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很少有像宋氏家族这样，能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走向。闻名世界的“宋氏三姐妹”各自的命运与归宿至今仍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宋氏家族在攀登权力宝座的征途中互相牵制、暗藏杀机的真实故事。经过数年的材料搜集、走访调查，美国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掌握大量从未对外公开的珍贵史料，足以颠覆世人对宋氏家族的传统认知。1985年，《宋氏家族》英文版上市之后，即刻引爆全美，销量惊人，在美国社会舆论中掀起不小的波澜。一时间，蒋介石政府曾努力在美国维系的正面形象瞬间崩塌，宋美龄不得不亲自撰文驳斥作者，台湾当局更是出面干预本书的出版发行。作者甚至收到了匿名的死亡威胁，从此不得不过上隐居生活。
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第一财经节选《宋氏家族》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宋美龄
宋美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时，蒋介石却走向末路
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这是宋美龄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蒋介石走向末路的开始。礼宾官们在尼罗河畔安排4位著名领导人坐成一排，合影留念，这样安排的目的是确立委员长的历史地位。这张照片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照片中，委员长坐在镜头的左边，富兰克林•罗斯福坐在他的旁边，再过去是英国首相丘吉尔，蒋夫人坐在最右边。丘吉尔穿着一身白色的三件套西装，脚上穿着黑袜子，嘴里叼着一根雪茄，圆滚滚的大腿上放着一顶灰色的小礼帽。坐在他旁边的宋美龄身穿普通的旗袍，外面披了一件白色的短上衣，鞋子上装饰着整洁的蝴蝶结。(丘吉尔故意把她晾在一边，看他的表情，似乎正在跟镜头外面的某个人在说俏皮话。英国人从来就没拿蒋氏夫妇当回事，当时英国流行的一部战时广播剧中的一个人物角色的名字就叫“提现将军”a。)照片的另一端，委员长穿着一身崭新的军服，领子上镶着三颗将星。他戴着手套， 手里还拿着一顶缀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徽章的军帽。在他旁边，大腹便便的罗斯福穿着一件双排扣斜布纹大衣，因为拍照，他将残疾的双腿尽量摆放得自然一些。手法老练的罗斯福把身体歪向委员长，好像在跟他聊些什么。蒋介石嘴巴咧着，脸上挂着勉强的微笑，好像听明白了罗斯福的话—实际上他根本就听不懂。据说，罗斯福装模作样地跟他谈话只不过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施展的一个小骗术，这一招取得了连罗斯福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极佳效果。
邀请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是罗斯福的主意。丘吉尔曾坚决反对， 但罗斯福坚持请他来。几个月前，罗斯福还强迫史迪威将军强压着自己的愤怒，将一枚美国“功勋勋章”别在蒋介石的胸前。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后，罗斯福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把蒋介石当成一个伟大的国际政治家，世界政治四巨头之一，一个可以跟美国总统在一起开玩笑的人。在开罗，罗斯福通过翻译，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番不太令人愉快的讨论。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许诺盟军将于1944 年在缅甸和孟加拉湾发起攻势，以减轻日本人对中国的压力。
在丘吉尔看来，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既冗长复杂，又处于次要地位”。首相认为美国人过分夸大了蒋介石政权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把日本人挡在英属印度之外，并计划重新夺回沦陷的基地新加坡，这一直是英国在亚洲的“最高目标”。会后，丘吉尔和罗斯福从开罗直接去了德黑兰，同斯大林举行会商。在德黑兰，罗斯福最终听从了劝告，放弃了在亚洲的作战计划，把精力集中到了欧洲战场。罗斯福改变计划的消息传到重庆后，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他愤怒地对美国驻华大使说，只有提供10 亿美元的贷款才能“让中国人民和军队相信你们非常关注这里的局势”。宋子文刚从华盛顿得到了5亿美元的贷款，英国也提供了5亿美元。现在蒋介石希望华盛顿把款项再增加一倍，“提现将军”又出击了。
关于开罗会议那张照片的不同版本在学生的历史教科书和普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上不断出现，给人制造了这样的假象：照片中的这些人关系非常融洽。事实正好相反：罗斯福和蒋介石在照相的时候没有面对面，也没有互相看着对方;宋美龄的到场让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他最近才好不容易设法让她离开了白宫，离开美国)都很恼火—此时此刻的蒋氏夫妇并不是在走上坡路，而是在走下坡路。宋氏家族丧失天命的时间并不是毛泽东在北京建立政权的1949年，而是在1943年，即在美国不可避免地与它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之前。
