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夏天，伦敦大学艺术考古学博士莫明第一次来到中亚时，她跟随格雷内和马尔沙克教授，参加了以撒马尔罕和雕塑奇肯特为基地，发掘亚历山大式谷仓和卡拉汗王朝宫殿壁画的考古活动。这两位教授都是罂粟学领域的权威。
同样在那个夏天，中国西安郊外的一处考古现场，一座北周时期墓葬被发掘出土，墓主人是一位在中原效力的外国人史君，他的家乡史国（Kesh，也称羯霜那）远在中亚，距离毛铭所在的工作场地仅60公里。这份传真在一天黄昏被送到中亚场地，不同国籍的考古队员们为远在中国的同行发出欢呼。
这种奇特的关联让毛铭心中闪过一阵悸动，她隐约感觉到，粟特胡人的灵魂仿佛在互相召唤，正纷纷破土而出。四年前，山西太原、陕西西安分别出土了虞弘和安伽的墓葬，他们均有粟特血统或与粟特人通婚。而当史君墓发掘后，同为粟特人的康业、李诞墓葬也相继重现于世。
随后，史君的生前信息经过日本学者吉田丰的解读，确定了其原名Wrikak，是一名拜火教徒。其墓葬浮雕上的图画，更是被法国中亚学巨擘葛乐耐认为是“最忠于拜火教经典《阿维斯陀》的图像细节”，葛乐耐从1984年开始主持撒马尔罕古城的考古工作。
来自俄国的马尔夏克同样对中国考古成果兴趣浓厚，他从2001年开始试图解释虞弘与安伽的文化背景。马尔夏克是来自俄罗斯的考古学家，他执掌冬宫博物馆的波斯-中亚藏品，并在片治肯特古城主持考古发掘活动已经超过50年。
事实上，真正第一个提出入华粟特人图像证据的学者是斯卡格里亚（Giustina Scaglia），她通过1958年对波士顿美术馆中几块北齐石榻的观察，发现其中刻画的主人公头顶圆帽，身穿窄袖胡服，便大胆假设其身份可能是粟特人或嚈哒人。
然而之后的四十年时光中，并无其他人对这一研究更深入一步，直到两位女学者Judith Lerner和Annette Juliano出现，她们在1997年对日本美秀博物馆的13块北朝文物属于粟特贵族的祆教遗物。马尔夏克和妻子拉斯波波娃则进一步确认了这些文物的年代。
一时间，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胡人留在中原大地上的遗迹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而汉字文化圈中的东亚学者却感到一阵眩晕，对胡风盛行的北朝，原来学术界的关注是如此不够。
“我第一次是中亚场地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是日本人。”毛铭对2003年刚到中亚场地时遭遇的尴尬记忆犹新，“在这个领域里，太缺少中国人的声音了。”
历史上的粟特人是彻头彻尾的贸易民族，他们不仅在粟特本土和中国之间发展商业，甚至充当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意中介，他们的客户还包括印度次大陆诸国家，商路远及波斯湾和两河流域。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8世纪，粟特人实际上充当了中亚贸易的垄断者。
关于粟特人来华的实际证据，早在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便在敦煌烽燧附近发现了一批流沙坠简，里面装载七封由粟特文写就的书信，写作年代约在公元313年，后来这批文献被称为“粟特古信札”。
在信中，这些书信的记录者透露了自己粟特商人的身份，他们提到西晋当时已陷入战乱，匈奴将军刘曜攻占并焚烧了洛阳和邺城，并洗劫了这些粟特商人的财物，他们只能滞留敦煌，无法返回家乡。
并非每一个粟特人的命运都如这群被遗忘在敦煌的可怜人那般不幸与孱弱，在8世纪中叶掀起叛乱的安禄山，身上正流淌着粟特与突厥民族的血统，而从文化背景判断，安禄山则是不折不扣的粟特人，在他生活的华北，他们往往被称为杂胡。根据相关学说，入华粟特人很容易从姓氏上判断，譬如康姓和安姓分别对应着故乡来自撒马尔罕和布哈拉。
在对于粟特文化的研究中，法国、俄国、意大利、日本走在了前列。在跟随马尔夏克和葛乐耐的学习过程中，这些不同国籍的考古学者对待学术五十年如一日的热情和与之相匹配的学术功力使得毛铭产生了将这些理论成果翻译为汉语、反哺国内学术界的念头。
2006年7月28日，马尔夏克教授在片治肯特场地去世，按照当地习俗，他于当日便被埋入考古遗址旁。
10年后，毛铭将马尔夏克从1990年代初至去世前夕的论文集结成书，以《突厥人、粟特人和娜娜女神》为名，经由漓江出版社付梓出版。论文选题方向从中亚片治肯特古城的壁画到中国北朝石棺屏风上的粟特艺术，囊括了马尔夏克在这一领域的大量精微见解。
