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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个心态不好的微信名字

时间:2023-02-15 23:44:28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爷爷穿着西装拍照。

刘蕴德 图

祖父是个“老克勒”

他印象中,第一次看见楼上的女人,她两只硕大的乳房垂下来,摇摇晃晃,像两只扑棱的鸽子,就要飞起来。夏天,她只穿一条三角裤。

很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只记得一个字——肉。洁白的,巨大的,松散的肉,像夏天的巨浪一样向他涌来,让他幼小的眼睛受惊,愣在原地。

“阿蕴——”祖母的谩骂声从楼下传来,打破了震颤的寂静。他咻的一声窜下楼,再也没回头看过。

从此,祖母立下规矩,不准上楼,不准和楼上的女人接触。但祖母偶尔包了馄饨,还是会给楼上送去。楼上的女人,姐姐从北京来看她,也会给楼下小孩子们带“甜得不得了”的饼。

后来,他逐渐从大人口中得知,楼上的女人是个画家,在针织厂里给毛巾设计图案,终年照顾中风的妈妈。“咚咚,咚咚。”从那以后,他总是额外留心楼上的声音,可除了脚步声,什么也没有。“她们像不存在一样安静。”

祖母和祖父一样,是广东香山人。她小时候缠过几个月小脚,就放开了,所以一辈子都是个大脚。小时候也念过私塾。他从来没看她看过书,却张口就能背很多古诗文,古诗词用广东话背,平仄入声此起彼伏,煞是好听。她背一句,他也跟着念一句。到了初中老师让他早自习背古诗,觉得很惊讶:“你好像什么都会背?”直到很多年后,他自己写诗,也还是照着粤语的平仄和韵脚,无师自通。

他和祖母住在唐山路的景余里,是当年稍微富裕一点人家的房子。祖父拿十一根“小黄鱼”顶下有两个门牌号、打通了两个挨着天井的整个底楼的房子。后来,他们就从四川北路上的“永乐坊”搬来了这里。

那一条弄堂,有犹太人、美国人、日本人,小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各色面孔都讲上海话。他的上海话是跟宁波人学的,长大后也不免带着宁波口音。“在家广东话,课堂普通话,和同学讲上海话。”

据他说,原来的房子还要更大一些,新旧仅一条弄堂之隔。“五几年的时候吃大锅饭,我们家只有我祖父祖母加上我父亲吧,一家人要住这么大的房子,就等于浪费。”他们觉悟高,自动上缴了,原来“占着两个门牌号”的大房子,就成了烧大锅饭的地方,后来改作居委。一家人换到了一排楼“五分之一”的小房子。一楼住祖父母等四人,后几年又添了他们兄弟二人,共六口。二楼住女画家和她母亲。三楼是亭子间,住着位老太太。

手绘石库门示意图。刘蕴德 图

祖父是香山竹秀园人。那时候,刘是当地的大姓,他和儿时的玩伴郭琳爽,也就是永安百货二代掌门人,一同来到上海,从服务生做起。最初他只会广东话。因为来往外国人多,他便一点点学英文,又因双手打算盘打得飞快,“两个手都像弹钢琴一样,打算盘的同时,也能算好几笔账”,就从服务生调去管账,一步步做到了永安百货财务部长。

祖父是在最风光的时候顶下了房子。可他还是继承了那一代“老克勒”的风骨,精打细算,张弛有度。“上一代上海人什么精?他们不该用的钱,绝对不会乱用。像我祖父当时很多钱,该用的它可以很奢侈,但是价格的合理性发挥得很好。例如酒,他只会买熊猫乙曲,节假日开心,会买瓶尖庄。像泸州老窖、剑南春这样的酒,他绝对不会买,他只觉得酒能醉人就好。绝不会为了面子去买任何东西。”

祖父爱吃鱼,尤其是刀鱼。那时刀鱼从扬州来,配给菜场,两三块一斤,很难买到。一条的价格可以去饭店吃十次炸猪排。自然灾害那几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所有买东西都要凭票。“他和菜市场的人混得很熟了,人家会把新鲜的鱼留给他。基本上白天都不敢烧,他怕引起人家不好的印象,总是等晚上,十一二点。”