那些为媒体和国务院效力的观察家注意并报道了这个历史性的潮流转变，但他们的发现并没有引起重视。当时提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相当可笑的问题：当美国人真正在背后支持他的时候，蒋介石怎么能够失势呢?这是一个判断失误的典型案例，这个错误如此严重，以致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拒不认错，因为可悲的新闻正是报道者所探求的。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向蒋介石发起挑战。50万国民党军队把他们与华南隔断开来。但是，尽管被分割在华北，共产党却有效地对日本人发起了游击战。为了逼退共产党，日本军队采取了“三光政策”，把农村地区破坏殆尽，这种做法反而使更多的民众被驱赶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中。在南方国民党与日军对峙的地区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因为蒋介石命令军队与敌军保持安全的距离。敌对双方的指挥官们穿过两军之间的无人区进行贸易活动，通过美国《租界条约》配送给国民党军队的各种物资被用来换取各种日本消费品，许多人因此发了横财。
真正能打仗的是史迪威手下那些驻扎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部队。他们作战的机会不多，但每到非打不可的时候—如密支那战役，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蒋介石和陈纳德联合起来，不断诋毁史迪威，准备把他从中国赶走，“酸醋乔”史迪威每一次都是在蒋介石极力阻挠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那些名义上受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局势已经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境地。虽然孔祥熙仍在继续他的纸币哑剧，但货币已经贬得几乎一文不值。除了贪官污吏和部队军官之外，其他人几乎买不到工业制造品。除了极少数外，大部分中饱私囊的官员都通过囤积居奇而大发横财。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竟然愚蠢地支持孔祥熙最新提出的通过限价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计划。生产者们立即停止向市场供应肉类和食用油等商品，等待更高的价格出现。在重庆，就连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曾经支持国民党的一些有识之士现在也意识到，国民党最关心的只是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也开始调转矛头来反对它。一些人永远与之决裂，另一些人则温和地谴责政府的政策，结果都成了军统镇压的对象。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政权不去跟日本人打仗，却把那些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忠贞之士抓进戴笠的大牢。在戴笠设立的国民党集中营里，他们遭到殴打、挨饿，甚至砍头，或者被迫变成大烟鬼。
在蒋介石的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抓丁强制入伍的，军官们的忠诚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并没有深入军队内部之中。这种事在中国并不鲜见，不过在古代，每当一个王朝陷落，整个官僚机构通常会被新王朝全盘接管，这样便在行政管理方面保持了至关重要的连续性。典型的中国式改朝换代更换的只是最顶层，然而现在，这个官僚体制已经不复存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推翻这个旧的体制。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官僚阶层。
现在，统治中国的“权利”完全依赖于国民党的“可信度”，即它的声望，准确点说，是指“魔术师的把戏或假象”。这就是国民党“天命”的本质所在。随着蒋介石的可信度不断下降，那些注意到这个情况的人(就如童话里那些知道国王其实并没有穿衣服的人一样)便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蒋介石变得越来越专横独断。越来越多的控制权都被他从宋家人(蒋介石一直以来对他们都很纵容)手中转移到了陈氏兄弟(蒋介石从来都离不开他们)的CC系手里。没有陈氏兄弟就没有蒋介石的今天，因为陈氏兄弟直接代表着那些把他推上权力巅峰的人—青帮的高层，而现在，生存都已经成了问题。杜月笙年事已高，已经无法仅凭一己之力维护蒋介石的地位。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青帮，因为他与青帮把兄弟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要比他与宋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牢固得多。
宋家人的影响力并没有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虽然陈氏兄弟一派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宋家人，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地位和头衔。蒋介石现在已经不再利用宋家人代表的自由主义来为国家装点门面，而是越来越依靠陈氏兄弟和戴笠，他本人也像希特勒那样变得狂妄自大，对美国表现得越来越傲慢。不过这并没有让他失去美国对他的支持，美国政府官员们对蒋介石侵犯人权和通过各种伪装进行统治的做法根本就不在乎。现在美国的主导人物不是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而是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他越来越认同蒋介石关于战后“共产主义威胁”的看法。