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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

朱楚文化的发源地。

它上承中原，下纳蛮夷，在灿烂的华夏文明中独放异彩，其影响之广，几乎难有其他区域文化能出其右，荆州博物馆可说是这部煌煌楚文化的缩影。它超过十三万件的文物馆藏，记录下了以凤凰为图腾的楚文化的雪泥鸿爪，可究竟谁才是它的镇馆之宝？本文将带你走进荆博，一探究竟。

选编于《中华遗产》撰文/柳隐溪 于汐 摄影/金陵

每天清晨，如织的人流就开始涌进“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展”，这是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空前的文物“盛会”，是中国展览史上前所未有的“家底大曝光”，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将最有代表性的“国宝”送来参展。

就在这次星光熠熠的展览中，有一只特殊的展柜，总是受到目光的特殊关照。据说它是从德国进口的，采用了不会产生热量的光导纤维材料，周围还用竹帘包裹干燥剂加强保护。结束一天的展览之后，参观的人群刚刚离开展厅，工作人员就会用布将这只展柜整个覆盖起来。是一件什么样的特殊文物，会受到如此悉心的照料？原来这件“娇贵”的国宝是来自湖北荆州博物馆的“对龙对凤纹浅黄绢面绵袍”。

这并不是荆州博物馆选送参展的唯一展品，在全国55家博物馆参展的169件展品中，荆州博物馆献出的“镇馆之宝”共有8件，它们是：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双头镇墓兽；天星观二号墓出土的漆羽人、凤鸟莲花豆和一套取暖用器铜篓、铜炉及铜漏铲；马山一号墓出土的对龙对凤纹浅黄绢面绵袍；高台汉墓出土的龙凤纹漆盘等。其中漆羽人和凤鸟莲花豆还曾作为中国国宝在日本东京和大阪展出过。

荆州博物馆，仅仅是一家地方博物馆，但却“明珠暗藏”，收藏了大量鲜为人知、独具研究价值的珍稀文物，北京的国宝盛会上仅仅是小露身手。

占地5万平方米的荆州博物馆（如图）浓缩了楚文化的精华。

荆州博物馆的多数珍贵藏品出自于荆州城外5公里的楚国郢都故址（如图），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最密集的战国墓葬群之一。

文物大遗址—楚郢都的馈赠

一座掩映在桃花和垂柳中的古城。

它曾经一鸣惊人，然而现在的它，却似乎很静默，静默得如同门前的那条长江，在穿越了激流奔涌的三峡之后，来到这一马平川的鱼米之乡，惬意而慵懒地舒展悠游，无语脉脉东流去。

长期以来，荆州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并不为多数人所关注——它仿佛只是长江三峡旅游线上一个可有可无的停靠点，或者，对于不少日本游客来说，它还是“三国”系列里的一个点。而法国的旅游团队到了荆州，停留的时间总比别国的团队要长一些。据说那是因为法国有一本介绍中国的专著，其中有整整一章就专门留给了荆州——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们对这里青眼有加？

荆州，上古“九州”之一。

在这一方辽阔的红色沃土上生生不息的，是楚人的先民。他们以“筚路蓝缕”的精神艰苦创业，在荆棘丛生、水泽遍布之地开创出了一片令世人艳羡的美丽家园。

公元前7世纪，楚文王将楚国的国都迁到位于荆州腹地的郢都，从此，开始了“楚”这个南方最大的诸侯国长达400多年的昌盛史——

楚文王在这里坐拥江汉，“杯酒定两国”，娶了真正倾国的“桃花夫人”美人妫；楚成王在这里擎起凤凰大旗，谈笑间尽退中原“八国联军”的屡次寻衅；楚庄王在这里“一鸣惊人”、“问鼎中原”，为华夏留下了诸多成语；楚威王在这里振翅起飞、翱翔楚天，横扫长江中下游、直达上海，神州半壁江山尽归楚，成就了东周第一大诸侯国的旷世辉煌……

