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思量、张家乐

韩国乃至全球的低生育率危机

据公众号“星际电波”报道：联合国本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韩国老年人口快速增长，该国今年的生育率继续处于世界最低水平。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这份报告，2021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即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这一数字与一年前持平。这份年度报告显示，65岁以上人口占韩国总人口的比例从一年前的15.8%大幅上升到16.6%，因此韩国青年人口比例会相应变得更小。[1]《路透社》在报道中表示，新冠病毒带来的不确定性对韩国民众结婚与生子的意愿产生了消极影响。作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韩国是经合组织（OECD）中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尽管政府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在儿童保育补贴和产假支持上，但仍未能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趋势。[2]

人口转型、家庭萎缩与性别歧视

BBC在报道《韩国的人口悖论》中写到：人口学专家认为，韩国目前正在经历“人口转型”： 即随着国家变得更富有，人口经历膨胀、下降和最终稳定的时期。而另一方面，韩国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1.1个）低于其他任何国家（全球平均水平为2.5个左右）。韩国国内的这一比率一直在稳步下降：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到现在，韩国的生育率从每个妇女生育5.6个孩子下降到1.1个。

人们在韩国首尔的百货商店外排队购买口罩

对于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社会来说，这成为了一个人口悖论。因为人口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所谓的“更替率”，即妇女生育的孩子总数与老年死亡人数达到平衡。在世界范围内，与更替率对应的生育率是2.1，这意味着韩国的生育率没有达到更替水平。换句话说，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韩国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不足以稳定人口。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新一代的韩国女性并不认同“婚姻和生儿育女是一个人不可推卸的家庭和社会责任”这一传统观念。她们不仅选择少生孩子，一些女性甚至选择完全放弃恋爱。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根本不结婚，抛弃合法的（乃至随意的恋爱）伴侣关系，转而追求独立的生活和事业。

另一方面，尽管韩国的经济相较过去得到了发展，但这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性别歧视。据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Yue Qian教授的一项研究显示，致使包括韩国以及亚洲女性对“婚姻”愈发抗拒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化的家庭角色”和“不平等的家务分工”：所谓的“性别化的家庭角色”是指女性一旦决定结婚，其丈夫、父母和岳父母等人往往会期待和要求她优先考虑家庭，某些情况下，女性不得不为了家庭而做出牺牲；所谓的“不平等的家务分工”是指女性在婚姻中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哺育和照顾孩子的重任几乎是由她们一肩承担，而在孩子渐渐长大之后，女性还需要对孩子的教育负上主要责任。[3]

除此之外，少子乃至放弃生子的根源也在于经济衰退对韩国年轻人的严重影响，买不起房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让他们感到害怕。“如果我必须在事业和抚养孩子之间做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的事业，”首尔南部清州的一名大学生林玉珍(Lim Yu-jin，音)说。“我不会让抚养孩子阻碍我的事业。”韩国卫生与社会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李相麟说，韩国年轻人“对未来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失去了信心”。[4]

这种转变是韩国正在兴起的一种社会现象的一部分：“Sampo”（ 字面意思是“放弃三件事”）一代。“Sampo”一词意味着放弃三件事：关系、婚姻和孩子。统计数据反映了文化的巨大变化：在韩国，育龄人群的结婚率（包括男性和女性）在过去四五十年里直线下降。在2015年的人口普查中，年龄在25岁至29岁的韩国女性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23%)的人表示自己已婚，远低于1970年的90%。据联合国预测，韩国人口将在2024年左右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100年，韩国人口将只有2900万左右，与1966年相同。[5]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几周前推出了最新的政府激励措施，从2022年开始，为每名1岁以下的新生儿和婴儿提供每月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80元）的补贴。从明年开始，准夫妇将获得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700元）的现金奖金，以及增加的医疗和其他福利。但是，这一奖励机制将在多大程度上刺激韩国的生育率提升还尚不明确。

疫情下的全球人口缩减意味着什么？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去年全球新生儿数量大幅下降，新冠疫情、封锁限制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相叠加，对生育率构成了拖累。在很大程度上，这对人口的影响可能是永久性的，也会产生较长期的经济影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估计，2021年美国新生儿数量将比新冠疫情来袭前给出的预测减少30万人。2019年美国新生儿数量为380万。在德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总和生育率目前低于2，而且预计不会上升，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在2019年降至1.36。[6]

《工人日报》作者梁凡在文章《世界多国陷入“生育低谷”》中表示：从历史上看，在遭遇重大灾难时，人们往往会推迟自己的生育计划，从而使人口增速呈现下降趋势。疫情、饥荒、地震等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将平均导致9个月后出生率下降10%至15%。类似的情况在此前几次区域性的疫情中也曾出现。

另外，一些发达经济体近些年来的人口增长十分依赖于海外净移民的推动，而疫情本身也限制了全球人口的正常流动。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德国等多个国家去年人口增长放缓或出现总人口减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外来移民数量大幅减少所致。而从长期来看，全球生育率走低很可能将是普遍现象与趋势。[7]

事实上，人口增长与政府、企业甚至个人都息息相关。政府需要关注长期的人口增长情况，以了解潜在的环境，军事，地缘政治和其他风险，并实施预防或缓解策略。而对于从事具有长期回报的投资的企业（如制药业和与重型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产业），人口预测同样重要。同样，个人也需要对人口密切关注：是否会有足够的工人缴税以支持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医疗福利？人口变化会增强全球和国家安全与稳定，还是使社会更加不稳定？[8]

