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和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延续的？是靠语言吗？不是，是靠文字。因为听觉的语言一发即逝，而视觉的文字可超越时空，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文字是记载和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没有汉字着成的汉文典籍，中华文化是不可能传承和延续至今的，中华文化是汉字文化，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这种视觉符号的文字观是科学的、正确的，而西方普通语言学的文字观不认为文字是视觉符号。中国语言学家接受了西方普通语言学的文字观。多年来，他们把西方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中国化的结果，险些给中国的文字——汉字及其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灭顶之灾。至今，中国语言学界对西方普通语言学的文字观还没有进行反思，这是个严重问题。因为坚定中国的文化自信，首先要坚定中国的文字自信，也就是说，首先要坚定汉字自信，而要坚定汉字自信，就要树立科学、正确的文字观。本文所论述的是：为什么说西方普通语言学的文字观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

一、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的文字观

索绪尔被称为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代表作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学引入了语言学。他的文字观认为西方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字母是音素的符号，字母拼合的字表示音素拼合的词，文字单位是语言单位的符号，因此，“文字是语言的符号。”[1]索绪尔认为“我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2]因此，为了描写语言，他认为语言和文字就像物体和照片一样，提出“文字表现（representation）语言。”[3]他明确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4]他强调“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5]也就是说，西方现代语言学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文字只是表现语言的方式以及认识、研究和描写语言的工具。因为索绪尔认为使用拉丁字母文字“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书写出来，”[6]所以西方语言学家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7]因此，索绪尔尽管认为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文字，但他还是把文字纳入了语言学中，于是西方人就把书写的文章叫做书面语言（written language）。索绪尔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他指出“我们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8]不包括汉字。索绪尔是通过拉丁字母文字认识、研究和描写语言的。索绪尔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语言是指音素、词汇和语法系统。因为字母合成字，即文字单位（英文word既指书写的字，又指口说的词），文字单位根据文法合成句子，所以西方语言学认为语言也是合成的，是音素合成音节，音节合成词汇，词汇根据语法合成句子，那么“文法”（grammar）就是“语法”。西方语言学是“合成论”的语言观。也就是说，整个西方语言学大厦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的文字观基础上的。

二、索绪尔的文字理论的错误

索绪尔研究语言和文字时使用了“符号”概念，他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但他没有指出语言和文字在本质上有何不同。因为他的符号理论有问题，他把符号只看作是“能指”和“所指”构成的，没有研究人为什么能使用符号？如何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符号？
索绪尔研究语言和文字时使用了“符号”概念，他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但他没有指出语言和文字在本质上有何不同。因为他的符号理论有问题，他把符号只看作是“能指”和“所指”构成的，没有研究人为什么能使用符号？如何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符号？

人之所以能使用符号，是因为人有接收和感知符号的器官。语言是由人的听觉器官接收和感知的，而文字是由人的视觉器官接收和感知的，因此，从接收和感知符号的方式上来研究符号的类型，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语言和文字属于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符号。符号都是表示意义的，语言以“音”示“意”，文字以“形”示“意”。视觉符号必须要有形体，文字的本质是字形，世界上的一切文字都有可视的字形，这是文字的共性。拉丁字母A B C D E F等也是可视的形体，由字母拼成的字book也是以“形”示“意”的视觉符号。而索绪尔却认为“拉丁字母表示音素”，“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表现语言”，不认为文字是视觉符号，从而抹煞了语言和文字的本质区别。

为什么说拉丁字母不表示音素？拉丁字母文字不表示语音呢？

虽然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是通过分析语音创造的，分析出的音素和所创造出的字母有对应关系，但不能据此就认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因为人听到和说出的是一串流动的语音，语言是用语流表示意义的，而语流和水流一样是不能切分的，语流中是不存在孤立的音素的，而文章中看到的拉丁字母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图形，字母之间是有间隔的，可见，拉丁字母表示的并不是音素，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表示的也不是真正的语音——语流，所以不能因为是根据从语流中分析出的音素所创造的文字就是表音文字，就认为字母表示音素，拉丁字母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西方现代语言学认为音素合成语流也是错误的。因为语流中并不存在孤立的音素，不能因为可以从语流中分析出音素就认为语流是由音素“合成”的。大树可以分析出树干、树枝和树叶，能说大树是“合成”的吗？不能，因为树干、树枝和树叶是长在一起的，大树不是合成的，而是种子在自然环境中整体“生成”的。实际上，儿童在语言环境中听不到孤立的音素，听到的是语流，不是先学会音素的发音而后合成语流的，而是直接模仿大人的语流学会说话的。

