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野马分鬃》正式在院线上映。一年前，青年导演魏书均执导的这部电影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的官方部门。
而在更早之前，魏书钧执导的短片《延边少年》也曾拿下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短片特别荣誉奖。今年，魏书钧在《野马分鬃》之后的最新长片《永安镇故事集》更是第三度入围了戛纳电影节。对于一个90后导演来说，这样的成绩可谓斐然。作为魏书钧的第一部长片作品，《野马分鬃》从平遥跑上院线、遭遇了更多的观众以后，也出现了更多的声音。目前，《野马分鬃》的豆瓣评分落在6.7分，不少影迷认为这部电影实为过誉。
电影《野马分鬃》官方海报。
在本文作者看来，《野马分鬃》对于青年导演来说是一部好作品，甚至是一部过度成熟的长片首作。它的青涩和个人表达有其珍贵的地方，但也暴露出近年来青年导演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它离电影太近，因此离电影的观众太远。这是《野马分鬃》在院线遭遇冷遇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匹野马原本还可以跑得更远，本文作者也期待着这些野马能够跑向更远的地方。
撰文| 魏子薇
成熟的拍摄技法
作为青年导演的首部长片作品，《野马分鬃》记录了一个即将毕业的录音系男大学生的彷徨。虽然一辆吉普车贯穿影片始终，但这部影片还是应该被定位为青春片，而非公路片。然而，这部内核青涩也带有强烈的导演个人印记的青春片实际上出乎意料的成熟。这种成熟主要表现在摄影技法和场面调度上。
电影《野马分鬃》剧照。
影片前半段就有一场戏，整场戏由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长镜头构成。一个女孩在商场里遇见主人公左坤（周游饰），并询问他要不要配合做一个问卷。隔着商场中庭的远景镜头追踪他们进入电梯。透过观景电梯的玻璃，观众看见他们进行了简单的关于个人信息的对话。女孩问：“电话号码？”左坤说：“你手机里不是有嘛？”我们因此可以推测出两人可能先前就相熟。简短的问卷结束，女孩离开、进入隔壁的电梯，左坤则停留在原本的轿厢内。随后左坤的电梯上行，女孩的电梯下行，镜头顺着电梯往下拍摄到商场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女孩的工作场所，而女孩加入了礼仪小姐的队列。
这是一场非常丰富而流畅的戏，能看出调度经过了深思熟虑，且不仅仅是在炫技。优秀的电影创作者知道不只是要用台词讲故事，这场戏就是利用了整个商场的空间讲故事，讲这两个人的生存状况和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恰到好处的氛围下，即使台词非常精简，这种关系也是不言自明的。这场戏被安排在影片伊始，让人无法小觑这部作品。
从《野马分鬃》看，新人导演魏书钧挺喜欢使用大景别和长镜头，但不是为了渲染宏大的氛围，而更像是让观众遥远地窥探。同时录音允许那些遥远的对话传进我们的耳朵里。有时，他更尝试让主人公撤退出长镜头，或者说，让长镜头停留在其他角色的空间里。比如说在游乐场，左坤在中场休息时拿着录音杆离开了，但镜头没有关闭，还在拍摄导演阿明（王小木饰）拙劣地搭讪女主角依琳（赵多娜饰）。在蒙古包前，镜头也持续记录着导演、村长、童童之间两两发生的对话。这些人在镜头里进进出出，构成一个饱满的时空，也多少稀释了一点半自传色彩的青春片中往往满溢的、对主人公——或者说自我——的过分关注。
电影《野马分鬃》剧照。
平心而论，《野马分鬃》不是一部闷死人的闷片，前提是你对观影抱有一定的耐心。影片里偶尔出现的黑色幽默，如同不温不火的粥里偶尔冒出的几个泡泡。这种幽默的底色其实是真实，是有些伧俗的真实。左坤的女友芝芝（郑英辰饰）也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她的副业是个礼仪小姐。于是她工作场所经常土味且尴尬得让人联想到贾樟柯《天注定》或《世界》里的空间。
左坤的窘迫也时常激起观众的笑声，就像坐在我后排的姑娘的短促笑声。比如当他因酒驾被抓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高中生还在怯怯地询问他是否还能搞到这个月的月考题。人和人之间关切的错位与参差引发了观众对于被命运捉弄的小人物的善意嘲笑，也可能是掺杂着共鸣的自嘲。