为了取悦委员长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以霍普金斯为代表的华盛顿官员及国务院已经做好了准备，即便牺牲再多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美国政府派海军指挥官米尔顿•梅乐斯前来帮助戴笠。梅乐斯曾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过针对日本人的“秘密活动”。梅乐斯承认，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要想完成任务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切事务都交给那位知道尸体埋在什么地方的人，也就是特务头子。他们成立了一个代号为“SACO”(中美合作所)的联合合作机构。结果是，梅乐斯抗日的事没做多少，倒是帮了戴笠不少忙，而戴笠却没有为美国人做任何事。这便导致戴笠和美国间谍头子“野蛮比尔”威廉•多诺万之间发生了一次令人难忘的直接冲突。
多诺万显然清楚，戴笠尽一切可能不让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然而，戴笠与梅乐斯走得太近了。飞抵重庆后，多诺万在一次宴会中找到了一个机会。当时在场的有美国大使、中美双方的三军将领、戴笠和宋子文。赴宴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只有多诺万和戴笠依然保持着清醒。菜肴一道接一道地端上了，大家直喝到午夜时分。这时候多诺万突然对戴笠说，如果他阻止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们在中国搜集情报，那么这些特工们将单独进行活动。听到此言，在场的人全都大吃一惊。
戴笠面带着微笑说道：“如果战略情报局想脱离中美合作所单独行动，我会把你们的特工全都干掉。”
“你杀掉我们一个特工，”多诺万回答说，“我就干掉你们一个将军。”
“你可不能这样对我讲话。”戴笠说。
“我就这样对你说。”多诺万回答道。
不过，这样直来直去的谈话场面还是很少见的。美国人并不知道， 由于美国国务院没有在意驻华观察家们的提醒，它正在一步步陷入圈套。他们传回来的那些秘密报告只有极少数能够送到国务卿手中，其余的大都被国务院内部亲蒋的一伙人给截住了。美国国务卿虽然见不到这些报告，中国人却能看到。根据联邦调查局当时搜集的情报显示，国务院高层的某位人士一直在把这些秘密信息直接转给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宋子文审阅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因此，那些被美国政府派去中国监视蒋介石政权情况的人实际上是在给宋氏家族而不是罗斯福总统服务。
陆军部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马歇尔将军对蒋介石充满怀疑，他相信史迪威发出的警告，但要想说服罗斯福对蒋介石产生怀疑却并非易事。总统的耳朵里现在满是像哈里•霍普金斯、科科伦和宋子文身边的那些亲华分子的话。有这么多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在那里搅和，要想理性地讨论中国问题是不可能的。凭借其高超的手段，约瑟夫•艾尔索普使重庆的事务变得更乱了。刚开始，艾尔索普被派往中国担任陈纳德的“新闻副官”，负责公关事务。后来他在香港被日本人抓住，遣返回国。艾尔索普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谋得了一个新职位：担任租借法案事务驻重庆代表，再次全力投入扳倒史迪威的运动当中。
1944年日军在华东地区发动“一号作战”行动a后，史迪威的问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次战役是在1938年武汉沦陷之后日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潜艇已经侵入日本海域，拦截通往它所建立的东南亚帝国的海上运输线。目前那些距离遥远的战略据点物质缺乏，易受盟军攻击。日本人唯一的一条替代性运输线就是中国境内贯穿南北的铁路主干线，而以前这条铁路线对它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此外，它们还计划炸毁陈纳德手下的第十四航空队建起的那些新的航空基地。
陈纳德向罗斯福夸口说，如果他能建成那些前线基地，如果他能得到飞机，并且不把大部分的战争补给品都给史迪威的话，那么他的航空队就能击沉100 万吨日本海上运输物资，罗斯福听了非常受用。陈纳德还说，这些基地可以用来供B–29 型轰炸机起降，以便去轰炸日本本土。史迪威却持相反的观点，他预测修建这些基地只会吸引日军前来轰炸。跟往常一样，史迪威是对的。
1944 年4 月，日军派出15 个师团外加5 个旅团的兵力发起进攻， 担任防御任务的30 万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日军一支500 人的小规模部队就能打垮数千人规模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指挥官们用卡车把自己的家属和财产运到内地，陈纳德抱怨说，如果史迪威之前能多运一些战备物资给中国军队，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实际情况是，饱受质疑的那些部队中，有一些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美国装备，而却被指挥官们拿到黑市上给卖了，有的还被卖给了日本人。白修德发现，在委员长声称已经组织力量准备奋勇抵抗的几个地区，只有两个由强征入伍的农民组成的装备奇差的团。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这样的军队不堪一击。
那些人缓慢地往前走着，摆在这些苦难的中国士兵面前的只有灾难……他们疲惫不堪，面黄肌瘦，枪支老旧，棕黄色的军装上打着补丁。每个士兵的腰带上都挂着两颗手榴弹，每人的脖子上还吊着一个蓝色的像意大利香肠一样的布袋，里面装着大米， 这是中国士兵唯一的战场粮食补给。他们的脚上穿着破旧的草鞋， 脚都已磨破，头上则戴着用树叶编成的鸟巢式样的帽子，以便遮挡阳光，同时还可以用作伪装。大滴的汗水从他们身上洒下来，脚底下尘土飞扬，炙热席卷了全国，田野里也炙热难耐，稻田里掀起了轻微的麦浪，发出耀眼的光芒。