拉丁字母与从语流中分析出的音素也不是一一对应的。英文book中的oo不是和两个相同的音素对应，two、too、to三个字和同一个音对应，因字母的不同而表示不同意义；法文homme中的h和mais中的s都不和音素对应；德文zettel和teller中tt和ll也不和两个相同的音素对应，根据这些例子，能说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吗？索绪尔自己也观察到英文、法文和德文等拉丁字母文字中存在大量字母与音素不对应以及写法和发音发生龃龉的现象，他认为法文oiseau一词中“没有一个音是用固有的符号表示的，这可连那语言的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了。”他说“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9]索绪尔既认为“文字表现语言”，又说文字是“一种假装”，这不自相矛盾吗？索绪尔在观察西方拉丁文字时发现“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后来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10]其实，语音是无形的，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怎么可能是语言的照片呢？所以索绪尔的“文字表现语言”的提法是错误的。拉丁字母文字既不表现语言，也不是假装，既不是语音的符号，也不是语言的符号，而是与语言有着本质区别的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

索绪尔把文字分成“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是不对的，因为世界上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字母”的概念是中国人提出的。中国宋代文字学家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中指出：许氏作《说文》，定五百四十部为字之母。后来，中国人把英文letter（本没有字之母的意思）译作字母。一切文字都有字母，拉丁字母是A B C D等，汉字字母是“日”“月”“口”“木”等部首，文字的字形都是由少量字母拼合的，都是“拼形表意”，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文字的个性是字母的形状和字母的拼合方式不同。中国的汉字是根据语言的音和意创造的，独体字的字形是根据语言所指称的事物的形象创造的，会意字的字形是根据语言所表示的意义创造的，形声字的字形是根据语言的意和音创造的。汉字与拉丁字母文字都是文字，只是创造方式不同。索绪尔既然研究“普通语言学”，那就应研究世界上的一切语言文字现象，怎么能把汉字排除在外呢？不能解释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能说是“普遍通用”的学说吗？

人类有了语言，为什么要创造文字？因为语言是听觉符号，语言一发即逝，在没有录音机时，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不能传给后人，而且在没有广播和电话时，人只能近距离接收和感知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语言的传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人们就要创造一种视觉符号使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能突破时空的限制，从而促进了信息的交流以及思想文化的传承和教育科技的进步，使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入了文明时代。为什么索绪尔提出语言学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呢？因为他认为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表现语言，没认识到文字传递信息的功能和语言是不同的，没有认识到人类创造文字的重要性。实际上，索绪尔和他之前的西方语言学家都是在研究文字，是错误地把文字当成了语言，把文字单位当成了语言单位，把文法当成了语法。如果西方人不研究和学习古代希腊文和拉丁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能传到今天吗？西方的教育和科学技术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从传承文化和教育的角度看，文字比语言重要得多，怎么能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呢？

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错误的。因为录音机可以记录有声的语言，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这不是把文字当成录音机了吗？文字不是录音机，人们听到语言写出的是文字的字形，而不是语音，是把无形的语言转化成了有形的文字，文字记录的是意义，是人的思想，而不是有声的语言。文字不是语言，那用文字写的文章也不是语言，所以把文章叫作书面语言也是不对的。另外，文字的本质是字形，没有字形就没有文字，创造文字就是创造字形，而“书写符号”的提法没有揭示文字的本质。书写只是呈现字形的一种方式，中国殷商时期古人是用刀在龟甲上刻画，打字机和计算机出现后，人已经不只是书写文字了，还在键盘上打字。人可以用多种方式呈现字形，而字形是由人的视觉器官感知的，所以文字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

教学实践也充分证明索绪尔的文字观和“合成论”的语言观是不科学的。长期以来，国际上只提第二语言教学，不提第二文字教学，都是采用“合成法”来教英语，先用字母教音素，再用字母的拼合教音节和词汇，最后讲解以词造句的文法规则，也就是说，用文字来教语言，认为“文法”就是“语法”。结果，学生只获得了读写“英文”的能力，没获得听说“英语”的能力，成了不会说话的哑巴，“哑巴英文”的现象说明在索绪尔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语言教学是失败的。

目前人们发现儿童听说母语的能力不是合成的，而是在语言环境中自然生成的。根据生成论的语言观，人要获得语言能力，有无语言环境是决定因素，因此，要使学习者获得第二语言的听说能力，就要遵循儿童获得母语的规律，要研究如何创造真实的语言环境，让学习者浸入其中，结果，采用浸入式教学法解决了“哑巴英文”的问题。

索绪尔的文字观已引起很多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反思。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出版了《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11]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哈里斯（Roy Harris）在2000年出版了《反思文字》（Rethinking Writing）。[12]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对索绪尔的文字观进行了质疑和反思。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早期版本也把文字定义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但最新版本把文字定义为：人类用来进行交际的视觉符号系统，它与语言单位的意义和语音有约定俗成的联系。[13]