而这本书仅仅只是“丝路译丛”计划的第一辑中的一本，同时推出的还有法国学者葛乐耐、意大利学者康马泰的两部论文集，此外还有三本书将作为第一辑的一部分在后期推出，作者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
毫无疑问，对粟特文化的着迷使得毛铭某种程度上对于这门学科在国内的边缘地位感到焦虑。在多数时间里，她关注着中国关于粟特文化的点滴讨论，同时流连于与国际同行们在中亚的烈日之下，端坐于葡萄架中，啃着哈密瓜，怀想胡风盛行的中古时代。
当2003年，她遇到伊朗舞蹈家卡佳，与其畅谈唐朝文献中来自西域的柘枝舞，卡佳突然向毛铭展示了一个定格的舞蹈手势，并问道：“这像不像梅兰芳的兰花指？”
毛铭素来听闻过兰花指起源于印度手印的传闻，但这位波斯舞者的想象力仍让毛铭感到醍醐灌顶，当她向我转述这段奇妙的往事后，我问毛铭是否相信这两者的关联，毛铭一脸真诚地回应：“我当然相信。”
以下是界面文化对于毛铭博士的采访。
界面文化：你是在哪一年去的中亚场地？
毛铭：我是2003年接受法兰西中亚学院的邀请，是他们为我办的交换学者的签证，才去了场地。我的旅行费用来自剑桥大学的中亚学会。因为当时从英国去到中亚做考古的人很少，直到现在也很少。
界面文化：你长期跟随葛乐耐和马尔夏克两位教授，参加撒马尔罕和片治肯特两座古城的考古活动。这期间经常回国吗？
毛铭：对，我的场地主要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所以我们译丛的文章也是覆盖这三个场地。我基本上从2003年开始，每年都会去到场地，也有相当时间待在国内。
界面文化：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想要将这些研究成果反馈给中国国内读者？
毛铭：一开始就产生了，当时我们在撒马尔罕受到一份国际传真，说中国西安出土了又一座北周墓葬。其中的壁画和中国在西安、太原、洛阳、大同和天水出土的北朝入华粟特人石棺床上面的壁画都是可以对比的。也就是中国北朝的粟特人遗迹，和粟特人家乡的一部分宫殿壁画，这两组考古图像可以拿来对比，从而产生比较重要的有关丝路的考古结果。
界面文化：这也就是你们团队做的事情。
毛铭：事实上，我们的一个中亚的小团队，包括了来自法国、意大利、俄罗斯、乌兹别克、塔吉克、美国和中国的学者，一直在做这件事。
界面文化：但这套书直到现在才出，整整迟到了十年以上。
毛铭：世纪初的时候，在太原徐显秀墓出土，他是鲜卑人但有粟特元素，跟娄睿墓有点像，从那时开始，我们酝酿要讨论下入华粟特人这一话题。到2004年，我们在北大办了一个“粟特人在中国”的研讨会。当时就提出要翻译一批介绍当代中亚研究成果的文献。
但后来一直没有人承担这件事情，于是漓江出版社找到我，我们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先把翻译工作做起来。2015年，把将近60%的原文和译文呈报给了国家出版基金，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项目能不能被认可。到了2016年5月，结果公布后。我们的项目是历史地理板块的第一名。
界面文化：看来人们还是认可这项工作的。
毛铭：我觉得关于中亚文化、粟特文化的成果真的很需要被翻译到中国，中国对中亚学了解实在太少了。
而且我们在中亚那些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实际上受惠最大的国家不是中亚五国，而是中国。所有的文化遗产和遗迹，中亚五国享受不了，因为他们现在是伊斯兰国家或者是后共产主义的国家，这个遗产在他们境内，但成果能够发扬光大的地方在中国。
界面文化：在中亚有多少支类似你们这样的联合考古队？
毛铭：据我所知，有法国-乌兹别克考古队，主要考古场地在撒马尔罕；乌兹别克和俄国（原来是日本）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南部、阿富汗北部的阿姆河流域进行佛教考古；意大利-阿富汗考古队在阿富汗境内；俄罗斯冬宫考古队和塔吉克联合考古队在塔吉克斯坦境内，也就是有四五支考古队在联合工作。
界面文化：这些考古队来自不同的项目吧？
毛铭：他们从背景上讲都是保护联合国世界文化遗址，但资金来源就是八仙过海。我们没有统一的领袖，但我们有非常好的学术带头人。比如说法国考古队的队长葛乐耐，原来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在考古队待了20多年，一直做撒马尔罕古城的考古，他对唐代壁画非常有研究；而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的马尔夏克教授从1983年开始就在塔吉克斯坦进行考古挖掘，一直到2006年在片治肯特场地去世，他和他的妻子都是考古学家，并且都在场地工作了50年。
界面文化：所以这批译丛首先选择了葛乐耐和马尔夏克的作品。