简单来说，作为一部青年导演的作品，《野马分鬃》是成熟的，因此能在去年的平遥电影节中脱颖而出。然而，一年多过去了，当野马从平遥跑上院线、遭遇了更多的观众以后，也出现了更多的声音。在叙事线索更清晰的商业电影之间，它显得格外青涩、落落寡合。《野马分鬃》的问题具体出在哪里呢？
青涩而模糊的自我表达
或许要从今年10月份结束的第5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说起。
当时有两位青年导演比较受人关注。一位就是魏书钧，他凭借《野马分鬃》之后的新作《永安镇故事集》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奖。另一位则是孔大山，他的《宇宙探索编辑部》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奖。
孔大山执导的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官方海报。
对关注国产青年电影的观众来说，这两位导演的名字都不陌生。魏书钧自不必说，孔大山之前并未有长片作品问世，却有一段学生时代的影像作品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流传。
巧的是，看完《野马分鬃》以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孔大山的那部小短片——《法制未来时》。这部明显带有黑色幽默的短片，模仿法制节目的形式，展现了警方因“文艺片闷死人事件”捣毁一处创作者窝点的实录。
在镜头前，被打了马赛克的导演孔某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我就是思想觉悟太低，不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老是沉迷于自我表达……”这也成为这段不到10分钟的短片的金句。
“老是沉迷于自我表达”，这几乎是所有青年创作者都难以回避的指控。《野马分鬃》也是如此。影片的主人公左坤是一个电影学院录音专业的大四学生。整部电影几乎都是他的生活碎片。除了他在影片开头买了一辆吉普车并在之后一直驾驶-修理-驾驶之外，全片谈不上有什么主线，都是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段。
即使对导演魏书钧的了解为零，你也很容易从主人公作为电影学子的角色定位上，估测出真实和虚拟的重合度。实际上，魏书钧确实在中国传媒大学读过录音专业，在大学期间也爱接私活，帮人拍片、做场记和副导演。他也买过一辆吉普车，并最终以3000元的价格把车卖了，买主说之后这个车会转手给内蒙古的牧民，他也算间接实现了心心念念的草原梦——这也是片子最后左坤的选择。魏书钧自己承认，片子对于他个人经历的还原大概有三成。
电影《野马分鬃》剧照。
其实，这种个人经历和影片内容的重合，虽然容易引发观众对作品创作者青涩或自恋的评价，但并不足以构成“沉迷于自我表达”的指控。甚至，我并不真的觉得“自我表达”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很多成功导演的早期作品中都有自己青年时代的影子：
贾樟柯的《小武》是他和他平遥镇上的朋友们的生活。新浪潮的开山之作《四百击》更是和导演特吕弗的私人经历高度相关——特吕弗年少时候也曾因为盗窃被捉进少管所。侯孝贤拍《风柜来的人》时35岁，韦斯·安德森拍《青春年少》时29岁，迈克·尼科尔斯拍《毕业生》时35岁，拍的都是青春期，导演们也都处于后青春期和执导生涯前期，与拍《野马分鬃》时30岁的魏书钧差不多年龄。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电影成为经典。
真正阻止野马叫好叫座的原因，是《野马分鬃》的拍法和大众有不少的距离。
如文章刚开始所说，《野马分鬃》其实并不是一部公路片，而是一部青春片。它的核心原本最容易引起人的共情——青年人的社会化。通常这种社会化被认为突出发生在学生从学校毕业的那一刻，所以我们看见《青少年哪吒》拍的是高中毕业，《盛夏光年》拍的是大学毕业。除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处的特殊时期，人们无学可上也无业可毕之外，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个节点，也因此对此间的惶惑不安和蠢蠢欲动容易产生共鸣。