战斗开始不久就结束了。“中国士兵们几乎是仅凭着血肉之躯战斗，”白修德写道，“他们翻山越岭，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去，没有任何支援，也没有方向。他们注定要灭亡。”
飞机场被日军炸毁后，陈纳德和蒋介石加紧安排，准备让史迪威当替罪羊。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来重庆小住了几日，史迪威不在重庆，所以无法替自己辩护，他此时正在缅甸境内指挥军队进行跨越时间长、战事极为惨烈的密支那战役。那次战役是“二战”期间美军在亚洲大陆进行的规模最大、战绩最为卓越的战役，也是美国作战部队(梅里尔的“掠夺者”)直接参加的唯一一场战役。
为了粉饰太平，委员长下令把所有的乞丐都抓起来绑在一起，送到远离重庆市区的地方。负责接待华莱士的是宋子文和约瑟夫•艾尔索普。华莱士的耳朵还没有从飞机的轰鸣声中恢复过来，便塞满了关于史迪威的种种罪过。
经过与委员长的多次会晤，华莱士向其施加压力，成功地说服委员长允许美国人向共产党总部延安派出一队观察员。不过蒋介石也采取了以牙还牙的策略。在乘车去机场为华莱士送行的途中，蒋介石要求让阿尔伯特•C. 魏德迈少将来替代史迪威。魏德迈是驻扎在印度德里的蒙巴顿勋爵手下的参谋人员，为人随和，处事也比较灵活。委员长还希望罗斯福新派一个私人代表，替换掉爱找麻烦的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下一站昆明后，经过一夜的考虑，华莱士给总统发去了如下报告：“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只能在短时间内可利用的人，人们不认为他拥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很可能随着形势的演变而出现，或者通过革命方式产生。目前来看，很可能是通过后一种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重庆方面反对史迪威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美国陆军部却越来越坚定地支持他，并敦促罗斯福把“酸醋乔” 擢升为四星上将，坚持让蒋介石把在中国国内、缅甸和印度境内的所有中国军队都交给史迪威指挥。“我们完全理解委员长对史迪威的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但实际情况是，他在英国和中国当局坚决反对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或提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因此，在高级指挥官们的敦促下，罗斯福向蒋介石做了通报，告诉他史迪威将得到晋升，并指出，由于“亚洲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 蒋介石应该把中国全部军队都交给史迪威来指挥。
蒋介石无法断然拒绝罗斯福，于是便跟他打起了太极。他坚持让罗斯福先派一位特使来“调节”他跟史迪威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军队能够有时间来适应美国人的指挥思路。这事还没有解决好，日本人却在缅甸公路一带发动了短期的进攻。蒋介石开始担心日本人会不会沿着缅甸公路直逼昆明，于是便威胁说，他将把在缅甸前线的所有中国军队撤离到萨尔温江a 的安全地带。
罗斯福立即发来指示，让史迪威紧急照会蒋介石。罗斯福在指示中警告他说，如果委员长从缅甸撤回部队，不把军队交给史迪威指挥， 那么他将停止所有的美国援助。史迪威意识到罗斯福安排这次照会无疑是“点燃了一个爆竹”。史迪威约见了蒋介石，“把一大把辣椒塞给了‘花生米’，然后身体向后靠在了椅背上，长出了一口气。这枚鱼叉正中这个小个子的心口窝，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
面对罗斯福直截了当的要求，蒋介石既伤心又恼火。让史迪威来掌管中国军队势必在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引发一连串的问题，蒋介石赖以生存的那张巨大的腐败网络也将毁于一旦。不过史迪威高兴得有点儿太早了。
关键时刻到来之际，击败史迪威的不是蒋介石，不是陈纳德，也不是宋家的某个人。史迪威的失败，是因为华盛顿不愿相信自己派驻中国的那些观察员，及其用俄克拉何马人a的逻辑解决中国难题的倾向。打败史迪威的是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罗斯福新派来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
初来乍到的赫尔利第一步就走错了。刚一见面，他就向委员长打保票说，美国仍“一如既往地支持蒋介石”，也就是说，委员长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蒋介石决定试一下看看赫尔利是不是在他面前吹牛。于是，他把罗斯福总统的要求放到一边，在1944年9月24日发出的一封电报里，他再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他在电报中写道：“新的军事指挥任务规模大、情况复杂、要求精细，史迪威将军不适合这些工作。”没等罗斯福回电，蒋介石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自己不会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让罗斯福总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想逼迫蒋介石听话，就得当着整个国民党领导层的面这么做才行。实际上，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这明显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手段而已，但这给了史迪威在美国国内的那些政敌(如哈里•霍普金斯)一个好机会。如果美国政府想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现在正是时候。但正如大家心知肚明的是，美国根本硬不起来。
