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辆红旗轿车的造型设计师郑正出生于天津进步道40号——号意大利田园风的小洋房，活到19岁，考上了燕京大学机械系，离开了天津。

（↑ 进步道40号程克旧居）

程克（1884—1936））是河南开封人，毕业于北洋大学堂（一说河南大学堂）。毕业后，他被清政府官派赴日留学，获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留学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回国后到广州加入黄花岗起义，负责运送军火。辛亥革命成功后，程克先是当上了众议员，又被推举为参议员，做过袁世凯的秘书。冯国璋当总统时，程克任内务总长兼司法总长。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程克是财政总长。

1924年，程克辞去一切职务，到天津意租界做寓公。他的胞兄程曦，倚仗程克的关系，早在十年前便在租界买地建房，做房地产生意，赚的钱兄弟二人平分。程克住在意租界三马路（今进步道），程曦也搬到了一街之隔的意租界二马路（今民主道）。除了这两处别墅洋楼，民主道37-43号和北安道3-7号的大楼也都是程家的房产。

（↑ 进步道40号程克旧居）

1935年6月到11月，程克出任天津市市长。在任数月，有史可查的是这位程市长做过一件推行传统文化的善举。他受河北省主席兼天津市警备司令商震之托，每月从市财政局给社会名流华世奎拨款千元，用以生活之需，但被华婉拒。他又每月拨款六百元，作为华世奎主持的“崇化学会”的经费，余款四百元用做天津文庙的修缮，直至1937年日本侵入天津为止。

程克是民国四个“日本通”之一，另外三个人，分别是以日本人自居，娶了日本太太，爱穿和服的殷汝耕；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的殷同；曾任北平市长的袁良。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决定了程克的亲日倾向，天津又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驻地，这也让他承受了巨大压力。当时，针对日本谋划的“华北自治运动”，华北地区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拥有自治特权，实则受国民政府领导，既迎合了日方要求，也没有违反南京国民政府绝不承认“满洲国”的政治底线。但无论如何，谁也阻挡不了日本人的野心，战争一触即发。只不过，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1936年的初夏，程克便因严重心脏病去世，倒也没成为汉奸。

程克有七女一子，他去世时，唯一的儿子程正年仅8岁。程正读中学时对音乐和油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喜欢拉大提琴，喜欢绘画，爱骑摩托车，也特别喜欢汽车。1949年从燕京大学机械系毕业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他被分配到工业部汽车工业管理局。

（↑ 程正手绘的第一辆红旗车）

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厂将几种汽车设计方案连同效果图送到北京汽车局，当时正在汽车局工作的程正，也偷偷地将自己设计的两幅效果图加了上去。这两幅图纸引起当时在一汽工作的苏联设计专家费斯塔和冲压专家卡切特可夫的注意。他们打听到图纸出自程正之手后，立即找到汽车局的领导，要把程正调到长春一汽。于是，1958年，程正从汽车局调到了第一汽车厂，当时一汽的副厂长、总工程师郭力，点名让程正参加红旗轿车的设计工作。

而后，在众多设计构想中，程正的设计脱颖而出。他把中国建筑中窗户格栅的造型，运用到汽车的进风口上，也保留了东风车的宫灯式后灯。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个设计思路虽然简单，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风，没有任何模仿抄袭之处，成功地体现了中国古典风格。1960年，红旗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博览会上亮相，一位意大利的汽车造型设计专家评价说，这是东方艺术与汽车技术结合的典范。

（↑ 程正）

在一汽和工人们一起工作，富贵之家出身、名牌大学毕业的程正，身上难免保留了那种高贵品质，比如说，他总是把衬衫洗得很白，喜欢说请、谢谢，他用工资买了一辆摩托车，公休日骑着他去郊外画画写生，这些都被看成是资产阶级作风。因为出身问题，程正多多少少也受了些罪。但生产第一，程正的名字还是和红旗轿车紧紧连在一起：从第一辆红旗轿车到1995年最后一辆国产红旗轿车的图样，均出自他手。退休后，他一直生活在长春，伴随他的依然是绘画，听古典音乐，用剩余的激情画出了几百个车型。他时常梦回天津，当年家里那幢小洋楼，是他筑梦的地方。（文：何玉新）

（↑ 进步道40号程克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