毛铭：中亚是欧亚丝路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要选择中亚研究的代表作品，肯定不是这五个国家里选。2016年是马尔夏克教授去世十周年，9月份在俄罗斯冬宫举办了一个酒会，纪念马尔夏克教授以及片治肯特古城发掘70周年，我也参加了。所以他是俄国中亚考古的代表人物，我就挑选他的论文集结成一本书《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法国的代表人物葛乐耐也是一样，他的文集被编成《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第三本书是意大利学者康马泰的《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粟特艺术与中国、波斯、印度、拜占庭》。康马泰是威尼斯人，很年轻，他的学术特色是研究跨度很大，在这本书里他讨论了粟特与北朝隋唐、粟特与波斯、粟特与拜占庭的关系，做了一个跨文化互动的研究。因此他作为意大利的学者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界面文化：丝路译丛的第一辑有六本书，目前只出了三本，还有三本呢？
毛铭：接下来的三本是，一个是纽约大学的乐仲迪（Judith Lerner）教授，其实美国有名的丝路学者有很多，比如韩森，但乐仲迪的优势在于，她是第一个指出入华粟特人在北朝举办了拜火教葬礼的，那是在1997年。要知道从1950年代以后，就没有人谈过这个话题了。
我们现在知道，虞弘墓和安伽墓分别在1999年底和2000年出土了，提供了粟特人在中国的证据。但在此前，在1995年或1997年，这个领域还是空白，许多人不相信有这么一回事。乐仲迪在1995年就发表了日本美秀博物馆藏石棺床上的壁画有拜火教葬礼仪式的痕迹，到了1997年，她做了一个更加细致的解读。
界面文化：她的故事非常精彩。
毛铭：而且她本人是个传奇，她是冷战中第一个前往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学习的美国学者，主攻波斯金银器研究。到了1990年代，她又成了唯一一个在伊朗德黑兰大学用波斯语教授波斯金银器和印章文化的西方女学者。
界面文化：刚似乎提到译丛还有两位作者。
毛铭：最后两位作者，一位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顾问瑞德维拉扎教授，他的考古场地在阿姆河流域，他本人日本画家平山郁夫很好的朋友。他的作品选集名叫《张骞探险的佛国：贵霜大夏考古》，和阿姆河流域文化与犍陀罗艺术有关。
第六位作者是俄国的卢湃沙（Pavel Lurje）教授，他只有38岁，是马尔夏克教授全面的继承人，既继承了冬宫中亚馆的工作，也继承了中亚片治肯特考古场地的事业。卢湃沙还是一个语言学家，从17岁就开始在考古场地。他在考古与语言学之外，他还参与博物馆事务，所以他现在是在冬宫博物馆壁画修复实验室的负责人，所以他在图像解读方面的造诣很高。
界面文化：听起来，这批译丛是集结了当代在中亚研究领域最关键的学术成果。
毛铭：的确。比如在马尔夏克教授的书里，我们选取了1990年到2006年之间的作品，他去世前还在写作。整个丛书选取的论文以2000年以后，粟特人在中国的考古发现大爆发时期的研究为主，最近的文章大约是2015年写的。
界面文化：你从2003年就参与了中亚的联合考古工作，与那时相比，今天参与这项事业的学者变多了吗？
毛铭：我十年来一直在中亚场地，一直希望能从英国或中国多来几个新队友，但始终没有。
界面文化：20世纪初，以伯希和、斯坦因、橘瑞超为代表，中亚考古迎来过一个高潮，后来似乎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
毛铭：沉寂了大概80年吧。但这中间并不是没有人继续从事考古工作，只是我们中国方面不了解。比如俄国的马尔夏克教授，在片治肯特的场地上就待足了50年，葛乐耐教授主持撒马尔罕的考古工作也接近三十年了。
界面文化：日本的学术力量在中亚研究领域表现也很抢眼。
毛铭：最近30年来，日本有大量的基金和学者投入到中亚的考古项目上，我说的是学者，不是考古队。他们中不少人在从事佛教考古。研究场地甚至能开拓到伊朗，比如田边胜美教授，她在萨珊波斯的研究上非常出色；还有能够解读粟特文的吉田丰教授。还有新岛津子教授，她在中国留学工作了20多年，研究藏文、中文、梵文、日文和巴利文的五语大藏经。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投入的资源非常多，态度也很认真。
