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杂志》是纸质历史上最知名的角色，在西方，19世纪兴起的大众化报纸形成了重要的公共领域，助长了政治舆论的影响力。

以上有关新闻纸的影响，并不只是由新闻纸承载的文字“内容”带来。早在上世纪，麦克卢汉等媒介学者就提醒我们关注媒介影响的物质与技术层面。德国文学与历史专家罗塔尔·穆勒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种视角。在他的《纸的文化史》一书中，他将焦点置于“纸张”媒介本身，追溯了其演化史背后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

从穆勒的记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原材料基础、印刷造纸技术等因素的变化，对于纸形态的发展有着革命性的影响。而不同纸张的形态，也深度介入了社会政治环境。例如在著名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重“社会杂闻”的“小报”通过各类八卦轶事，成为影响舆论的重要角色。借用伊丽莎白·艾森斯坦语，穆勒试图描绘的是一种“作为变革动因的纸张”。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纸的文化史》，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纸的文化史》，作者: [德]罗塔尔·穆勒，版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创美工厂，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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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机：“无限生产力”的承诺与新闻纸的崛起

“纸是我们所有精神交流的物质手段，是思想交流的中间人，是思想、感觉和情感的载体，是人类研究成果的忠实载体。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材料像纸一样经历如此巨大的变化，没有任何材料能像纸一样，通过辛勤的工业者的双手，从最原始的自然状态直到完美的最终目标。在这里描述纸的生产制造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事先就可以确信，卷筒纸制造机的奇特机制不太会让我们的读者感到不满。”这是《卷筒纸制造机》（Die Maschine des endlosen Papiers）的开篇语。莱比锡杂志《实用知识传播协会芬尼杂志》（Pfennig Magazin der Gesellschafl zur Verbreitung gemeinnütziger Kenntnisse）在1834年秋天，用两篇文章图文并茂地向读者们依次介绍了造纸机和切纸机。这份每周六发行的杂志，其名称取自1832年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周刊《实用知识传播协会的便士杂志》。《芬尼杂志》同巴黎的《名胜风景》一样创刊于1833年，首年发行量就达到35000册。一本杂志共八页，有四到六张不等的插图，售价仅为11芬尼——从莱比锡寄一封信到德累斯顿要花的钱几乎是它的两倍——每年订阅的话只要两塔勒。如此低的价格只能依靠高发行量维持。

仅仅成立几年后，《芬尼杂志》的发行量就达到10万册。1847年，出版商F.A.布罗克豪斯（F.A.Brockhaus）收购它时，为保证这本插画周刊的按时出版，专门为杂志的高速印刷机配备了蒸汽动力。18世纪启蒙运动讲求的娱乐和教学在这里得到了平衡。文中对造纸机和切纸机的介绍同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以一种物质自我反思性的方式，向杂志的读者们展示了他们手上所拿读物的物质构成。这两篇文章充分反驳了这样一种观点：通向现代大众媒体的道路是思想和语言退化的陡坡。文章的描绘生动形象且十分精确，19世纪的叙事文学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精确性描绘了自然现象、日常事务以及市民生活。《芬尼杂志》对造纸机的描述（不断引用文章附带的整页插图）是这场造纸厂之旅的高潮。它进一步将机器解释为通过人类思维实现的“奇迹”。

造纸机可以生产出无尽的纸张，看上去又不需要人力，这种被梅尔维尔拿去跟但丁的地狱惩罚联系在一起的无尽性，表现为一种对无限生产力的承诺。在讨论英国的《便士杂志》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现代印刷技术和造纸机的结合对于这一类型的报刊来说具有决定的意义。巴尔扎克为法国昂古莱姆印刷厂指定的斯丹诺普印刷机就已经是铁制的了，它是传统谷登堡印刷术的最后一个分支，可以通过使用较大的金属压板实现“一次性”印刷，但是它的原理还是旧式的“平面压平面”——将压板盖在印版上的方式。弗里德里希·柯尼希的高速印刷机意味着向滚筒印刷的过渡。柯尼希的灵感来自机械化织布厂的印花工艺。滚筒是在19世纪印刷技术革命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元素。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滚筒式高速印刷机与造纸机的全新结合，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地位稳固的手动印刷机和手工造纸。这种断断续续的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报刊出版的激励。正如巴尔扎克所理解的那样，现代新闻业已经找到了一个伙伴，可以与其结成一个划时代的联盟，就像15世纪和凸版印刷结成的联盟一样。然而，只有在效率越来越高的印刷机的产能和造纸机的产量之间取得平衡，这一联盟才能蓬勃发展。人们意识到，造纸机原材料供应的局限会影响这一平衡。我们可能还记得，大卫·赛夏的研究就是基于这一点的。那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吧。