总之，索绪尔的文字观是错误的，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而是传承和传播思想文化的。文字的本质是字形，文字不是语言的符号，而是视觉符号。视觉的文字与听觉的语言有着本质区别。因此，我们不仅要区分语言和文字，区分英语和英文，区分汉语和汉文，还要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因为人获得这两种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文盲的现象证明：人听说语言（母语）的能力是自然生成的，而读写文字（母文）的能力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老师教成的，是通过教学获得的。人获得文字能力，不仅可以读书写文章，而且还能极大地促进语言能力的提高。

三、中国语言学家全面接受了索绪尔的文字观

上个世纪初，中国引进西方普通语言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语言学家把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了语言学科的基础教材，把中国文字学打入冷宫。中国语言学家全面接受了索绪尔的文字观，吕叔湘认为“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14] 徐通锵也认为“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示‘意’的。”[15]如下图： 上个世纪初，中国引进西方普通语言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语言学家把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了语言学科的基础教材，把中国文字学打入冷宫。中国语言学家全面接受了索绪尔的文字观，吕叔湘认为“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14] 徐通锵也认为“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示‘意’的。”[15]如下图：

这种文字观是错误的。文字是由人的视觉器官接收和感知的，聋哑人不能读出音来，但通过学习字形都可以看懂文字；普通人认识了字形表示的意义，不读出音，就是把音读错了，也可以看懂文章，而只知文字的读音，但不知字形表示的意义，就是把文章读出来，也还是看不懂文章。人看到文字读出音来，是因为人通过学习把字形和语音建立了联系，所以学过文字的人看到字形可以读出相应的语音，也可以听到语言写出文字，这是两种符号系统通过人脑进行相互转化的现象，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如下图：

文字可以读出来，读音就是语音，是字形和语音建立了联系，所以读音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汉语有多种方言，所以一个汉字就有多种方言的读音，虽然讲不同方言的人相互之间不能进行交际，但可以通过汉字进行交流。拉丁字母文字的读音也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英文和法文使用同样的文字单位，如station、production、nature、notion、future、lecture、combination等，意义相同，但读音不同；英国和美国使用同样的英文，但读音不完全一样；印度人也用英文，但和英国人的读音也不全一样；德国和瑞士都用德文，但读音也有差别。因此，认为“能读音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是不对的，文字的本质是字形，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

中国语言学家也认为“汉字是书写汉语的符号”，[16]于是提出“汉字难学论”并对汉字的笔画进行简化。中国高等院校文科统编教材《现代汉语》[17]认为“繁体字的存在，引起书写困难，应该把它废除，而让笔画较简的字成为规范化的字。”[18]

其实，文字是视觉符号，汉字字形非常醒目，识记并不难，而减少汉字笔画容易造成混淆（如“计”和“汁”），反而不易识别，而且书写只是呈现字形的一种方式，进入计算机时代，中国人发明了汉字输入法，人们已常用键盘打字了，笔画多少不是问题了，但简化汉字破坏了汉字字形的理据性（如“开（开）”字无“门”），反而增加了学习和识记的困难。大量古籍和古建筑上的匾额、楹联以及名家书法和碑文石刻都是繁体字，推行简化字的结果，极大地削弱了中国人识认汉字的能力，降低了汉字突破时空限制的功能。今天中国大陆人不仅和古人不“书同文”了，而且和台湾、港澳以及很多海外华人也不“书同文”了，国家统一多了一道人为设置的障碍。

中国语言学家根据西方文字观，在中国还进行了教育改革。他们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吕叔湘认为白话文是现代汉语，王力认为古文是古代汉语，[19] 他们主张教学要贯彻“我笔写我口”的“言文一致”的原则，主张只教白话文，不教古文。其实，文章不是语言，白话文不是现代汉语，古文不是古代汉语，因为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见下图：

其实，同一个汉字，先秦有先秦的读音，唐宋有唐宋的读音，今天有今天的读音，今天我们是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朗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古文不是学古人说话，而是获得读写文言文的能力。白话文和文言文是汉文的不同文体。学习古文和读写白话文并不矛盾。曹雪芹、鲁迅和胡适上学时都是只学古文，但都成了白话文大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传承至今，就是因为经典古文的教学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中断。能阅读文言文就能从大量的汉文典籍中学到古人的思想和智慧，所以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要学习经典古文。但由于应用了西方错误的文字观，中国大陆学校多年没教经典古文了，使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

中国语言学家还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文字观和语言观指导对外汉语和汉字教学，但他们只提教汉语，不提教汉字，只提第二语言教学，不提第二文字教学，由于教学理念不区分语言和文字，不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教材、教法采用“语文一体”的教学模式，结果在国内外出现了“汉语难学”的瓶颈问题。[20]