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带着超乎寻常的政治力量来到中国。他是个身材高大、家境殷实的俄克拉何马人，在胡佛任总统任职期间曾担任过美军陆军部部长，罗斯福遇到什么麻烦事也喜欢交给他来处理。他采用北美乔克托人a 在战斗时呐喊的方法愚弄大家，跟人打招呼时喊人家“梅毒杰克”和“妓女邓”。有一次，因为对大使馆中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助理准备的备忘录不满意，他竟然拿着一支装上子弹的左轮手枪对着他的脸挥来挥去。赫尔利就像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他给罗斯福发去一封短信，督促罗斯福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办。在头脑简单的赫尔利看来，如果要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蒋介石。罗斯福把马歇尔将军和其他人对他讲过的话抛到脑后，决定把美国的赌注都押到赫尔利身上。他下令立即召回史迪威。
史迪威在日记中记录道：“斧头落下来了。”
作为奖励，在史迪威被召回国后，罗斯福又把高斯大使的职位交给了赫尔利。备受鼓舞的赫尔利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在，他修剪了一下绅士味十足的大胡子，准备单枪匹马在一夜之间把中国的内战问题解决好。他首先去了延安，询问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与蒋介石合作，这让他们大吃一惊。随后，赫尔利带着毛泽东提出的那些直截了当的解决条件急匆匆地返回重庆，结果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委员长对毛泽东提出的那些条件连考虑都不愿意考虑。从那之后，每当蒋介石提到赫尔利，都称他为“大傻瓜”。
赫尔利带着新的计划又一次急匆匆地返回延安，这一次，他竟然试图说服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条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一听此言，毛泽东断然拒绝。从那之后，每当提到赫尔利，共产党都喊他“小胡子”。
负责为《新闻周刊》进行军事报道的哈罗德•艾萨克斯认为，赫尔利“落到了那些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的人的手里”。然而，《时代周刊》的安娜莉•雅谷贝的用词则没有这么客气。她指出，赫尔利“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美国政府安插在重庆的眼线都是些老中国通，其中有几位还是在华传教士的孩子。虽然其中一些人后来仍长期在外事局工作，并得到了不错的职位，但在本书中比较重要的那些人，如谢伟思、柯乐博、戴维斯和范宣德等人的政治生涯却很短暂。a他们跟其他一些人一起被逐出政界，并因为报道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不受欢迎的消息而在麦卡锡时代遭到迫害。据那些搞政治迫害的人讲，正是他们几个人使得美国“把中国给丢了”。
中国观察家们传回来的情报集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不管华盛顿多么希望蒋介石“统治”中国，蒋介石都即将把中国交到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是他们在国务院里的那些顶头上司们极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因为它与美国社会盛传的有关中国的神话截然相反。人们指控那些派驻重庆的观察家们偏离自己的等待预期—他们支持共产党。实际上， 他们只不过是在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提醒它注意似乎必定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进程，从而能够制定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政策。然而，华盛顿对此的反应却充满了深深的怀疑和敌意，它坚持把美国国旗在蒋介石这艘正在沉没的船只的桅杆上绑得更紧了。
“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一团糟。”1944 年3 月20 日，谢伟思在一份典型的谅解备忘录中如此写道：
……整个中国的可悲局面应该由蒋介石，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如果备受蒋介石依赖的美国政府能够确切地知道它想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什么，并且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蒋介石是会采取合作态度的……这也许会意味着美国将能在中国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不然的话，作为盟国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将没有太大的用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也许还能拯救中国。
被派去协助史迪威的戴维斯给哈里•霍普金斯写信说：“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能够代表中国。在中国拥有这种想法的也许只有委员长一个人。”
《宋氏家族》
【美】斯特林•西格雷夫 著
中信出版社 2017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