法国19世纪作家巴尔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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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赛夏与弗里德里希·哥特罗布：新发明背后的复杂因素

当时的大卫已经因朋友吕西安在巴黎伪造的票据而债台高筑，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去见律师柏蒂-格劳的路上，他心不在焉地嚼着一根在工厂用水泡过的荨麻。在和律师谈完回去的路上，他忽然觉得牙齿缝里有一颗丸子，便把它拿出来放在手上，发现“那一小块糊比以前试做的各种纸浆都强。用植物做纸浆，主要缺点是没有弹性，例如干草做的纸就特别脆，近乎金属，拈在手里发出金属声。像他那种偶然的发现只有大胆探索自然规律的人才会碰到”。“我要用机器和化学品来代替这个无意识的咀嚼作用。”他自言自语道。

当巴尔扎克写作《幻灭》最后一部的时候，纺织和装订工人弗里德里希·哥特罗布·开勒（Friedrich Gottlob Keller）在萨克森整理出了一本自1841年起开始撰写的笔记，笔记中记下了他所有的技术创新。他希望通过这些笔记来获得一些有利可图的发明。其中一个想法是“用研磨产生的木质纤维制造纸张”。几十年后，开勒在自传中描述了他成功的过程，在一系列想要通过化学方式获得木质纤维的实验失败之后，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会将樱桃核适当打磨后制成项链，打磨时分离出的木纤维晒干后就变成了小小的薄片。这个回忆让开勒想到，可以通过边研磨边加水的方式，将木头分解成纤维。开勒记录了他在他的工厂中用普通磨刀石生产出第一张木浆纸的时间：1843年11月。夏天的时候，巴尔扎克《幻灭》的第三部《发明家的苦难》以连载的形式在巴黎杂志《国家》（L’État）和《巴黎人》（Le Parisien）上发表。

意外发现是19世纪发明家逸事的一个常见主题。大卫·赛夏和弗里德里希·哥特罗布·开勒两人的发明都是从历史中找到了灵感。两人都抓住了一条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贯穿造纸技术文献的线索，也就是寻找以植物为基础的原材料。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忽视木头和荨麻。雅各布·克里斯蒂安·谢弗在他的《不用破布或减少添加物制作同等质量的纸的尝试及案例》中详细地研究了使用各种木材的可能性。到了19世纪，当使用植物原料造纸变得越发紧迫的时候，从直觉的、实验性的概念到经济可行性的转变受到了几个因素的推动。

首先，这些想法是在更接近科学和程序的反思中进行的。随意地咀嚼一根植物、童年回忆的灵光乍现——这些听起来像是非常小概率的个体事件。但事实上，这些灵感的背后是高速运转的技术反思机制，在德国，《通用技术报》、《综合技术核心报》以及《综合技术期刊》（Polytechnische Journal）就是这一机制的代表。大卫·赛夏能想出他的方法，离不开他在巴黎学到的理论知识和迪多印刷所的技术知识。开勒的灵感则深深植根于他对综合技术期刊的广泛阅读。人们总是致力于给成本高昂的消费品和原材料寻找替代品。随着机械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这些研究始终与实现廉价大规模生产这一目标联系在一起。开勒工艺的基本理念——在研磨的同时加水，进而从木质纤维中获取纸浆，而不仅仅靠添加木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然而，最重要的是，关于造纸原料创新的推动力更强了。在18世纪，破布短缺——纸张需求增加的另一种表现——可以通过放宽破布交易的规章制度和收购特许权来减轻。但在19世纪情况就不一样了。随着造纸机和印刷机的技术进步，加上新闻业对纸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原材料短缺的情况加剧了。

