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人沦为奴隶大凡有八种方式：战争中当了俘虏；被绑架；作为支付税收和交纳贡赋的人；抵债；因犯罪而受罚；被遗弃或出卖的儿童；自行沦为奴隶；出生即奴隶。
你们猜容嬷嬷是哪一种╰(￣▽￣)╭
秦汉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奴婢来源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 罪犯
奴婢最初来源于受刑没官而丧失平民身份的人。先秦时期，因犯罪而成为奴婢的人很多。《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初，斐豹隶也，著于官书。”晋杜预注：“盖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有秦一代，还有因犯罪而沦为奴婢的。当时对罪犯的惩罚，已经有了一套刑罚体系。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既有黥、劓、刑等肉刑，也有城旦舂、隶臣妾、鬼薪白粲等不定期劳役刑的规定。秦代刑徒的刑期不固定，却和奴婢一起承担官府劳役，因此，要严格区分秦代“徒隶”的身份非常困难。前面我们讨论的“隶臣妾”，有着刑徒和奴婢双重性质，可能也有先秦影响。由于先秦有把罪犯没为官奴的规定，秦国在制定其刑罚体系时，可能受其影响，没有细分刑徒和官奴婢的区别，因此秦代刑徒的某些特征带有官奴婢色彩。直到汉文帝刑法改革后，这种模糊状态才渐渐得以廓清。就整个秦汉刑罚体系而言，虽然秦代制定了成文法典，且强调彰明法令，也注重规制囚犯，并通过“规制囚犯来规制社会”，但在规制囚犯的方法上还比较简单，尚未严格区分和规范身体刑和劳役刑的使用，因此导致秦代罪人兼有刑徒和奴婢的特点。
◆ “收人”
秦汉时期，真正因自身犯罪而沦为奴婢的人并不多。自秦开始，越来越多的奴婢来源于因家人犯罪而被牵连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特色，即集体对其成员的犯罪负有不可分割的责任。这种因家庭成员犯罪而被牵连为奴婢的方式称为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收”泛指收捕与犯罪相关的人，包括直接犯罪人及被株连的人；而狭义的“收”仅指没收罪犯的妻子（或丈夫）、儿女、田宅、财产、奴婢等，史籍称之为“收帑”。《吕氏春秋·精通》中的击磬者，因其父杀人，其母被收为“女酒”，而他也被收为官奴婢。商鞅变法中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商鞅：你们这些懒癌穷癌晚期的人，妻儿要通通为奴！
就一般犯罪而言，被实施收孥刑的人，大都是同户居住的妻（或夫）及其子女。而《二年律令·收律》还记载了对何种罪犯之妻子实行收孥刑：“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但文帝刑法改革后，“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改变了“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家室”的局面。七国之乱后，汉武帝也赦免了“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应劭曰：“吴楚七国反时，其首事者妻子没入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汉文帝刑法改革后，收孥刑使用得以减少，其适用范围也有很大的收缩，基本上只在某些重大的犯罪、特殊时期及特殊群体中适用。
秦汉时期被施以收孥刑的案例较多。《汉书》记载金日沦为奴婢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俘虏，而是“以父不降见杀”，他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而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妻子被收，就因为其女为刘屈氂子之妻，而在治巫蛊中，由于贰师参与“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三国时期，也有把逃亡人口的妻子没为官奴婢的。“顷之，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
◆ 平民被卖为奴
平民为奴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因天灾人祸，农民破产而为奴婢；一是其他原因被掠卖为奴。
★ 破产农民及流民
秦汉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李悝描述当时个体家庭时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如果一旦有天灾人祸，个体小农家庭就有濒于破产沦为流民的危险。而“流民即使有幸得到安顿就业的条件，然而由于原有自耕农地位的丧失，往往只能沦落于更为低贱的社会阶层之中”，有可能成为流庸即雇佣劳动者，也有可能被迫沦为奴婢。
破产农民往往沦为流民
《文献通考》卷11《户口二》云：“今按豪家奴婢，细民为饥寒所驱而卖者也，官奴婢有罪而没者也。民以饥寒，至于弃良为贱，上之人不能有以振救之，乃复效豪家兼并者之所为，设法令其入奴婢以拜爵复役，是令饥寒之民无辜而与罪隶等也。况在官者十余万人，而复税良民以养之，则亦何益于事哉？”因此，奴婢是流民的变化形态之一。《史记》卷7《春申君列传》载：“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而豪强大家冶铁煮盐，则“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为之。天凤元年七月，王莽为备匈奴，“复发军屯”，“于是边民流入内郡，为人奴婢”。东汉安帝永初五年，陇右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可见，很大部分的破产农民及流民最后都沦为奴婢。