那时候一般人家都只烧煤饼炉,但他家里有个美国造的火油炉。火油比较贵,深夜祖父悄悄支起火油炉,放只蒸锅,在瓷碟上整齐地码好刀鱼,绿色的葱、黄色的姜绒和白色的猪油,在亮银色的刀鱼上。“那时候,买回来肉都不是很瘦,就用肉膘熬猪油。他从香港带回来很多不粘锅,不粘锅用到时间长,膜都褪了嘛,他把那个膜全部杀掉,做平底锅来煎猪油。”等猪油渐渐化开,再放鱼,扑闪扑闪的火苗,小心翼翼烧着,门窗紧闭,香味都钻不出去。再切一根香肠,蒸在饭上,配上煎好的鱼一起,就是一顿夜宵。

罗宋面包夹香肠。刘蕴德 图

那时候,家家也没有淋浴头。到了晚上,烧点热水,拿毛巾擦一遍身子,就算洗过了。稍微富裕一点的日子,祖父带他们兄弟二人去澡堂洗澡。“海宁路百官街对面有一个浴室,里面的人都跟他认识。然后他一直给引路的小郑小费,那时候就给一毛钱,一毛钱也是很多了。”澡堂在海虹西餐社边上,洗完澡,到旁边点一只罗宋面包,夹两片红肠,片进去吃。他吃东西总是细嚼慢咽,品尝很久。

吃饭的时候,祖父已经收拾好了,八十年代从香港回来的习惯未变。从稀疏的头发反梳上去,抹发油,戴一副纯金框眼镜,花衬衫扎进喇叭裤,长到脚边,露出一双尖头压花皮鞋——香槟咖啡拼色。如果回去后弄堂口见到漂亮小姑娘,就向人家吹口哨。

“他那时候年纪很大了。我不用想都知道的。背地都说他老流氓。可他还是不改,快乐得很。”

“我就坐在下海庙现在财神殿的位置”

毕业以后他买的第一双皮鞋,就是和祖父是一样的尖头压花皮鞋,32块钱。“那时工资是36块钱,就当时用一个月工资买皮鞋哦!这是我第一次穿皮鞋。因为我小时候一直练武术,都穿回力牌跑鞋。”

1983年,他凭借武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那时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所以电影票稀缺。他觉得倒卖电影票是个好生意,便着手去干,天蒙蒙亮,就跑去窗口排队。通常一毛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晚上六点钟在电影院门口,翻一倍也能很快卖出去。靠着“初代黄牛”的营生,他赚了很多钱。“我父亲是一个高级工程师。他就在贵州遵义的航天部,但我那时候倒卖电影票一周赚的钱就超过他一个月,最旺的时候,一天可以挣到八十多块。”后来这些钱都在徐家汇新开的咖啡厅里,当时谈女朋友吃掉了。后来,趁同学们回家过暑假,找了几个人一起包下宿舍的墙壁粉刷。“真的,在我们广东人眼中,到了上海,到处都是钱的。看你想不想去赚。”

祖父照片。刘蕴德 图

“那时候正好上海放一个连续剧,叫《上海滩》,里面有一个许文强,就是穿西装。所以我们就开始都流行穿西装,而且是三件套,里面有背心和衬衫,加一条裤子,再一条西裤,西裤是翻边的。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有一个习惯,就秋天一直喜欢穿衬衫外套西装背心”他第一身西装就是祖父的双排扣戗驳领西装,苏格兰条纹,紫红色领带。“我读中医医药大学的时候,西装借给我同学都拨样子拨了好多。他们借去让裁缝去照着做。”现在,那身西装还留在他家里,是他最好的西装。纯羊毛的料子,握在手里很轻,但暖和,多少年后还是如此。

念书的时候,他一直都对中医将信将疑。“我当初学中医连教材都没,大学刚刚恢复。我们的老师教我推拿手法,普通话也不会说。”当时的师傅一口标准的是苏北话,他就一句一句认。当初学手法也完全是传统的用法,每天练功,推沙袋。在沙包上做“滚”法。之后呢,再换很细的小石头推,石头倒出来,已经是碎的了。如果是小儿推拿,孩子身子骨软,石头便换成豆腐练,推到最后,豆腐皮一张完完整整,里面碎了,就是过了。“所以我们的手法是跟别人就完全不一样的。”