电影《天才捕手》剧照

巴尔扎克在1830年前后为埃米尔·德·吉拉丹（Émile de Girardin）的报纸撰写过文章。1836年，吉拉丹成立《新闻报》（La Presse）之后，巴尔扎克也是撰稿人之一。和同一年由阿尔芒·杜塔克（Armand Dutacq）成立的日报《世纪报》（Le Siècle）一样，《新闻报》同样也是走薄利多销的策略。当时法国报纸的预订价格通常为每份80法郎，而《新闻报》和《世纪报》这两家新办报纸只要40法郎。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新的受众，扩大销售市场，并通过销量的增加来弥补价格降低带来的损失。与此同时，他们还依靠广告业务和新的策略来确保受众忠诚度。吉拉丹的基本理念是结合新奇和叙事，也就是通过叙事的方式处理新闻，从而提高信息的价值。他将文学性、叙事性和娱乐性的形式引入了报刊这个以政治为中心的媒介，取代了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修辞性、论辩性的议论文。他最著名的创新是开创了“连载小说”。这一形式很快就引起了极大轰动，这不仅是由于第一年连载的巴尔扎克的小说《老姑娘》（La Vieille Fille），还有一些反映读者日常生活的短篇散文也同样重要。这两份报纸的创新在当时都是非常成功的。《新闻报》的销量很快就突破了10000份，1842年《世纪报》的发行量达到35000份。这都是《幻灭》问世的时代背景。

巴尔扎克曾写道：“工业和知识的所有伟大成果都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和不可察觉的积累向前发展，就像地质运动或者其他自然过程一样。为了臻于完美，写作——语言可能也是——也必须和印刷及造纸一样进行许多测试。”在这一关于技术进步和自然发展的类比中，其实包含了这样一个认识，即发明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可能是在更长的时期内发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工艺技术的想法只有在合同、专利、其他经济和文化因素都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大卫·赛夏和弗里德里希·哥特罗布·开勒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两人都希望在没有必要的资本和成熟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将发明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结果就会变成路易斯·尼古拉斯·罗贝尔和他的造纸机那样：发明者无法掌控他的发明。

以开勒为例，海登海姆的造纸商海因里希·弗尔特（Heinrich Voelter）拿走了他的专利，海因里希与当地工程师约翰·马休斯·福伊特（Johann Matthäus Voith）一起，经历了开始的几次失败后，开发出了一种工业级的木材研磨机，还有一个用于给研磨后的木材进行“精炼”的精制设备。木浆最初是破布的添加物，被当成添加剂来使用，而没有被作为通常意义的替代材料。从开勒的想法到木材研磨工艺的实现，中间大概间隔了25年。1867年巴黎的世界博览会见证了国际造纸业在木浆技术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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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原材料的革命与地理中心的转变

这是第一步，但并未彻底革新纸张的原料基础。因为仅以纯木浆为原料制成的纸张很容易变脆，在光照作用下很快会变黄。所以，在生产更精细的纸张时，还需要使用破布作为稳定剂。直到19世纪80年代，破布的这一功能才被一种同样从木材中提取的物质——纤维素所取代。纤维素是化学兴起的产物。自18世纪末以来，人们通过对破布进行氯漂白，扩大了纸张生产的原料基础，并为寻找替代材料提供了新的动力。巴尔扎克虚构的发明家大卫·赛夏的故事，也算是符合真实的历史。他是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位化学家那里获得了关于植物实验的第一个灵感。从荨麻中偶然取得的突破，促使他不断尝试用化学方法实现他偶然用物理力量造出的东西。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随着造纸机的引入，化学家也加入工程师和机械技术人员的行列中来。

1838年，法国化学家安塞姆·佩恩（Anselme Payen）在木材中检测到了纤维素。此后，《综合技术期刊》（Polytechnischen Journal）等杂志不断地记录了生产造纸用纤维素的新实验和新工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化学纸浆产业使原材料进一步得到补充，大量纸浆厂成功地淘汰了作为替代原料的稻草。用破布制作的纸张仍在继续流通，但从那时起，机械纸浆和化学纸浆的结合以及蒸汽的使用（作为动力而非热源）成为纸张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特点。高质量的化学纸浆取代了添加到机械纸浆中的破布，以生产出更高质量的纸张。