四、西方文字观是“汉字落后论”和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基础

西方文字观对中国的最大危害是要灭亡汉字。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字改革运动。文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革汉字的命，要用西方拉丁字母文字取而代之，而“汉字落后论”和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西方文字观。

中国语言学家周有光认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他认为文字产生、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表意文字，第二阶段是意音文字，第三阶段是表音文字。[21]索绪尔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中国语言学家就认为汉字是比表音文字落后的文字，于是他们根据“汉字落后论”就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22]其实，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表音文字，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中国汉族讲多种方言，但使用一种文字。连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都惊讶地说“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看懂孔子时代的碑文。”[23]中国汉字古今相通，八方共识，与其它文字相比，汉字超越的时间最长，超越的空间最大，其视觉符号超越时空的功能远胜于拉丁字母文字，怎么能说汉字是比拉丁字母文字落后的文字呢？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核心成员都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认为“新的拼音文字方案必须在语音学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设计，才会是科学的，完善的文字。”[24]于是他们就通过分析汉语普通话的音素用拉丁字母设计出了一个取代汉字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但在中国使用拉丁字母文字必须统一语言，而人的语言能力是在语言环境中自然生成的，中国的方言是自然形成的，讲方言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统一语言，破坏中国自然形成的语言生态环境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所以统一语言迟迟实现不了，文字改革只得偃旗息鼓。中华文化是汉字文化，汉字不仅字形本身就蕴含文化（如“爱”字有心），还是中国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以及几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载体。试想一旦文字改革成功，废除了记载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汉字，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五、如何坚定中国的文字自信和文化自信？

综上所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的文字观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当年中国语言学家因迷信西方而引进并接受了这种错误的文字观，推动了中国文字改革，险些给汉字和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灭顶之灾。今天我们该如何坚定中国的文字自信和文化自信，如何继续传承中华汉字文化呢？

首先，在理论上，要树立科学、正确的文字观。

虽然文字改革偃旗息鼓了，但中国语言学界并没有承认文字改革是错误的，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对索绪尔的文字观进行反思，这就是中国的文字改革至今没有画上句号的原因。除了聋哑人，中国人自然都会说话，自然都具有听说语言的能力，这和引进西方语言学没有关系。中国人知道光会说话不行，要能识字读书、写文章，否则就是文盲，干不了大事，所以中国人自古就重视文字教学，已有几千年研究和教授汉字和汉文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公元112年中国就建立了文字学，就有了研究汉字字形的专著《说文解字》，许慎指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可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研究文字的重要性，认识到视觉的文字是可以超越时空，沟通古今的。中国前人的这种文字观是正确的，因此，在语言文字问题上，我们中国人要有自信，不应盲从西方，要敢于否定和拒绝西方普通语言学的错误的语言观和文字观，要重续中国文字学。信息时代，汉字已可以输入计算机，我们中国人要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学好、用好汉字，继续传承中华汉字文化。

其二，在法规上，要修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通用规范汉字表》。

因为法规中的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是中国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而这三项任务是根据错误的文字观制定的。推广普通话是为了统一语言，是为将来用《汉语拼音方案》取代汉字做准备。《汉语拼音方案》不能取代汉字，因此，没必要统一语言，没必要强制推广普通话，因此，可把普通话定为官方语言和需要时学习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保护方言。《汉语拼音方案》也不应再推行了，应严格限定其使用范围。还应根据正确的文字观重新制定通用规范汉字表，使汉字字形古今相通，全国统一。历史证明：中国不需要统一语言，但必须统一文字。只有修改这些法规，才真正给中国的文字改革画上句号，这有利于保护汉字，有利于学好汉字，有利于传承中华汉字文化，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其三，在教育上，要教授科学的视觉符号文字观和中国文字学，在基础教育中要教在古籍中使用的汉字。

汉文是中国不同时期的人用汉字写的各种体裁的文章，是文言和白话以及诗、词、歌、赋的总称。因此，要把经典古文以及诗、词、歌、赋的教学作为汉文教学的基础，只有提高中国人的识字能力，培养中国人具有全面的、高水平的阅读汉文的能力，才是学好汉字，才能传承中华优秀的汉字文化。

（本文转自漕溪堂，编稿、校订：胡非才）

[1]徐通锵《语言学是什么》，1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3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

[8]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7

[12]Roy Harris, RethinkingWriting,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13]《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14]吕叔湘《谈语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第1期

[15]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1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6]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16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17]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18]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21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19]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64年

[20]见北京语言大学学报2009年4月18日第一版

[21]周有光《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中国语文》1957年第7期

[22]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20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23]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24]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5页，商务印书馆，1981

作者：张朋朋先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瑞士日内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任教或讲学。

著述：《文字论》《集中识字》《部首三字经》《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又名《字启蒙》（与法国白乐桑先生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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