在柳叶刀文章《全球生育率持续下降，2100年中国将仅有7亿人口，非洲逐渐崛起，人类或将迎来新世界》中，针对疫情下全球人口增长放缓这一问题，IHME教授 Stein Emil Vollset 表示：“虽然人口下降可以减少碳排放以及食品系统压力，但更多的老年人和更少的年轻人也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对此，随着工人和纳税人减少，社会难以发展，经济挑战将会出现，社会福利或将减少。”

而针对各国人口缩减所带来的劳动问题，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 Ibrahim Abubakar 教授在一篇相关评论中说道：“ 移民可能是解决劳动人口短缺的一个潜在解决方案，当然，移民来源国和移民迁入国家应该在多层面合作，在保护移民的个人权利的同时，实现两国共赢。” 他还补充说：“即使这项研究的预测仅有一半准确，移民也将成为所有国家保持经济繁荣的必需品而不是选择之一，移民带来的效应十分复杂，我们面临的选择是，通过允许有计划的人口流动来改善健康和财富，或是最终形成一个由外来劳动力组成的不稳定的社会。”[9]

考虑到人口持续性减少可能导致世界各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发展、劳动人口以及移民政策发生巨大变化，各国政府正在积极做出调整，以应对人口减少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或许，全球人口并不会像人们过去预测那样维持持续增长，直到抵达地球的承载极限；全球人口可能迎来持续减少，进而对世界局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引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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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上周，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结束美国最漫长的战争”，并称将从5月1日开始从阿富汗撤出剩余的2500名士兵。拜登政府说，最迟在9月11日，也就是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20周年之际完成撤军。北约宣布将按照同样的时间表撤出近10000名士兵，其中7000人为非美军士兵。

拜登在后来的演讲中说：“我们不能继续‘增加阿富汗当前军事投入，以便为撤军创造理想环境’这样的循环，还期待一个不同的结果。”这似乎印证了卫报的评论：拜登的决定标志着一种美国所特有的傲慢的终结。

对于美国本土而言，撤军最大的担忧是，该举动是否会使得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分子的温床。根据纽约时报，美国政府机构表示，他们不认为“基地”组织或其他恐怖组织会从阿富汗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而获得国会授权的阿富汗研究小组今年却曾表示，撤军“18个月到3年内可能导致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威胁的复苏。”这说明至少恐怖威胁不会马上重现，但长期而言是否构成威胁尚存争议。

美国务卿布林肯访问阿富汗 与多位高官讨论美军撤军问题。当地时间2021年4月15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会见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动荡的阿富汗

在过去的20年内，阿富汗平民付出的代价令人震惊，而2020年来，美国撤军的消息更加重了平民伤亡。根据美联社《美军撤军将留下一个动荡的阿富汗》一文，自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达成一项协议，承诺华盛顿在今年5月1日撤军以来，对平民的暴力和看似随意的袭击已然激增。根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2021年头三个月，有1700多名平民在袭击中丧生或受伤，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除了最为直接的伤亡外，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一旦美国人离开阿富汗，阿富汗将陷入更残酷的内战，甚至被塔利班所接管。

文章提到，美军的离开将使现存阿富汗政府陷入困境。根据前阿富汗政府顾问Torek Farhadi，塔利班可能会与阿富汗的地方领导人进行谈判，并静候美国人离开，从而进一步削弱和孤立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总统，这将必然把阿富汗导向更复杂的内部冲突。

对于美军与北约部队的撤离，大多数阿富汗人担心这会打破军阀之间的平衡。在过去的20年间，许多军阀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并供养着装备精良的民兵，在这一情形下，阿富汗很可能将重新陷入1992年至1996年那样的残酷内战中，而正是当时的内战给了塔利班崛起的机会。

虽然在过去20年间，美国给阿富汗带来了一定的支持，也促成了改善了阿富汗女性的处境，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成果非常脆弱、未来也极不确定。相较益处而言，美国撤军给阿富汗留下的更多的是比20年前更加剧烈的内部分歧，这也使得阿富汗有了对美国更强烈的敌意，而现在这种敌意不再是过去那种对西方的粗糙假想。

未终结的战争

对于那些想要真正看美国摆脱帝国坟墓的人来说，拜登的延期撤军或许并不值得欢呼。雅各宾杂志《拜登并未结束阿富汗战争》一文写到，最糟糕的情况下，拜登可能是为了政绩大声宣布战争的结束，而暗地里想办法让它继续下去，对此政客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无尽的拖延。作者举例称，奥巴马在2012年也曾承诺战争将在2014年前结束，但在2016年，他因“阿富汗的不稳定局势仍可能为恐怖分子的温床”为由推迟了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

文章作者预估，最好的情况下，拜登是在给有序撤军争取时间。但考虑他先前的拖延已经浪费了三个月的时间，这种对特朗普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的明确违背也招致了后者的威胁。在拒绝和阿富汗政府一起在土耳其参加4月24日至5月4日的和平峰会外，塔利班声称将在原协定的最后期限，也就是5月1日之后对仍滞留阿富汗的美军发动袭击。

另一方面，随着塔利班年度春季攻势的展开，未来几个月阿富汗很可能会袭击激增，而这很可能致使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步伐减缓，也很有可能在美军、塔利班来回报复反击之间，进一步促使局势升级。

文章称，即使拜登在名义上履行了在9月前撤军的承诺，但根据《纽约时报》匿名“现任美国官员”的消息，拜登政府“很可能”会用间谍、特种部队、雇佣兵取代美国官方军队，另有匿名官员称，拜登政府的计划是在阿富汗周边国家部署美国军队，然后使用无人机和飞机杀死嫌疑人，就像美国在中东所做的那样，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并不能称为战争的终结。

引用文章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