公元前278年，荆州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秦将白起率军攻陷郢都，史称“拔郢”——一个“拔”字，足以窥见郢都当时的繁华与壮观。然而，坚不可摧的郢都终究还是被摧毁了。楚怀王自觉再也无颜回到这里，含恨自尽……楚国被迫两次迁都，但国力已大不如前，50年后，终为秦所灭。

荆州博物馆副研究员肖璇在谈到荆州博物馆的丰富馆藏时，很自豪地提起了荆州作为楚郢都的这辉煌的400多年。博物馆13万件珍贵馆藏里的很大一部分都与对“郢都”这座大遗址不断被考古发掘有关，都与奇谲神秘的楚文化有关。

越王剑—见证国力强盛的大楚国

这让我想起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绝世宝贝——“越王勾践剑”，它虽一经出土就离开了荆州，但却与荆州博物馆的馆藏之宝——“越王剑”系列有着深深的渊源。

据当时主持发掘的考古队长谭维四回忆，1965年出土这件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兵刃的地方，乃是荆州江陵县望山1号楚墓。当他们在墓主人骨架的左侧发现这柄装在黑色漆木剑盒内的青铜剑时，刚开始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当剑从剑鞘中拔出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它寒光闪闪，锋利异常，剑身布满美丽的黑色菱形花纹。试之以纸，20余层一划而破，在地下深藏了两千余年，依然能“吹毛断发”。

战国时代，以步骑战为主，剑是主要兵器，青铜剑因而大量生产。当时，南方各国以吴越的铸剑技术最高，越王之剑代表了铸剑的最高水准，但是两千多年后，这些越王之剑却在楚地荆州大量出土。

继“越王勾践剑”之后，荆州江陵藤店1号楚墓又出土了“越王州勾剑”。与“越王勾践剑”类似，剑身光亮而不锈蚀，剑身上都有双勾鸟篆浮雕铭文。“州勾剑”的铭文释文是：“越王州勾自作用剑”，表明了剑主人的身份，乃是越王勾践之后的第四代越王，此剑出自楚墓，很可能是楚灭越后流入楚地的。专家在研究“越王勾践剑”在荆州出土的原因时，则提出“嫁妆说”和“战利品说”等。这把宝剑最终没有离开家乡，出土后就留在了荆州博物馆。

另外还有数柄藏于荆州博物馆的越王剑也享誉四方。如出土于江陵张家山楚墓的“越王盲姑剑”；出土于故楚郢都北郊的“越王鹿郢剑”等，其中勾践之子所用的“越王鹿郢剑”和“越王勾践剑”并称“越剑双绝”。

荆州博物馆古色古香的展厅中，设有一个专门的展厅用来陈列以越王剑为代表的楚文化中的青铜器文物。这些历经岁月的洗礼而依然寒光闪烁的越王宝剑，见证了两千多年前古楚国兵吞四方的强大实力。

当时的楚国究竟有多大？据考证，它的范围已向南拓展至广东，向东囊括了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直达东海，向东北和西北甚至浸润了今山东和陕西的一部分，只有向西没有太大的进展，但也包括了今四川境内的一部分——范围之广，覆盖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几乎完全统一了中国南部。其国力的强盛，更进一步带动了其文化和技术在整个长江流域的传播与融合。

出土于荆州城外凤凰山的西汉古尸，其年代之久远、保存之完好令世人震惊，甚至超过了长沙马王堆的西汉女尸，说明楚人已经掌握极为高超的防腐技术。古尸出土时口衔一枚汉白玉印章，上刻篆体“遂”字，专家据此推断他的名字为“遂”。

古尸出土时口衔的那枚汉白玉印章图

“遂先生”——解开“后楚国”

时代的墓葬之谜

在荆州博物馆的七大专题展中，有个“西汉古尸”展厅，“遂先生”就静静地躺在这间珍品馆中，他已经在那里躺了33年，而从他长眠于这片沃土开始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遂先生”的发现曾震惊天下，也使荆州博物馆一下子出名起来。

