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边陲的李龙居村住着一个上海人，是一个卢志清，早在李龙巨队插队已经四年多了，退休后又回到了李龙居，他就是娶了当地农民和妻子的冯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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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生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和二十多名上海知青一起来到了东北边陲的二龙沟大队，他们六男三女九名知青被分派在了二龙沟大队第三生产小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二龙沟大队的地形很特殊，村南村北两条河流把村子夹在中间，两条河流在村西汇合，二龙沟大队东面是平坦肥沃的耕地，因为水资源丰富，那里一半以上的耕地是水田，水稻种植面积在全公社名列第一，旱田的粮食产量也很高，社员们的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

在上海知青到来之前，三队队长李忠平就让社员们把生产队的那三间厢房腾了出来，那三间房子里有两铺火炕，有现成的锅灶，九名上海知青居住正合适。从此，三队队部的那三间厢房就成了三队的知青集体户，一名叫刘宝山的高中毕业生被推选为集体户户长。

这九名上海知青年龄最大的叫周浦东，他也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十九周岁，比刘宝山大半岁，和刘宝山是高中同班同学。年龄最小的是一名叫赵薇薇的女生，刚满十六岁，冯桂生比赵薇薇大一岁。别看冯桂生是个初中毕业生，可他的口才很好，还写的一手好字。

初来乍到，这些知青们不适应东北的寒冷，也不适应东北的生活习惯，更不会烧火做饭。李队长就安排三队会计的大闺女张春桃临时给知青们烧炕做饭，教知青们蒸窝头贴大饼子，教知青们熬大米粥炖酸菜。渐渐地，张春桃和知青们都熟悉起来了。

张春桃当年十八岁，长得很漂亮，读过四年书，后来她的弟弟张春生上了小学一年级，张春桃就辍学回家了，当时农村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很严重，特别是女孩子，能读到小学毕业的都不多见。别看张春桃的年龄不大，可她家务活样样精通，洗衣做饭不在话下，就连纳鞋底做布鞋她都能独自完成。在生产劳动中她也是一把好手，十五岁开始就和女社员们一样挣七分工。同龄的上海女知青和她相比，都深感自愧弗如。

东北地区的三月初还和冬季一样，漫山遍野都是耀眼的残雪，河道里的冰面上还有溜冰的顽童，村庄里的树木也都光秃秃的，虽已是阳春三月，可那里根本就没有一点春天的感觉，穿着棉袄棉裤，还冻得够呛。好在屋里暖和，躺在火炕上都不用盖被子。

吃住的地方有了着落，生活各方面都安顿下来了，李队长带领知青们到公社粮站领回知青们的国库供应粮，又带领知青们到山上打了三天烧柴，让知青们休息了一下，就开始让知青们接触了解生产劳动了。

当时的天气还很冷，田间还没什么农活，李队长就领着社员们检修了一下农具，帮着饲养员把牛棚里的牛粪抬到村外的场院里晾晒，李队长和张会计还让周浦生和冯桂生跟着去了一趟县城，为生产队购买了四个架子车车轮，还买了两付犁铧。往返九十里路，他们全靠步行。

那次去县城虽是个苦差，可一位年轻社员没捞着去，还跟队长大吵大闹了一番。当时队里有个规定，但凡社员进城给队里办事，队里给记工分以外，还有两毛钱的补贴。以前队里有进城的差事，哪次都少不了王来福，一是王来福年轻有力气，再一个是王来福天不怕地不怕虎儿吧唧的，占不到便宜就胡搅蛮缠，不光是三队的社员们都不招惹他，就连队长也让他三分。

那天李队长他们进城是早晨五点多钟从二龙沟出发的，黑天的时候才赶回来。大家刚把在县城买来的农具放进队部的仓库里，王来福就气势汹汹地找来了，他拽着李队长不让走，非让李队长说清楚为什么不让他进城？看王来福不依不饶，冯桂生就问王来福：“来福哥，来回九十里跑一趟累个半死，又不是什么好事，你为什么还争着抢着要进城？”“知青兄弟，十分工外加两毛钱，还不是好事啊？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啊？捡了便宜还卖乖。”王来福没好气地回了冯桂生一句。

这下冯桂生明白了，王来福跟李队长吵闹原来是为了两毛钱啊，他上前把王来福拉到一边，小声对他说：“来福哥，我的这两毛钱给你，不许你再跟队长吵闹。”“好啊，那你给我两毛钱吧。”王来福伸出手来，就像冯桂生欠他两毛钱似的。

冯桂生拉着王来福走出队部大院，从衣兜里掏出两毛钱给了王来福，王来福拿着钱就转身回家去了。看王来福走了，李队长还有些纳闷，就问冯桂生，冯桂生笑着说：“他听说咱们都累得够呛，到现在还没吃午饭，不好意思了。”听了冯桂生的话，张会计笑着说：还是知青有办法。其实，张会计对王来福挺反感的，王来福不光是好占队里的便宜，还总纠缠春桃，他说想和春桃处对象。

之后的日子里，王来福还是经常犯混顶撞李队长，也经常纠缠张春桃，李队长和张会计也拿他没办法。但王来福对冯桂生还是挺尊重的，冯桂生说的话，王来福一般都听。

转眼就到了1971年的秋天，冯桂生他们经过了两季春耕春播和秋收的繁重劳动，大家已经慢慢适应了东北的农村生活，也学会了各种生产劳动，社员们当初那种“知青就是花瓶，中看不中用”的观点也改变了，知青们不光成了合格的社员，他们还试种成功了多种南方蔬菜，在旱田种植的小麦谷子也都获得了丰收。当时的蔬菜种子是冯桂生让上海乡下的亲戚寄来的，小麦种子和谷子种子都是冯桂生自己出钱买的。因为试种这些农作物都是冯桂生提出来的，他也怕不成功给队里带来损失。