我第一次去中亚场地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是日本人，当我自我介绍从中国来的之后，队友们会感觉很新奇，因为太少见了。
界面文化：国内对于中亚学或粟特领域研究环境如何？
毛铭：像粟特学、中亚学这块，国内也有老中青三代。比较有名的是耿世民教授解读了在新疆北部发现的古代回鹘文原始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他的研究对整个西域学有一个突破性的推进，包括后来季羡林老先生也经常引用他的成果。
另外就是徐文堪教授，他主攻吐火罗语，同时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徐教授通晓超过20种文字，他还做了一个吐火罗人起源的研究，他认为我们考古发掘的“楼兰美女”、“小河公主”就是吐火罗人，也就是古代的大月氏人。其实这个工作很重要，他从语言学和人种学理论出发进行研究，作为考古工作者我很认同他的成果，只是这个说法没有流行起来。
北大的林梅村教授也是非常重要的中亚学学者，他曾经谈过大月氏在“敦煌祁连间”这个话题，传统上关于“祁连”有个误解，很多人认为它是现在的祁连山，其实“祁连”是一个鲜卑词汇，现在蒙古语也沿用这个词语，“祁连”就是“赫连”，延绵不断的意思。赫连勃勃的名字就源于此。古代的敦煌祁连，就是指敦煌到天山博格达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里的“祁连”，实际上指的是新疆的巴里坤山。
那么现在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些大月氏人的遗迹就在天山和阿勒泰山这一带。所以林梅村先生指出了敦煌祁连山的问题，为我们理清了数百年来的一个误区。他的另一个成果是对云南发掘的青铜野兽纹样来源的判断，他提出这些纹样和匈奴有关，当时人们笑话他。但其实云南这条路可以走喜马拉雅山南麓转过印度北上帕米尔，进入匈奴草原，这条路一直是通的。当时张骞出使西域就在大夏发现了蜀布、邛竹杖。林梅村的想法在诞生之初遭到过不少批评，但他眼光很超前。
具体到粟特文献和历史这块，最重要的学术人物当然是荣新江先生，他的著作非常多。荣先生比较重要的一个贡献是利用敦煌文献为粟特文化做了一个梳理。此外，粟特金银器方面权威有北大的齐东方，还有研究玻璃器皿的安家瑶老师，金银币研究方面比较杰出的有广州中山大学的林英教授。
还有文物出版社的葛承雍先生，他始终对唐代胡人文化圈很有兴趣。
界面文化：这很有意思。
毛铭：对呀，因为葛承雍是葛逻禄的后代，学术界有几个很有名的葛姓学者，都是葛逻禄的后代，包括葛兆光、葛晓音。甚至我认为林梅村先生也长得就像个古代突厥人，不像汉人。（笑）
界面文化：在国际上，关于中亚学的研究这块，哪些国家目前处于学术领先地位？
毛铭：现在中亚学，特别是汉唐之间——我只能说这个时段，更早更晚我都没有发言权——这方面研究做得比较好的有俄罗斯，他们的壁画研究和草原丝路研究成果是公认的；还有法国，中亚研究的传统在法国一直没有间断过，从戴密微、沙宛一直到今天的葛乐耐，持续了超过100年。当时他们做的最好的是突厥学，波斯学和粟特学也很好，比如葛乐耐就是波斯学家，写拜火教史的，他来到中国看虞弘和安迦墓，是从波斯文化角度解读，从拜火教仪式上破译它。除此以外，还有刚刚提过的意大利和日本。总体来说，就是这四个国家在中亚学研究领域目前处在比较前沿的位置。
界面文化：粟特人曾经在中亚和中国之间往来了一千年，甚至对特点的朝代——比如北齐——产生过巨大的文化影响，能说一说如今还有那些名词或传统是来自粟特文化的吗？
毛铭：粟特人只是这个名词大家不熟悉，但我们历史上长期笼统称他们为胡人，唐朝的胡旋舞就是粟特文化，来华的粟特人里有艺术家（曹仲达）、音乐家（何满子）、外交官（虞弘），还有一批军事将领，比如五胡十六国的石勒、五代敦煌的曹议金，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了。如果说今天粟特人给中国人留下了什么的话，我想一个是葡萄酒的酿造——我说的不是法国干红，而是现在吐鲁番自制的半发酵的甜葡萄酒；另一个遗存是胡旋舞的传说。
界面文化：回到这套丛书，书中文字的信息量巨大，并且涉及到中亚地理方面的许多知识，但书中缺乏作为工具的地图。你会不会考虑在接下来的出版计划里增加一部分交通图？
毛铭：这本书是我们汇总编辑出来的，并不是原来就有一本书，我们翻译出来。所以只能是原先论文里有的图，我们就用。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接下来我的三本书里，我会考虑用更多的地图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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