“遂先生”于公元前167年下葬，下葬的时候正值“文景之治”，所以他是西汉人，并非楚人，这座墓葬却还是带给我们很重要的关于楚文化的启示。

1975年，荆州城外凤凰山168号汉墓被发掘，当人们小心谨慎地、一层一层打开那厚重的三重楠木棺椁的时候，终于在内棺中惊喜地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他。考古学家是从古尸口中所衔的那枚汉白玉的印章得知他的名字的。出土的资料显示，“遂先生”还是位官员，职衔相当于五大夫。

我们看到的他带了很多家当：玉印1件，竹牍1件，石砚一套，笔筒1套，铜削刀1件，铜钱四铢半两……几乎囊括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身为朝廷官员的“遂先生”，还携带了一支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毛笔和一座“迷你”型的粮仓。除了丝绸织物因被棺液浸泡而腐蚀之外，大部分随葬品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沧桑岁月之后，仍然保存完好——竹简木牍清晰可辨，稻谷出土时都还保持着美丽的金黄色。

最神奇的是，“遂先生”刚刚出土时，负责解剖的专家们惊讶地发现：他的四肢和全身关节都还可以活动自如，皮肤以及皮下软组织还具有弹性，身体的内脏依然完整，甚至连一侧的耳鼓膜都保存完好。

众所周知，木乃伊是挖空了内脏，并将尸体内外填满香料才得以保存的古尸，是干的、僵硬的；像“遂先生”这样保留了完整内脏、历经两千多年不腐的柔软的湿尸，除了长沙马王堆的女尸“辛追女士”之外，在世界上几乎再也找不到类似的了。事实上，“遂先生”是迄今为止中国保存最完好、年代也最久远的软尸——连“辛追女士”都不及他。

举世罕见的西汉古尸“遂先生”的出土，使得荆州博物馆似乎是在一夕之间，陡然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我们再来说说，“遂先生”的发现所带给人们的启示。这座墓葬的被发现之处正是郢都城内，依照古人的习惯，是不大可能将墓葬修在繁华的城市内部的。不过，这也不奇怪，秦灭六国，郢都被“拔”，这座辉煌了400多年的楚国故都从那时开始就渐渐被荒废了。短暂的秦王朝之后是强大的西汉王朝，相对古楚文化的断代，可以讲这是“后楚国”时代。

这样讲是因为虽然天下王权巨变，我们却从“遂先生”以及同时代的其它墓葬里发现，楚文化非但没有就此消亡，反而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国的历史版图发生了巨变，但原住民的文化基因却并未因此而断绝，而是继续上演着一幕幕文化交融的春秋大戏。

在“遂先生”的墓室中，一则特殊的“公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是一张告地府长官的诰文，大意是告诉阴曹地府的负责人，自己即将离开阳世前来报到，请予收留。为此，他带上了一队职能齐全的彩漆人物车马木俑——男仆15人，女婢13人，其中一名仆人唤作“良”。

伴随“遂先生”的漆木器还有很多。除了彩绘木俑以外，还有方盘1件，茶几1件，耳杯1组，漆圆盘1组，漆盒1组，豹纹大扁壶1组……众多漆器出土时依然色彩鲜亮、光洁如新，显示了楚人在漆器制造工艺上的高超技艺。

图为彩绘龙凤纹漆内棺，出土时漆彩如新，棺上图案为龙纹交叠于凤纹之下，有凤翔云中，龙潜水底之势。

漆羽人—楚人原来“生死不离漆”

其实，遂先生当年使用的漆器远不是最著名的，他毕竟只是一个职衔并不高的五大夫。在荆州博物馆，像这样光彩照人的漆器数不胜数，其品种之全、数量之多，竟占据了全国同类文物总数的3/5以上。有人曾惊叹，国内又能有哪一家博物馆专辟一间展厅来展出古代漆器啊。而在“中国记忆”展中崭露头角的“漆羽人”被称为是荆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楚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漆器、那么高超的漆器工艺？