电影《华盛顿邮报》剧照

随着破布不再具有重要性，造纸业逐渐和它的老伙伴——织布厂以及它的后代纺织业分离开来。1867年，也就是巴黎世界博览会举办的那一年，德国《综合技术期刊》摘选刊登了安塞姆·佩恩的论文《关于木质纤维的结构和化学组成》（Ueber die Strulur und die chemische Confitution der Holzfaser），并在结尾描述了纤维素生产这一新兴产业：“即使从林业的角度来看，这一新的产业也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为针叶林种植所提供的产品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事实上，森林取代了破布交易者，成为新的造纸原料供应商。

从林业经济的角度来看，造纸业填补了传统的木材购买者退出市场后所留下的空白。在19世纪，煤炭在冶炼工业和一般工业的燃料中取代了木材，同时在建筑业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钢铁来代替木材。因此，在造纸业提出需求的这一历史性时刻，森林成为造纸可以利用的原料来源，并促进了造纸业向工业生产过渡。功能越来越强大的大型机械设备可以和不断精进的化学原料提取方法结合在一起。新的生产规模使人们对能源和资本的需求成倍增加，需要完善的物流来运输原材料和成品，并在更高的层级上将盈利能力和生产规模结合起来。随着纸张生产的重新调整，地理中心的转变伴随而来。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用破布造纸最容易找到原材料。

随着机械纸浆和化学纸浆成为造纸的原材料，北美和北欧等人口稀少但林木茂密的地区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荷兰、德国和英国这几个在1800年造纸机刚起步时还处于领先地位的传统欧洲造纸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退居二线。从在中国和阿拉伯起源一直到机械化和工业化时期，造纸对水的依赖没有改变，它促进了地理中心的转变。尽管水作为动力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水的大量供应对于工业生产来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北欧和北美丰富的森林资源加上丰富的水资源，促成了这些地区在世界造纸业中的崛起。早在前工业化时期，造纸就不是田园般的美好画面：造纸厂内的破布恶臭熏天，被污染的水则流到厂外。随着工业化以及机械纸浆和化学纸浆生产的发展，水的消耗和污染增加。造纸厂的化学品残留物随着废水排放到自然环境中。

直到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里，由于原材料基础的改变，古老的欧洲造纸业才得到了全面革新。从造纸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是从造纸机和高速印刷机开始的，只有原材料的供应不受限制以后，18世纪后期开始的机械化造纸才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纸张才成为一种大规模生产、无处不在的工业产品。虽然纸张的供应还是会受到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的限制，比如战时和战后的短缺经济，三十年战争就是这种情况，但原则上讲，可再生原料的种植可以满足工业社会对纸张日益增长的需求。1800年前后，德国的人均纸张消费只有0.5公斤。而到了1873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5公斤。但这四倍的增长也不过是一个前奏。19世纪的最后一个季度，造纸原材料范围扩大后，纸张的人均消费量从13公斤跃升至18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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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法国《小日报》和德雷福斯事件

1839年出版的《幻灭》第二部中，巴尔扎克虚构了一份报纸，记者罗斯多将其称为《小报》（Notre Petit Journal），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凭借副刊里的文章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巴尔扎克去世后，出现了以此名字命名的报纸：《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它代表了法国向大众媒体时代的过渡。《小日报》创立于1863年，为了免交政治报刊税，它强调自己的“非政治性”。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小日报》与那些“大”而精致的媒体不一样。它的“小”不仅体现在实惠的价格，也体现在减半的页面规格上。这份报纸只要5生丁，即1苏，创造了所谓的“一苏媒体”，是法国版的英国《便士报》。

社会杂闻（faits divers）在《小日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就像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一样，记者们也穿梭于这座大城市中，寻找意外、自杀、无法解释的死亡和犯罪。早在《驴皮记》中，巴尔扎克就将社会杂闻描述为对文学的挑战：“请问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你能否找得到一本书在才华上足以和这条小新闻媲美：‘昨天下午四时，一少妇从艺术桥高处投身塞纳河自杀。’面对这种巴黎式的简洁文体，所有的悲剧、小说都要黯然失色……”1869年9月至1879年1月中旬，对一个八口之家谋杀案的连续报道，从捕获凶手到执行处决，仅仅几个月内就使《小日报》的发行量从357 000份增加到594 000份。考虑到日报社的生产能力，只有在印刷机和纸张生产两者达到一个新的技术水平之时，这样的发行量才有可能实现。与巴尔扎克合作的埃米尔·德·吉拉丹（mile de Girardin），是法国新闻界从七月革命到法兰西第二帝国，再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关键人物之一。印刷速度的提高，可以帮助他实现报纸薄利多销的理念。