但也如上文所说，除了吉普车的主线之外，本片没有明确的叙事线。他和女朋友打情骂俏，他打零工，他顶撞老师，他找了第二份零工，他翘课，他和女朋友分手，他打了第三份零工，他再次顶撞老师……本片和公路片最显性的区别在于，左坤的吉普车总是在城市里，而非在公路上飞驰。偶尔短暂地上路，还被查了酒驾。这辆车像左坤一样，是叛逆的，也遭遇重重困难。
左坤最终也没有如车贩子所希望的，成为一个“越野e族”，因为影片最终不是要说他开这部车去了哪里，而是要说无法去哪里。野马这一核心意象，在片中并不意指飞奔，而是落在监狱里的犯人打的太极拳招式上。收招之后，全体蹲下，拼成一个橙黄色的“感恩”。这种非线性和反高潮的特征难免让习惯商业片逻辑的观众失望。
电影《野马分鬃》剧照。
比没有明确的叙事线更要命的，是影片没有明确的人物动机。主人公想要去做什么事，或者不想做什么事？影片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展示。虽然每个观众都能感受到左坤的彷徨与失落，他偶尔充满优越感，却在现实中不断遭遇撞击。
青春片总要有一个核心的，即使它是遥不可及的渴望。《少年托洛茨基》里的主人公以为自己是托洛茨基转世，想肩负起无产阶级革命。而在《十七岁的单车》和《盛夏光年》中，爱和欲望构成了青少年时期里的英雄梦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望，青春片也往往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反抗对象，通常是世俗化的生活、被扼杀的理想主义和冰冷的都市病。经典作品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香港制造》等。当纯真遭遇染指、当梦想被日常吞噬、当欲望被现实淋湿……无论年轻的主人公被就此打倒，还是咬牙奋进，都容易勾动观众的心弦。
然而，《野马分鬃》核心松散的根本原因，在于主人公的复杂身份。左坤虽然大学没毕业，却不是一个没经历过毒打的、受象牙塔庇佑的单纯学子。他在大学期间就有持续接私活的经历。在混剧组方面，他比学校里的教授还经验丰富，也催生了很多师生间的矛盾。按魏书钧的话说，左坤是“学校里最社会的人，社会里最学校的人”。
这种人物前史使他和很多青春片中无知而无畏的主角不同。青涩与成熟、学校和社会、纯真与黑暗、理想与现实……这些构成青春片核心矛盾的二分法在他身上是融合和模糊的。而且，这种模糊发生在影片开始、观众认知这个角色之前。于是，这也为这个角色的塑造，以及相对应的，观众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增加了难度。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其实处于社会人和学生身份的转换节点，左坤身上还是拥有一些刻板印象中的学生特质。比如他的混不吝，他的幼稚，他的少年意气等。这些表现主要体现在他的剧组遭遇和他与女友之间的摩擦上。在和女友芝芝的关系中，左坤是显得更加单纯的那一个。
我很喜欢一场没什么对话的对手戏：左坤到活动现场接芝芝下班。芝芝剪彩结束后走到台下，训斥另外两个女孩为什么没有在台上展露出笑容。训斥结束后，镜头带到旁边的左坤，停在他呆滞的表情上。明显，芝芝已经在社会中进入了一种权力关系的上层——尽管这是再小和再底层不过的权力结构。她对于两个女孩的要求是展露微笑，也是一种剥夺本真的象征。左坤对此是被动的，也隐含着抗拒：虽然总是在剧组里充当被剥削的边缘人，他却还没有准备好充当剥削他人的角色。
但这样的冲突，不仅在价值取向上过于学生气，在很多成年观众看来，也有些无病呻吟，表达上也比较隐晦。所以即使我个人并不反感、甚至欣赏这样的自我表达，它也注定无法在大众市场上激起更多的共鸣。
离电影太近，离电影的观众太远
如果说，上文中提到的非线性、反高潮、孩子气的隐晦表达，是市场注定不认可、但我还算欣赏的表达，那么《野马分鬃》在我眼里还存在一种真正的缺憾：
它离电影太近了，因此离电影的观众太远了。