我们都知道漆树主要分布在南方，“漆”被称为“涂料之王”。据说古楚国的西部，原来生长着一眼望不到边的漆树林，称为“漆园”。一个漆园通常有几百名割漆工，每日割下漆来，用桶装了，供给朝廷和贵族去髹漆宫室、家具、兵仗和车辆，也与别国以物换物，用生漆换粮食、布匹、鱼盐之类的。楚国髹漆工匠们的制漆技艺精湛、程序复杂、工艺精细。尤其在战国时期，楚国制漆工艺飞跃发展，不仅数量多，用途广，工艺之发达更居世界之首。其时，楚人已能调制出红、黄、蓝、绿、金、银等彩漆，色调比起中原来丰富多彩得多了。

再来看这样一段历史记载：由于漆器的广泛流行，楚国甚至还专设了管理漆器生产的部门，楚人庄子就曾做过“漆园吏”，对此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得明白。而至于崇尚逍遥的庄子本人在漆器的图案设计、工艺规程的制定和定色调色等方面做出了什么贡献，我们今天就只能根据荆州博物馆的漆器巨藏来作出推测了。

肖璇研究员介绍说，她清楚地记得2000年那个春节的大年初六，忽然有江陵天星观附近的农民前来报告，有人正在那里进行盗墓活动。盗墓被制止以后，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就赶紧对这处墓葬（天星观2号墓）进行了抢救性挖掘。令人欣慰的是文物基本没有遭到破坏，还让两件漆器珍宝重见天日，这就是在“中国记忆”国宝大展中亮相的“漆羽人”和“凤鸟莲花豆”。巧合的是，另外一件送展的展品“双头镇墓兽”，是在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那座墓的主人与2号墓的主人乃是夫妻。

当我向肖璇研究员提问，为什么在荆博众多的漆器大宝中“漆羽人”会脱颖而出，成为镇馆之宝。她作了很详细的解释：首先是“漆羽人”的精湛工艺堪称楚国漆艺的代表，天然生漆与造型艺术结合得天衣无缝，而且在世界上出土的漆器文物中，“漆羽人”的造型也是独一无二的，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这种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根据这件文物来对楚人的宗教、文化价值取向作出判断。长江流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楚文化则是长江流域文明的代表。楚人好鬼、激情、豪迈、奢华又能歌善舞，艺术魅力不凡。“神秘”二字是对楚文化最好的形容。这一点，从“漆羽人”身上我们就能清晰地感受到。

人形的上身，却有着鸟的尾巴和爪子，腿上还依稀刻画着鳞状的羽毛，这位兼具人与鸟特征的羽人立于一只凤鸟的头上，凤鸟又双腿站立在蟾蜍形底座之上。有人推论，这位“中国式天使”应该不是人，而是神，是古楚国巫文化的见证。

还有那鹿角人面的“双头镇墓兽”。像这般抽象的合体动物，同样充满了诡谲浪漫的神秘美感，睁目吐舌、狰狞恐怖，显示其引魂升天的神威。

如果说“漆羽人”、镇墓兽让人们对古楚文化充满了好奇和探究的热情。那么在荆州出土的更多战国楚漆器带给人们的则是无穷无尽的艺术享受。其中以动物造型最为丰富，从虎、豹、鹿，到鸳鸯、凤、鸟，再到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有镇墓或辟邪作用的合体动物，种类非常繁多。这些漆器的材质和图样将楚文化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全方位吸取各家精华，广采博收各家所长，甚至毫不忌惮与蛮夷共处、与鬼神同乐，时时拥有创新变幻的激情。

如今，即使是在荆州，也已经没有多少家庭拥有漆器了，然而在两千年前的楚国，楚人对漆木器却到了情有独钟的地步，其应用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说楚人是“生死不离漆”，这也是我们可以从古代墓葬中得到大量漆器文物的原因。