他在工程师界的合作伙伴是伊波利特·奥古斯特·马里诺尼（Hippolyte Augufe Marinoni）。1848年，他为吉拉丹的《新闻报》提供了一台日产量翻四倍的印刷机。不久后，他看到了从德国移民过来的雅各布·沃尔姆斯（Jacob Worms）在巴黎印刷厂制造了第一台轮转印刷机。这台轮转印刷机也是为了《新闻报》所造的，但由于政治限制，在当时没有得到大规模使用。借鉴沃尔姆斯的建议和他终生致力研究的英国机械技术，马里诺尼为《小日报》研发出了一台法国版的轮转印刷机。最终，美国的威廉·布洛克（William Bullock）将轮转印刷机完善到了完全自动化的程度。谷登堡印刷术的原理是平面压平面，柯尼希的快速印刷术则是利用圆筒对平面，而现在，圆筒对圆筒印刷的实现意味着一个质的飞跃。纸张的柔韧性是实现这一飞跃的前提，这不仅体现在造纸机生产的卷筒纸和印刷机的配合上，也体现在印刷过程中。在轮转印刷机的普及过程中，在印刷版型方面，用纸型浇铸铅版代替了石膏浇铸。供纸以及纸张印刷完毕后的裁切设备也都集成到印刷机的对转滚筒周围。

1894年《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描述了这些新机器运行的独立连续性：“普通的高速印刷机工作时，每张纸都必须单独送入，所以四倍速、八倍速的高速印刷机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这种情况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开始想，是不是可以给机器源源不断地自动送纸，然后每一张纸在通过围绕着圆筒的弯曲印版（浇铸铅版）完成双面印刷后，通过切割设备裁切成指定的格式，再将其折叠或平铺，从而大幅度提高了产能（高达每小时20 000张）。”

和1810年柯尼希的高速印刷机一样，1856年英国《泰晤士报》也是第一个使用轮转印刷机的客户。由此可以看出期刊媒体和印刷及造纸技术创新是密切相关的。轮转印刷机完美地匹配了造纸摆脱原料限制后带来的产量提升。而两者的结合又与不断扩大的报刊产业完美契合。

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剧照

根据新闻学的观点，纸和印刷机这一联盟的革新在四个方面带来了好处，而这四个方面正是构成报纸这一媒介的四大元素：周期性，即规律出版的可靠性和频率；及时性，这不仅仅取决于电报局传递信息的速度，也取决于印刷速度；普遍性，即通过边界的消解和形式的内在差异，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特定的覆盖；公开性，即面向公众的非排他性和可获得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日报尚未需要与广播和电视竞争，它能够崛起成为工业现代性的核心大众媒体，首先要归功于低价和高发行量。若没有由此带来的报纸消费的社会扩张，及时性、周期性以及普遍性的效果都将大打折扣。

与17世纪和18世纪的报纸相比，一种新的媒介出现了。随着纸张生产的产业化和原料限制的摆脱，报业出版也促进了未装订纸张的同步流通。这些报纸每天奔涌到社会中，随后进入不流通的领域。这有点像电报局的纸质电报，一旦编辑将它们重新编辑成报纸报道后，它们的物质形式就消失了。19世纪有一则流行的笑话：早上的报纸就是晚上的厕纸。这个笑话包含了这样一种看法：随着期刊媒体的兴起，在向大众提供的大量纸张中，没有流传下来的纸张比例呈指数增长。即使图书馆和档案馆会把报纸装订成年刊并存放，也没有减轻这种纸的大规模消失。新闻纸的不断消失是其间歇性影响的反面。

