激有这次机会，可以撰文纪念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傅高义。我在1960年初就认识傅高义了。 1962-63年我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时候，去听了他的一次访问演讲。在密歇根大学任教一年后，我在阿默斯特学院任教了两年， 在1965年的秋天，我接受了卫斯理学院的教职，这使我重新回到了读研究生时熟悉的波士顿地区。当时费正清教授是哈佛大学中国研究的领头人，他为了鼓励我接受这个教职，答应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当时用的还是旧称）安排给我一个办公室。卫斯理镇距离哈佛所在的剑桥只有30分钟的车程，所以我每周都会去哈佛，这样既可以利用哈佛大学的中文图书馆资源，又能成为中国研究的杰出学者群体里的一份子。

傅高义教授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一员。他接受的是社会学的训练，但他的学术造诣却远远超出了传统社会学的范畴，对于政治学和历史学也有浓厚的兴趣。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合作的关系，而我也引以为荣。 虽然我从未上过他的课，但对他的教学成就有所耳闻。在他2000年从教职上退休前不久，我参加了一场为他举办的圆桌会议，学生们对他赞不绝口的场面让我深受感动。这是我从未有机会见到的傅高义学术生涯的一面。当然，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太接近了。

傅高义生涯里的其他许多里程碑，我多年以来都是他的见证人。 他退休的那一年，也正值我从卫斯理学院退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近几个月学术圈外的朋友和亲戚问我频率越来越高的一个问题是：‘那么，你退休后要去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完全合乎情理的问题，然而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不禁有些困惑，因为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我的教学生涯结束之后，我就会‘玩完’了。 我相信，傅高义，这个也适用于你。让我借此机会，在祝贺你的同时，也向你献上我的祝愿，祝你的学术的‘来生’既长寿又硕果累累。”

不出所料，我对他的祝福成了现实。 在执教期间，傅高义已经在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里发表了涉及许多领域的文章。 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点，他是极少数能自如运用日文和中文文献的美国学者之一。 退休后，他撰写了两本非常重要的著作，2011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和2019年出版的《中国与日本》。 虽然傅高义主攻的是社会学，但这两部书里都融入了非常浓厚的历史意识。 我对这两部书可能也做了一些小贡献，因为傅高义把书稿都发给了我，要求我从头到尾细读一遍，我把自己的想法随笔写了下来，整理好发给了他。虽然他完全不必要接受我的意见，但他仍对书稿做出了许多修改，这使我再次看到他本人的思想中也体现了不少历史学家的意识。

傅高义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教师和学者，他还承担了比一般人更多的学术责任。 在费正清教授退休后的几年里，傅高义担任了后来被称作“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这一机构的主任。他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创始人和1997-1999年间的主任。此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还发起并主持了每周中午一小时的“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系列讲座。

傅高义对于艰苦卓绝的工作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动力，然而，与许多忙忙碌碌的人不同，他特别平易近人、幽默、笑容可掬、乐于交谈。傅高义是美国东亚研究领域的巨子，我们将深深地怀念他。

责任编辑：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