作为木器，能保存两千多年简直是奇迹。一方面漆能起到保护作用，另一方面也和楚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楚人的安葬习俗有关。由于荆州的地下水位很高，文物出土的时候，大部分都浸泡在水中，客观上被阻隔在空气之外，避免了被大量氧化。

此外，楚人的安葬习俗中有待死如生的习惯，热衷于香花香草的楚人，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携带大量的香花香草。而这些可爱的植物大部分是中草药，长期浸泡在水中，在棺椁内形成了特殊的“棺液”，具有防蛀、防腐的作用。另外，楚墓的棺椁采用了多重密封方式，密封性能大都相当好。所有这些，都对地下文物的保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图中长着鳞状羽翼的小人表情怪异，脚蹬于兽，其奇特的造型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对龙对凤绢面绵袍—神秘古棺里的丝绸“龙凤斗”

在国宝大阅兵的时候，荆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最受到隆重保护的其实是那件“对龙对凤纹浅黄绢面绵袍”。这件国宝从前即使在荆博也未公开展出过，一直被小心谨慎地珍藏在文物保管库里。

据介绍，荆州用于保管文物的宝库很是特别，全部是木地板，还有60公分厚的隔绝墙。对丝绸保护还会采用充氮气、抽真空等方法。

在采访荆州博物馆的刘德银副馆长的时候，他介绍说，这件绵袍的珍贵价值背后，还有一个颇为曲折的挖掘故事。

1982年１月11日，荆州博物馆接到报告：荆州区马山砖瓦厂的工人在取土制砖时发现了一处古墓葬。在考古组工作的丁家元、阎频，立即出发赶往现场并进行发掘工作。这是一处规模并不大的小型墓，在荆州这原本是没什么稀奇的—直到第三天中午，保存完好的棺椁板材终于完整出现。

丁家元和阎频小心翼翼地将外棺盖撬开一条缝——只向里面扫了一眼，他们便飞快地合上了椁板，火速赶往四五公里外，找到一处有电话的地方向馆里报告。

这是4件脸上化着彩妆的彩绘着衣木俑，然而让两人抑制不住激动心情的，还不是这木俑本身，而是木俑身上穿着的艳丽的绣花绢衣——就像四个正准备登台的演员一样。在荆州，当时已经发掘了几千座古墓，但在数以万计的出土文物中，珍贵的丝织品却只是偶见残片。由于丝织品中含有的丝蛋白，很容易引起织物的腐烂，很难在古墓中长期保存，发现完好的早期丝织品几乎成了考古人员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

随着外棺分板的一块一块揭开，发掘进展进一步印证着内棺中可能会出现精美丝织品的猜测。工作人员也同时开始着手进行揭取技术准备。

20多天过去了，1982年2月4日，在无数双眼睛注视下，内棺盖终于被揭开。那一瞬间，所有人的眼睛都呆住了：满满一箱灿若云霞的丝绸出现在眼前！

揭开最上面两层的锦袍和绣衾以后，棺内露出一个被9条锦带横向捆住的衣衾包裹。这些2000多年前的锦带拉力非常弱，而且锦结的打法十分精巧。就算是新的丝织物，这些系扣都很难解开。经过小心试验，绵带终于一个个都完好无损地解开了，专家们发现，用9条锦带捆扎住的2件锦衾，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的大幅面战国锦衾。剥取这2件锦衾，整整用了5个日日夜夜。

从马山墓中最终得到的锦衾共有3件，它们立即引起了专家的浓厚兴趣，原来这3条锦衾造型颇似今天的睡袋，上方的凹口是让人睡觉时露出头的部分，这样可以很好地护住肩部，肖研究员还风趣地说，“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卫生，有了凹口，被子的头尾就不会颠倒了。”

衣衾包裹继续被剥开，更多的惊世丝织品露出了真容，最后专家共在墓中发掘出衣物35件，这是中国历史上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数量最大、最精美的丝织品发现。小小一座古棺，就是一座惊人的古代“丝绸宝库”！