新闻纸在19世纪漫画中无处不在，19世纪小说里也有许多报纸读者和记者的形象出现，警局档案里保留的告密者报告记录了报纸读者们的高谈阔论，他们对社会杂闻、政治消息以及社论发表看法。这些都反映了每天都有新闻纸被源源不断地供应到社会有机体中。

《小日报》是造纸工业、印刷技术和期刊媒体组成的“铁三角”的典范。一开始它采用的是“大”报的四页格式，但没有采用43厘米×60厘米的标准尺寸，而是减半为43厘米×30厘米。只不过，“小”、轻型小报新闻的概念并没有局限在小的物理格式上。1873年，埃米尔·德·吉拉丹开始担任报社管理公司的总裁，直到1881年去世。1882年，新闻界的关键技术人物——伊波利特·奥古斯特·马里诺尼（Hippdyte Aagufe Marinoni）接替了他的位置。在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马里诺尼展示了他的新型轮转印刷机。这台印刷机可以将各种规格的卷筒纸进行双面印刷、裁切，最后折叠成报纸。自1890年开始，得益于1886年纸张税的废除以及造纸原料限制的摆脱，《小日报》换用了更大的版面。

1890年，报纸的发行量突破百万份，还增加了一份八页副刊，每周出版，定价和普通版一样只要5生丁。凭借画报里刊登的彩色图片，《小日报》成为欧洲大众媒体的顶尖通讯社之一。它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技术文明进步的主要传声筒之一，是电报、留声机、电话、汽车和环法自行车赛的宣传员，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扩音器。也许一开始它的出现是“非政治”的，但从19世纪末开始，它无疑已经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报纸培育了新的新闻素材、丑闻和轰动事件。它刊登了各种各样的图片：爆炸袭击和铁路事故、殖民地的日常生活，高级将领的肖像、国事访问的照片、被狮子袭击受伤的马戏团游客。1898年1月13日，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以《我控诉……！》（J’accuse!）为题，在《震旦报》（L’Aurore）头版头条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菲利·福尔（Félix Faure）的公开信。这个时候，《小日报》则成了反德雷福斯的喉舌。德雷福斯事件不仅仅是个国家事件，它也是最早的现代媒体战之一。伊波利特·奥古斯特·马里诺尼和时任《震旦报》编辑的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之间的个人恩怨也被卷进了这场新闻战中。那个醒目的标题就是克里孟梭所加。因为左拉的文章，《震旦报》的发行量从通常的两三万份增加到超过30万份。但与之打擂台的《小日报》则有百万份的发行量。而法国的第二大众报纸《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也凭借它的百万份发行量站在反德雷福斯的一方。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年10月9日－1935年7月12日) ，法国犹太裔军官，1898年他被误判为叛国，导致德雷福斯事件。

《小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图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95年1月13日那张德雷福斯被革除军衔、折断军刀的封面图片。《小日报》的反德雷福斯运动不仅仅是包括针对德雷福斯的反犹运动，它还发起了一场针对爱弥尔·左拉的运动，称他是“反爱国主义丑闻的主角”，这场运动还波及了他的文学作品。1898年2月，军队对左拉进行审判，《小日报》以《左拉事件》为题进行了报道。1898年春天，《小日报》自己也成为事件的一部分。尤其是在5月23日，也就是爱弥尔·左拉在凡尔赛出庭那天，主编欧内斯特·朱代（Ernef Judet）发表了一篇关于左拉的父亲弗朗索瓦·左拉（François Zola）的诽谤性传记。在这篇文章里，爱弥尔·左拉的父亲被描述成小偷和寄生虫。这种企图通过丑化他私人生活中的某一元素来反击左拉的政治呼吁的行为，不仅招致了左拉对《小日报》、马里诺尼和朱代的控诉，也使得左拉后来在《震旦报》上以“弗朗索瓦·左拉”为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父亲的文章。在《黛莱丝•拉甘》（Thérése Raquin）等小说中，左拉承袭巴尔扎克的衣钵，将现实社会的世界带进小说世界中。现在，他为报纸撰稿，是为父亲的荣誉而辩护，也是向《小日报》以及它的诽谤复仇。他明确地告诉读者，自1898年7月18日凡尔赛审判结束离开法国后，他就再也没有读过这份报纸，今后也不会再读，“我从来不看它”。

摘编/刘亚光

编辑/刘亚光

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