到了大四实习,内科病房有一个小孩子,已经发烧一两个月,一到下午就体温到39度——吊水打针服药,西药一点用都没有。那时,刚好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中医来会诊,他开了一个很简单的药方:白虎汤,但其中石膏的量,从原来50g加到250g。“反正这个方子如果不是他的处方,医院药房是没人敢配的。”最后,药下去,小孩子半天就退烧了,后继续住院观察,再沒烧过,一周后痊愈出院。

他的观念慢慢开始动摇了。

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虹口区的一个老中医门诊部,后来变成唐山路地段医院。“我很喜欢这个医院,因为有很多老中医,关系都非常好,这个医院在哪里呢?就在原来的下海庙里面。”他坐进下海庙的时候,里面的佛堂都漆成了灰色,佛像早已搬走了。尼姑没有走,还住在宿舍里。不过,宿舍从原来的四人一间,变成了独立的双人间,结婚的一对就住在里面。她们大部分去了工厂踩缝纫机,靠着宿舍对面的马铁厂。白天的时候,齿轮吱呀呀地转。铁水浇筑,大汗淋漓。

办公室支开一张床,就是推拿室。半个医院迁到了这里——针灸科,伤科,内科,外科,妇科,推拿科,齿科。他坐在底楼,后来下海庙扩建,这里就成了财神殿。

每天早上四点,住在偏门的阿姨都会帮他们把热水壶灌满、地擦一遍。阿姨有些做菜用的盐、糖,但从来没有油。他若是煮火锅富裕了一些,便借给她添些荤腥。值班的时候,他爱煮火锅当宵夜。电火锅连同腌料、餐具塞在床下,被子收走,张开四角,推拿床就成了一张餐桌。“煮火锅最方便,大家都喜欢来吃的。我病人晚上带着羊肉就来了,天天聚餐。”

“我出来以后呢,其实干的第一份活就是儿科推拿。我主要治疗什么呢——斜视、斜颈、腹泻。中间我推过一个,让我完全改变对中医的看法。”

当时,诊所来过一个小孩子。他出生以来就不会大便,治了很久也没有好转。他妈妈找他来看,正好那时他在给小孩子腹泻诊治,问诊后,观察小孩子尿布里的大便,凑近闻气味,又把小孩子的大便舔了一下。那小孩妈妈撞见,很是感动。“医生就是样,你要做好医生。”当即就把她儿子领来了。

“我还是按照这个增加肠蠕动,推了一个,一看没效果。”

后来,小孩爸爸来了,脸色黄里透黑,他问后知道是肝硬化,心想可能是遗传因素,根源出在肝上。于是用五行学说,克木培土,调和肝脏,培补脾土,推拿了三个礼拜。“他妈妈突然那天跑来兴高采烈地跟他说:我孩子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了。”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多年后,他在街头又碰见了这个男孩子:“这个孩子前两年还看到了,现在已经又高又大,还讨了女朋友,又抱了孩子,还在跟我打招呼。”

九零年代初,下海庙恢复了,半边工厂走了,尼姑与佛像又还了回来。佛像是新铸的,带着陌生的光。满院墙壁又漆成了黄色,连同他推拿的时候,手法也在四面明黄的淹没下变得温润了起来。当年唯一没结婚的“师妹”做了主持,十几个尼姑回来了,恢复了寺庙的生机,下海庙的香火一点点重新旺了起来。

如今的下海庙。视觉中国 图

逢着大年三十晚,是下海庙最金贵的时候,抢着烧大年初一头一炷香。庙里规定,十一点半开庙门。那时候,队伍就已经围起了下海庙的三面墙。“要排两三个小时的。他们十点多就来了。十一点半庙门打开。这个时候我看人差不多了可以混进去,就把牙齿科的门窗打开,他们跳进去。临走时他们想起没有付票钱,这肯定不行,就把钱塞进功德箱。”