图为首次公开展出的“对龙对凤纹浅黄绢面绵袍”。

图为“龙凤虎纹绣罗”的纹样，是丝绸考古史上发现的唯一一件战国时期的罗衣，与“对龙对凤纹浅黄绢面绵袍”都出土于马山1号楚墓的内棺之中。棺主为女性，其随葬的丝织品囊括了绢、纱、罗、绮、锦、绣等几乎所有的丝绸织造门类，不仅织造技艺精湛，而且图案美妙绝伦，被誉为“丝绸宝库”。

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前文提到的那件“对龙对凤纹浅黄绢面绵袍”，这件衣服样式古朴，灰白绢里，内絮丝绵，竟然与我们今人所用的棉衣有着类似的结构，不过它的材质轻柔，刺绣花纹美妙绝伦，领缘和袖缘镶着动物纹复合绦带，襟和下摆缘用大菱形纹锦装饰，体现了楚人神奇浪漫的艺术风格。

专家介绍，这件绵袍的价值还体现在它工艺精湛的“锁绣”技艺上，这是一种不同于苏绣，也不同于任何其他我们所熟知的织绣方法，所采用的绣线也代表着极其高超的工艺水准。

研究人员曾经从马山墓出土的丝织品中取出一根极细的丝线，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看，他们发现，原来这一根肉眼看起来已经细到不能再细的丝，竟然是令人难以置信地由更多、更细的丝线编成辫子组成的。在2000年前的马山1号墓，密度最大的绢面达到了经度每厘米158根，纬度每厘米70根，甚至超过了今天由现代工业化机器生产的织物的密度。

古代的楚人，就是将这些极细的丝线用锁绣的方法，一气呵成，将自己最为热爱的、代表楚文化的凤鸟的纹样绣在了自己的衣衾之上。

当我问及这件镇馆之宝是否代表了古楚国最高的织造技术时，肖璇介绍说，其实马山墓的最高价值在于它体现了古楚国在丝织工艺上高度的丰富多样性。从马山墓丝绸棺木的发现来看，当时的楚国甚至已经掌握了古代丝绸的全部种类的织造方法。

我们再来重温一下马山墓的发现，死者身上包裹着一层层共13件衣衾，种类囊括了绢、纱、罗、绮、锦、绣等几乎所有的丝绸织造门类。除了主人脚上麻鞋的底和表层以外，其余全部都是丝织品。

在这里还要提到另外一件没有到北京参展的丝绸绝品——绚丽夺目的龙凤虎纹绣罗衣。它精美的刺绣图案展现了一幅蕴涵丰富而有趣的画卷：凤凰有着夸张绚丽的花冠，一足后蹬，作腾跃状，另一足前伸，扼住下方龙的颈部，凤的一翅扇中上部一龙之腰，另一翅扇中一虎之腰——以一敌三的凤凰，却兀自神情惬意悠闲，胜似闲庭信步，整个搏斗场面充满了力与美。

不过在专家看来，这件罗衣更高的价值在于“罗”的发现，这是丝绸考古史上至今出土的唯一一件战国时期的“罗”衣，它质地稀疏薄如蝉翼，用比头发丝还要细许多倍的蚕丝编织。这种“罗”只有在恒温条件下才能够织出来，但是这种技术已经失传许多年了。后来博物馆决定将原物拿到苏州进行复制，据说花了10多万元还是只能用绢来代替。

从漆器、玉器到丝绸，无论是平面图案，还是立体造型，凤都是永远的主角。它的形象虽然纤细，却矫健洒脱，或展翅飞翔，或足踩飞龙，或翅扇猛虎，让人看起来眼花缭乱。这些形态各异的凤凰，给人一种形态自由夸张、完全异于中原平实规整风格的感受。这正是楚文化的奇特之处。

图为用一整块墨绿色玉料雕成的战国玉覆面，出土时覆于主人面部，五官比例协调，刻划出头发、眉毛、胡须，像这样用一块整玉制成的覆面，目前仅此一件。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楚人所创造的楚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

