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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子妹网名〕关于丸子妹的网名…

时间:2023-03-14 13:44:56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2021年7月21日,中央网络申请启动了“青朗夏季改善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行动,严禁16岁以下未成年人直播,严厉查处并打击“网红儿童”行为。

此前相关部门曾多次出台措施规范网络直播,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但风头过后,不少父母和商业机构仍打着擦边球,继续我行我素。

同一天下午,拥有770万粉丝的抖音账号“SASA的丸子妹”在微博上通知粉丝:“以后丸丸不会再直播出镜啦。”丸子妹是一名两岁半的小女孩,圆嘟嘟的可爱形象广受喜爱,俘获了大批“云养娃”的叔叔阿姨级铁粉。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快速发展,一些未成年人成为“UP主”。他们中有的表演才艺、有的演段子、有的“卖萌”,其中不乏像丸子妹一样粉丝在百万级以上的“网红儿童”。套上了流量枷锁的他们,长期浸染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推上了成长的“催熟路”。

利益之下,“工具人”诞生

4月23日,丸子妹在长沙举行粉丝见面会,热情的粉丝举着手机,将她和父母围得水泄不通。为了满足粉丝,母亲抱着丸子妹劝说她给大家唱一首《小兔子乖乖》,丸子妹显得局促不安,表情严肃紧绷。现场粉丝不停地喊叫,有人甚至直接对其捏脸摸手,这些举动吓到了丸子妹,主办方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事实上,这仅是丸子妹“被迫营业”的一部分。走红之后,她的行程紧锣密鼓——父母带着一起出镜直播、为自己的童装店做模特、去上海时装周走秀、到湖南卫视上综艺、接广告宣传……

父母的一系列操作,让一部分粉丝开始质疑甚至愤怒。网友评论道:“她好可爱,也好可怜,被爸妈当赚钱工具。”“拿孩子当工具,没完没了地消费孩子。”“她就是另一个阿拉蕾。”……

网友所说的“阿拉蕾”,是曾在《爸爸去哪儿》节目中走红的素人萌娃崔雅涵。当时4岁的她善良懂事,深受观众喜爱。节目中,被问及“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时,阿拉蕾哭着说“为了给我弟弟赚钱”,令不少观众唏嘘。之后阿拉蕾接连活跃在各类综艺节目、商演活动、

影视演出中,在节目里吐槽自己“从来都没有度过假”。当童年被大人们的欲望所裹挟时,儿童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互联网时代,有流量就意味着有变现能力。这些萌娃为其家人们提供了一条“创业途径”——通过出镜积攒人气和粉丝,成为“网红儿童”后再带货或接广告进行商业变现。在家长的操纵下,儿童沦为“工具人”,父母渐成“啃小族”。市场需求和利益刺激,让部分家长挖空心思迎合网民,甚至置孩子身心健康于不顾。

2018年,一个网名叫佩琪的女孩因一段跳舞视频“火了”,随后父母为了维持热度,给孩子开起了“吃播”。3岁的佩琪在视频里不断进食汉堡、炸鸡、烤串等高热量食物,体重飙升至70斤,父母还在强调“马上突破100斤”。最后在网友的举报之下,才得以封停。

这种“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式的家长,在生活里并不罕见。据了解,在童装之都浙江湖州织里,童模是炙手可热的行业。每年数以千计的父母带着孩子到织里“童漂”,追逐童星梦。有的孩子仅有1岁多,有的孩子告别幼儿园,专注于拍摄,收入高者可日入过万。

造成“网红儿童”的泛滥,除了商业利益的驱使,还有观众的推波助澜。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刘肖岑分析道:“我们有一种心理叫娃娃脸效应,一张孩子脸会天然地引起我们的兴趣,让我们接纳他、喜欢他,所以在网上很多儿童的视频会传播得很快。”

价值错位,童年没有童真

每一位“网红儿童”的背后,都有作为“推手”的家长,甚至有专门的商业机构对他们进行培训和包装。

权律二是一名2013年出生的韩国小网红,因妈妈经常在社交平台发布她丰富夸张的面部表情和动作而走红,被冠以“表情包女王”的称号。6岁时,权律二开始做“吃播”,面对镜头,一举一动宛如大人,拥有了不该属于她这个年龄的成熟。网友直呼“油腻”,“一点都看不出是6岁小女孩”。

“变油腻”的不止她一个。去年,山东济南一档歌唱比赛请来一名8岁童星做评委,童星以“老资格”的口吻,指点着叔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辈的参赛选手,引来一片质疑声。而童星的经纪人却反怼:“你有她火吗?你们有她出名吗?”

本应是无忧无虑成长的年龄,“网红儿童”却被流量、广告、合同、走穴催熟成为“小大人”,揠苗助长。过早地遵循成人世界的名利场逻辑,儿童的穿戴、言语、举止变得成人化,带着浓厚的包装痕迹。刘肖岑认为,“这会对孩子身体和心智发育造成较大影响”。

一般而言,网络红人在有一定知名度后,为了保持较高热度和流量,需持续输出内容,其关键点在于“卖人设”,本质上是在虚拟情景中展现迎合网友预期、讨好大众审美的自己。为了博眼球,不少账号设计剧本、挑起话题,有的用力过猛,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媚俗炒作,类似“全网最小渣男”“全网最小妈妈”等三观崩坏的内容,令人咋舌。儿童带着人设表演,也极易迷失在人设之中。

出身江西偏僻农村的范小勤,因长相酷似马云,8岁时在网络爆红。之后一家公司将他带离老家,开始“小马云”的生活。四年后,范小勤被诊断患有矮小症,商业价值降低,于是被“退回”了老家。经过几年的熏染,如今面对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范小勤依然逢人便说“我是小马总”,经常演唱“阿里,阿里巴巴”,面对镜头熟练地做飞吻,拍完之后还不忘向拍摄者索要费用。

儿童时期是塑造自我概念的关键期,如果活在虚拟的人设中,容易导致自我概念不完整、不稳定。对范小勤来说,被家庭、商业机构和围观者消费的他,或许已经分不清“真实”与“人设”。“谎言说多了,就以为是真实。比如我们发自拍照时,都会美颜一下,长此以往,有人会感觉这就是我本来的样子。其实,孩子也会有这样的心理。”刘肖岑说道。

在商业文化被过度渲染的氛围下,对网红的热捧、对物质的追求、对名利的角逐,很多孩子已不再“天真”,造成了价值观的错位。

2020年,腾讯育儿联合企鹅童话发起《网红经济对青少年的影响》社会调研,结果显示,有49.6%的青少年想要成为网红。在他们眼中,网红被人关注、收益多、好玩。有超过四成的家长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网红会模糊青少年的价值观标准,使他们过度相信一夜成名,忽略奋斗的意义,甚至会刻意模仿网红,审美观被扭曲。

忧心局面的形成,与部分平台监管不力不无关系。平台本应做到严格监管、自律规范,但往往是在舆论发酵、政策发布之后,才发起自查自纠。好在,随着政策的出台与落地,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越来越严。“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不能被转让、被利用,他们有自己的权利,需要被人们尊重。”在刘肖岑看来,家长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而不是如何利用孩子获利,“啃小”的结果,无异于“坑小”。

(作者:冉智渊)

来源: 《教育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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