刘孔喜老师油画作品图片

1972年初秋的一个中午，收工回家的张春桃在王来福家的自留地里拔了一棵大葱，可巧让王来福碰到了，王来福不依不饶，还要拽着张春桃去找队长评理。几位社员和冯桂生赶忙过来劝说，希望王来福得饶人处且饶人。王来福却说张会计平日里经常给他小鞋穿，要是换成别人，别说一棵葱，就算一抱葱，他也不会计较的。

看王来福还是不依不饶，冯桂生就笑着说：“来福哥，看我面子，就算了吧，权当这棵葱让我吃了。”“桂生，你俩无亲无故的，你为啥替她求情？难道你喜欢春桃不成？跟你说句实话，我也喜欢春桃，但有一条，要是你也喜欢春桃，我就不跟你争了，你是大城市来的知青，我老农民一个，也没资格和你争。”王来福又开始犯混了。

听了王来福的话，张春桃气得呜呜哭，冯桂生脸也红了。看王来福犯混了，社员们拉着张春桃就要走，王来福还来劲了，不让张春桃走，还非逼着冯桂生说到底是不是喜欢张春桃。

看张春桃羞愧难当，冯桂生一本正经地问王来福：“来福哥，你到底啥意思啊？”“桂生，我就要你一句话，你不喜欢春桃的话，我就托媒人去她家提亲，你要是当着大伙的面说出你喜欢春桃，我永远也不再纠缠春桃。”“来福哥，你说话算话？”冯桂生被逼急眼了，他大声反问王来福。

这下王来福更来劲了，他大声说道：“大伙都在，我王来福也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吐口唾沫都是钉。只要你冯桂生敢娶一个农村姑娘，我王来福以后不光不再纠缠张春桃，也不再招惹你冯桂生。”“只要春桃姐愿意，我这辈子就喜欢春桃姐一个人。”不知冯桂生是被逼急了还是发在内心，他当着大伙的面，表明了态度。

冯桂生话音一落，张春桃捂着脸就跑了。王来福啥也没说，灰溜溜地回家去了。从此，王来福真的没再纠缠过张春桃，也对冯桂生客气了很多。对于冯桂生的表态，大家都没当回事，都以为冯桂生是为了给张春桃解围。张会计一家也说自家的闺女配不上人家上海知青，人家上海知青早晚会回上海的。

听说冯桂生要和张春桃谈恋爱，周浦东、刘宝山和赵薇薇都劝说冯桂生，劝他不要感情用事，婚姻大事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儿戏。再说了，就算冯桂生真心喜欢张春桃，冯桂生的父母也是不会同意的。冯桂生却说这事已经不能改变了，当着大家的面他已表态，怎能再反悔？过了两天，他还找到了李队长，和李队长一起去了张会计家。当着李队长和张会计一家人的面，冯桂生说他那天说的话是算数的。

第二年秋天，周浦东被推荐上了大学，冯桂生被招聘到县里当了一名宣传干事。张会计一家原本还抱有一丝希望，冯桂生突然被招到县里当了干部，他一家人觉得春桃和冯桂生的婚事肯定是没戏了。村里的社员们也都这么认为，李队长还要张罗着给春桃介绍对象。张春桃也天天心事重重的，见了谁都是低着头，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冯桂生到了县里后，首先参加了一个月的学习培训，接着就天天下乡搞宣传，直到元旦前几天才回到县里。这期间，冯桂生没办法回二龙沟看望张会计一家，也没办法往回捎个信。这下村子里可炸锅了，都说冯桂生就是个陈世美，他肯定是变心了，肯定不会回来娶张春桃的。王来福还托了媒人，到张会计家来提亲。

就在张会计一家心乱如麻的时候，冯桂生从县里匆匆赶回了二龙沟大队，他用自己的工资给春桃买了漂亮的衣服，给张会计买了好烟好酒，还给张春生买了一双球鞋。看到冯桂生回来了，张春桃娘俩抱在一起哭了个梨花带雨。

1975年的春天，冯桂生和张春桃结婚了，他的父母虽然反对这门亲事，但结婚前两天，冯桂生还是收到了他父母寄来的一百块钱和一块上海牌手表。就在那年秋天，张春桃被招工到县供销社做了一名售货员，这个招工指标是县里特批的，也算是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冯桂生的嘉奖。

2012年年末，在县委工作了近四十年的冯桂生退休了，退休后他和张春桃回到了上海，在儿子家生活了一年多，张春桃实在是不适应上海大都市的生活，他们两人又回到了东北，在二龙沟村买了一个农家小院，春夏秋三个季节在村子里种菜养鸡鸭，过田园生活，冬天就回县城，县城里的住房有暖气，不用烧火取暖。偶尔也回上海呆一段时间，毕竟儿子孙子都在上海生活。

去年八月末，曾在二龙沟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重返第二故乡，冯桂生夫妇热情招待了大家，上海知青们的吃住问题全部由冯桂生夫妇俩负责，他夫妇俩没让知青们花一分钱。大家在二龙沟玩了五天，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连梦里都牵挂的二龙沟。当知青们说起冯桂生曾经受过的苦难和委屈时，冯桂生笑着说：“委屈自己总比委屈别人好。”

今年的八月末，周浦东和赵薇薇两人来到了二龙沟，因为周浦东去年八月份去了非洲，没能和大家一起来，这次赵薇薇又陪着她丈夫来看望乡亲们、看望冯桂生夫妇了。周浦生说二龙沟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曾经的知青生活，永远也不会忘记二龙沟的乡亲们。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