★ 掠卖为奴
除了因天灾人祸使得个体小农沦为流民及奴婢外，还有一些人被掠卖为奴婢。西汉政权刚建立时，接秦之敝，又大饥荒，“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高祖六年）夏五月，刘邦颁布诏书，“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晁错说：“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而偿债者矣。”栾布曾“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窦皇后之弟窦广国，“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掠卖，其家不知何处”。南越太后“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这些被卖的人，很大可能成为奴婢。
◆ 俘虏
先秦时期，由于列国战争较为频繁，战俘依然是奴婢的重要来源。睡虎地秦简有“寇降，为隶臣”的法令，秦统一后，也有“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的记载。但汉代后，战争减少，战俘不再是奴婢的主要来源。马克垚先生认为，“两汉时期与匈奴、乌桓、鲜卑、羌等民族进行过长期的战争，历次战争中大都有捕首虏若干人、获生口若干人的记载，一般是几千人或者几万人。这些外族俘虏，大都被当作奴隶”。与把罪人没为奴婢的惩罚方式类似，把战俘变成奴婢也是一种比较野蛮的方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种方式逐渐被淘汰。
傅佥：我两个儿子命苦啊
秦汉时期有不少战争，史书中也有不少捕获战争俘虏的记载，但却很少提到这些异族俘虏的命运，更不用说战俘成为奴婢的具体数量了。《汉书·赵充国传》：“虏数挑战，充国坚守，捕得生口。”曹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镇西将军曹真命众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余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有的生口可能就是奴婢。魏灭蜀后，蜀将傅佥儿子傅著和傅募成了曹魏俘虏，“没入奚官，免为庶人”。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所有生口都是奴婢。史书一般只说明捕获俘虏数量，很少说明俘虏的去向。
史书对外族俘虏的去向记载有二：一是金日兄弟被当作官奴婢养马；一是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从“五属国”的性质看来，外族俘虏不仅未被掳掠为奴，相反还受到汉武帝的优待，武帝“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
对外族俘虏异常仁慈的汉武帝
相比之下，同时期少数民族的做法却与汉帝国不同。西汉时，匈奴人“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据统计，仅在汉文帝至昭帝的一百多年间，匈奴人从上郡、云中、辽东、辽西、雁门、代郡、定襄、右北平、酒泉、张掖、五原、上谷、朔方等地掳掠的汉族人就在十万以上。此外还有大量其他的少数民族人民被匈奴俘掠为奴。东汉时，“安定诸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可以说，战俘是少数民族奴婢的主要来源。
◆ “奴产子”
秦汉时期，家生奴婢即“奴产子”是奴婢的主要来源。秦汉奴婢有一定的婚姻权，很多奴婢可以拥有妻子和家庭。秦末陈涉起义，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女子为隶臣妻，有子焉，今隶臣死，女子北其子，以为非隶臣子殹（也），问女子论可（何）殹（也）？或黥颜为隶妾，或曰完，完为当殹（也）。”不管其母是否是自由民，隶臣之子要世袭其父的身份，如果“以为非隶臣子”，则为犯罪。张家山汉简中规定：“民为奴妻而有子，子畀奴主。”
一代大将军卫青也曾为奴
卫青父亲是自由民，但“季与主家僮卫媪通，生青”，因为其母为奴婢，卫青亦为奴婢。与罗马家生奴的决定因素全在于母亲不同，秦汉“奴产子”的身份不全因其母亲决定。如张家山汉简的规定，母亲为自由民，孩子仍然是奴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秦汉奴婢来源缺乏有关。秦汉时期，战俘不是奴婢的主要来源，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统治者颁布了不少解放奴婢的法令。这样，奴婢的来源不仅得不到保证，而且原有奴婢数量也在不断减少。此时，“奴产子”上升为奴婢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汉代在承认奴婢正常的婚姻关系与婚姻权利的同时，却固定了其后代“奴产子”的身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奴婢后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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