当医生的最后几年,他的祖父去世了,在他坐诊的医院里,终年九十七岁。

祖父在世的时候,每天要睡到十点多钟起来,晚上没有一两点是不睡觉的。他吃宵夜,九十岁的时候,还一天两瓶白酒,只要是酒,是烈酒,他就觉得很过瘾。他一生都很爱吃的,但是吃得很慢。喝酒、唱粤剧、写书法。“我是学过书法的,他这个书法绝对就等于清朝的状元词,非常漂亮。”直到去世,祖父都无病无恙,只是某一天突然走得慢了点,护士便给他打电话,他赶来送了祖父最后一程。

祖父“对美独特的观念”,影响了他一生。

时间是一个看不见终点的圆

毕业后,他在石库门的房子里住了十来年。房子老了,他亲自装修,一律拆开重铺。“正好过去医院的牙科医生,给他送来了一堆“无处安放”的牙齿,正好铺在沙上防潮。”他嫌工人瓷砖贴得不细致,卫生间、厨房,一一自己动手。一层楼四米六高,他隔断成两层,上层一米八,下层两米。睡觉在楼上,地下是他的听音室。“为了音质,吸音材料全是电影院级的标准,现在没人玩了。”

刘家对面弄堂。桥声 图

后来,这栋房子以极低的价格租给了一个朋友,2001年,他转去高楼大厦买了新房。新房子也在北外滩,二十层楼。因为广东人最怕冷,房子便选了西南朝向。太阳太强烈的时候,植物也活不长久。他的音响、电子管胆机、黑胶唱片,连同祖父的茶具、咖啡壶、乾隆年间的碗,都带来了,新家塞得满满当当。留在那里的,似乎只有满地不见光的牙齿。

偶尔走在路上,他还会遇见过去的病人。有一次,遇见一个曾经面瘫的小姑娘,朝他挤眉弄眼。“刘医生,你看我的脸还看得出吗?”他笑笑,但早已不当医生了。

他重新考了虹口业大的书法专业,出来做书籍装帧与设计,偶尔写些随笔。江湖上称他“二少爷”,“二”是讲他的“轴”——做书前总要与编辑吵一架,感情却越吵越好;“少爷”是讲他的心态年轻。他满意地用作了微信名。北外滩的许多东西也都不见了。“从前在虹口,只要你晚上想吃宵夜,就有周家嘴路,涮羊肉一条街,光是旺旺就开了六家,还有澡堂,洗完澡累了吃宵夜。提篮桥这一块还是有很多好吃的。”都拆掉了,倒闭的倒闭,搬迁的搬迁,百年老店都走了,只剩下一些“端上来菜就凉”的网红店。“北外滩过去其实有很多滚地龙,包括虹镇老街,包括我们这里保民新村。到后来就推翻了,变成一个六层楼的工坊,那现在又推翻了。”

它们都不见了,连同需要“九蒸九散”“土生土长”的中药药引也不复存在了。2022年,日本平山郁夫博物馆请他设计一个展览的封面——从美索不达米亚到犍陀罗。他想了想,画了一个圆。“时间是个圆,不断重复,不断推翻,又不断重复。它其实就是不断重建的过程。所以我做了个圆。”

如今的旺旺羊肉火锅。桥声 图

一百年后,也许现在的高楼大厦又会被推翻,变成田野、宅院或园林,变成“百年一条街”。只是我们都看不见了而已。

接近尾声时,他又突然想起什么来,关于楼上那个女画家。比如她的画,似乎是当时少见的巨幅油画——苏联的秋林与旷野。比如在他去上学的那几年,她结婚了,三十多岁,对象是一个炼钢厂的工人,脾气古怪,两个人还生了一个女儿。比如在他搬离老房子后两年,她死了。

这些消息,都是他当时的租客告诉他的。

她死了,那些巨幅油画不知道沦落何方。里面占满大面墙布的,火红的枫叶,恰如记忆里搬家那年秋天,窗外摇摇欲坠的树叶。画里的,画外的,真真假假,原来是同一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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