《野马分鬃》充斥着对于电影媒介的展示、引用和致敬。左坤是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做的是电影行业中的边缘营生——录音。他的历程中有很多电影圈“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细节。技术上的，譬如如何举杆、如何拟音、如何补录环境音。人际关系上的，譬如年轻导演很依赖经验丰富的摄影师，甚至在权力关系上会有一种反大众认知的倒转。角色的台词里也充斥着文艺片导演的名字，洪尚秀、王家卫、侯孝贤等。
“澎湃新闻”发布的一篇影评认为，《野马分鬃》因此展露了一出“影视圈的奇葩现形记”。但新鲜之外，我觉得这可能更多出于影视制作者，尤其是青年影视制作者的自恋。这种自恋未必是对他们个人的，也可能是对电影媒介本身的。
其实我并不想苛责《野马分鬃》，之所以格外提出这点，是因为《野马分鬃》并不是孤例——它几乎代表了一种近年来青年导演的倾向。如同影片的豆瓣短评区里的高赞短评所说，“2020年涌出来一堆讲述如何拍电影的电影，数量可能不下十部”，魏书钧的第二部长片《永安镇故事集》也在其内。好像这几年，年轻一代拍摄的摄影棚里的“套娃”故事越来越多了，而把镜头对准“非电影的现实”的青年影片越来越少了。
电影《永安镇故事集》剧照。
预设普通观众对于电影的拍摄幕后、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乃至文艺片的拍摄手法拥有业内人士同样的热情，无疑是一种盲目的傲慢。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电影这一载体本身并没有什么光环，电影承载的内容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于是，电影对这方面展示越多，大众的共情就折损得越厉害。或者不如说，这样的取材天然就是一种筛选和圈选，留下来的几乎只能是最核心的那部分影迷。
当然，有些电影注定不是给所有人看的。创作者有选择观众的权力，电影人也有拍摄戏中戏的权力。所以费里尼有《八部半》，特吕弗有《日以作夜》，文德斯有《事物的状态》……但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的青年影人不约而同地都把镜头对准电影本身的时候，被共同忽略的是“外面的世界”。在这些此起彼伏的媒介的自我致敬中，除了热爱，我更看到了懒散和失控：失控的是自我和作品之间的距离。
再回顾一下大师们年轻时的作品吧。你会发现即使热爱电影，他们基本也不急于在最初就用作品热切告白。把镜头对准电影，往往是他们在过尽千帆之后：《八部半》是费里尼的第九部作品，在拍完了浪荡儿、妓女、骗子、小丑的故事之后，他终于开始拍自己的影子；《日以作夜》前，特吕弗已经成为新浪潮的标杆；拍《事物的状态》，则是因为文德斯凭借《公路之王》等片走出欧洲、来到美国，并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电影生态，产生了一腔想要抒发的怨怼。张艺谋年逾七十才拍了所谓“给电影的情书”的《一秒钟》，但在影片中，胶片还是历史和记忆的载体，并不存在什么超验或普世的光环。
电影《八部半》剧照。
《野马分鬃》对于青年导演来说是一部好作品，甚至是一部过度成熟的首作。它的青涩和个人表达有其珍贵的地方，但它也暴露出青年导演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尤其是在它从平遥走上院线之后。
必须再次强调，我并不想对《野马分鬃》求全责备。电影有小视野和大叙事，可以把视点抛向世界，当然也可以把目光聚焦自我；可以是雄浑的交响乐，也可以是自言自说的影像诗。但因为《野马分鬃》不是青年导演作品的孤例，我才要说：不必着急致敬电影，因为世界之大，并不只在摄影棚的咫尺之内；也不必着急拒绝大众，因为电影的受众可以不仅是骨灰级的影迷。
《一代宗师》里叶问说：“世界之大，其实大不过一个想法。”吉普车最终在左坤的想象里跑上了草原。我们也期待着青年电影可以跑得更远。
主要参考资料：
[1]专访丨《野马分鬃》导演魏书钧：去年放的礼花，今年终于亮了，“澎湃有戏”公众号，2021年11月26日：
[2]《野马分鬃》：一匹野马，没有草原，“澎湃新闻”，2021年11月27日：
题图来自电影《野马分鬃》剧照。
作者 | 魏子薇
编辑 | 青青子、罗东
校对 |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