楚凤凰—长江中游的不死鸟

悠久的历史，给荆州留下了难以计数的珍贵文物，在风光旖旎的古城西北角，亭台、水榭、楼阁构成了一座中国古典式的园林，它收藏了荆州灿烂的历史，也收藏了一袭历久弥新的古楚文化。

“楚人崇凤”，古楚国因此被比喻为一只灿烂、绚丽的凤鸟，专家在对古楚文物做出研究的同时，都对此深有感触。

我们今天熟悉的凤，往往透露着女性的、富贵的感觉。而龙和凤在一起，更象征着和谐美满，“龙凤呈祥”乃恩爱夫妻的象征。这些，都只是我们今天的理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地，凤更像一个高贵的女神，不仅美得有气势，而且充满力量，和今天截然不同——不仅“龙凤”不怎么“呈祥”，还往往体现出“龙凤斗”的情形，而且是凤明显占上风。

2004年，中国与罗马尼亚联合发行《漆器与陶器》特种邮票一套两枚，中国方面推出的代表文物，就是一座出土于荆州的楚国“虎座凤架鼓”——两只老虎匍匐于地，昂首站立在老虎背上的凤凰背对背架起一面彩绘大鼓。器物通体彩绘，髹黑漆为底，以红、黄、褐等色绘出虎斑和凤羽。木胎则由楚国特有的优质木材“楠木”雕刻而成。

“虎座凤架鼓”这件乐器，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感，而且非常巧妙地将音乐和艺术品融为了一体，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标志性文物之一。更为有趣的是，聪明的楚国工匠还在这件优美的作品中，非常含蓄地体现出了楚文化的强势——凤凰昂然立在老虎的背上，老虎温驯趴伏，凤凰展翅欲飞。

从漆器馆到丝绸馆，无论是平面图案，还是立体造型，凤都是永远的主角。它的形象虽然纤细，却矫健洒脱，或展翅飞翔，或足踩飞龙，或翅扇猛虎，让人看起来眼花缭乱。而由凤翼、凤尾演变而生的云纹，则是舒展大气、萦回变幻，犹如行云流水；不禁使人想起庄子在《逍遥游》中那份超然，“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些形态各异的凤凰，给人一种形态自由夸张、完全异于中原平实规整风格的感受。而这正是楚文化的奇特之处。

始建于三国时期的今日荆州城，继续传承着它曾经的辉煌。

楚人喜凤厌龙贱虎是有其原因的，一方面，楚国曾和邻近的吴、越两国长期失和，而吴、越以龙为图腾，后来，越灭吴，楚灭越，这种关系自然会体现在刺绣图案的设计上；另一方面，楚人先民以凤为图腾，对凤的崇拜包含着楚人远古图腾的回忆。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荆州博物馆从一座古老的道观——开元观中走了出来。虽然荆州不是省会、不是直辖市，在很多人看来并不起眼，但是荆州博物馆却以其丰富的馆藏文物和其间蕴藏的难以比拟的楚文化底蕴，无可争议地成为全国地市级的“优秀十佳博物馆”之首。

历经数千载的风雨沧桑之后，“荆州”这两个简单的汉字所蕴涵的，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了——倘若了解这其中的历史，就会知晓：13万件珍贵文物的上面，所汇聚凝结的瑰丽灿烂、绝世无双的“楚文化”的精魂，才是荆州博物馆真正的“镇馆之宝”！

当我们走出荆州博物馆，来到古城墙脚下，从楠木雕成的门窗后面不经意地瞧见那些深深旧庭院时，回首荆博，只见她依然保持着那份静默，然而她里面的秘密却不经意从高墙之中吐露了出来，正如“虎座凤架鼓”上傲然向天的凤凰一样，翩翩然，直欲振翅待飞。

地理君

本文选编于《中华遗产》2008年09月刊，撰文/柳隐溪 于汐 摄影/金陵。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就请转发到朋友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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