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杯红酒之后，戴建业有些薄薄的倦意。席间，华师文学院退休教授张三夕提起，戴建业会用英文背诵罗素的名篇，戴建业兴致高昂起来，“当时他们还不相信哩，我就背给他们听。”
那是《罗素自传》的序言《我为什么而活》里面的一段。
他的湖北麻城口音英语并不标准，但声调一如往常的激情昂扬。
在坊间，戴建业被称为“网红教授”，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导、古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在拥趸眼里，他擅长用通俗易懂的话，绘声绘色地为学生讲述看起来晦涩难懂的古代文学知识，将原本“死板”的古代人物和古代文学，变得更加“接地气”。
而走红后的戴建业，也因为过于“活跃”而被质疑。有人质疑他为了赚钱而频繁做讲座、录视频、开直播到处“捞金”。去年以来，一篇《华师大教授戴建业：我老婆一盒药五万一，你跟我谈文人风骨?》的文章将争议推到高潮。
面对现实和网上的质疑，戴建业却很少在公开场合进行回应。
人生已过耳顺之年，戴建业说，他最想做一个靠近真实的人，哪怕真实是粗粝的。
7月5日，戴建业在家里专门腾出的“演播室”调试设备，准备录制视频。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知识分子挣钱与文人风骨的争议
今年5月，从华师大文学院退休后，戴建业就一头扎进深居简出的生活，家里朝北的两个房间构成了他的主要活动半径。早上醒来，他开始在书房看书写作，午夜时分，他走进隔壁房间，扭亮补光灯，开始录制视频。
镜头中的戴建业一头短簇的白发，脸上的皱纹里挂着笑意。他双手环抱，两腿微微叉开，这是他的招牌姿势，一口麻城普通话，不时蹦出口头禅“我的个天”“你听懂了没有”，讲到激动处，胳膊有力地挥舞起来。
时间在这个光线有些昏暗的房子里变得混沌不明。到了中午他忘记了饭点，等到肚子咕咕抗议才去厨房下一把面，蔬菜和肉都丢进去煮，然后连锅端到书房继续边吃边工作。楼上邻居和他熟识，担心他一个人无法照顾自己，偶尔也会送来饭菜帮他改善伙食。
半隐居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戴建业不觉得难以忍受，相反，他说这样的生活他已盼望很久。
另一方面，网上质疑他的文章却如影随形。一篇《华师大教授戴建业：我老婆一盒药五万一，你跟我谈文人风骨?》的文章自去年他妻子病重时开始出现在网络，到他退休后又再次刷屏。文章称，在一次讲座中，戴建业被读者质疑到处走穴演讲有失文人风骨，他回应称挣钱是为妻子治病，“如果妻子没了，我要这文人风骨有什么用?”知识分子挣钱与文人风骨的争议仿佛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里，他被推上了舆论风口浪尖。
事实上，这不是他第一次因为此事受到争议。去年妻子去世前后，类似文章就出现在网络上，他曾对此做出回应：“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出现利用我太太病情来煽情营销的文章，我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出版社提出抗议，每次抗议和协商，我都留有截图。后来才知道，不是出版社所为，而是下面的分销商的短视，甚至恶意营销行为，在利用我的信誉和声誉赚钱。如果有人再写此类文章，我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个人权利。”
这一次文章再次热传，戴建业不再公开回应，他解释，有些文章后面附着他著书的盗版链接，“回应了岂不是给乱写的人更多热度?”
戴建业承认，他确实曾向朋友提起过天价药费。五年前，妻子何小平被发现患肺癌晚期，进行靶向治疗，当时靶向药物泰瑞莎是自费药尚没有纳入医保，每盒51000元，每盒30粒，每天吃1粒相当于一天就要花掉1700元，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后来，在一次闲聊中，戴建业把药物发票拍给了大学同学李未熟，李未熟将这一段写进了自己的公众号文章，呼吁降低进口药药价。当时适逢《我不是药神》电影大热，进口药价戳中社会痛点，引发了不少关注。
在与朋友解释的微信对话中，他写道，“许多自媒体写手想当然我到处演讲是挣药费为太太治病。其实这二十多年来，我的稿费收入不错，比一般大学老师高一点，经济能支撑太太治疗。”
戴建业向记者澄清，在讲座上被质疑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至于文章中提到的“如果妻子没了，我要这文人风骨有什么用?”这句话更是杜撰，他从未说过。
身边很多师友都见证过戴建业陪夫人治病的那段日子。余祖坤既是戴建业的学生，也是文学院的同事，他告诉记者，生病那几年，师母何小平经常夜里发烧，戴建业把妻子送进医院，一守就是通宵，教研室的年轻同事想帮他守夜替换他休息，被他不由分说赶回去。
2020年年初，妻子再次发病入院，医院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五百多米。被疫情阴霾笼罩的武汉人心惶惶，戴建业整日守在医院，“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被感染，也许会死在妻子之前”，他只觉得内心凄凉。
那年除夕的下午，张三夕听说何小平状况不好，冒着风险给戴建业和妻子送去年夜饭，“当时他(戴建业)就守在何老师旁边，何老师看到我们很感动，那个下午她眼睛都在发光。”
妻子是在2020年元宵节去世的，戴建业所在的文学院教研室的同事们帮忙一起操办了丧事。火化后，戴建业把妻子骨灰带回家放置了半年才下葬，因为妻子“最后一次去医院后就再没能回家。”
旁人称赞戴建业是一个好丈夫，他从来都不承认。年轻时的婚姻长满了倒刺，他和妻子相亲认识，他来自农村，妻子是城里的优渥家庭出身，刚开始时经常吵架，甚至动了离婚的念头，“我年轻时有大男子主义，不懂事”，直到四十多岁，戴建业开始反思，家庭的战争才平息，“我们是典型的少时夫妻老来伴。”他这样评价。
流量漩涡中的戴建业
戴建业成为网红是一次偶然。2018年10月的一天，教研室一位年轻教师兴奋地告诉戴建业，他在某短视频平台“火得一塌糊涂”。戴建业第一次下载了短视频APP，这才得知原来是十几年前“超星名师讲坛”随堂录制的视频火了，仅一个短片段一天就收获百万点赞。
这些爆红网络的片段出自戴建业在学校给本科生开设的一门“走近大诗人”的选修课。视频里，他夸赞李白“狂得要命，浪漫得要死”，八卦杜甫“跟着大哥一起找仙人、采仙草、炼仙丹”，调侃陶渊明幽默，“他第一句写得特别隆重，种豆南山下，你以为他种得蛮好，他突然来一句，草盛豆苗稀，种得个鬼田，要是我种得这个水平，我绝对不写诗。”
戴建业赶上了两次媒介形态的风口，他的文字比课堂更早触网。2011年左右，戴建业听说张三夕在写博客，觉得很有意思，回去立刻注册了一个账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喜欢写情绪充沛的随笔散文针砭时弊，一篇《校长，别再毕业典礼上发嗲》痛陈毕业典礼中过多的网络语言媚俗，因言辞犀利受到关注。此后越来越多的泼辣大胆的评论文字见诸各种平台，他的博客还曾被评为网易十大名博客。
7月5日，戴建业在家里给他的硕士研究生指导开题报告。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而真正意义上的破圈还是因为短视频。有一段时间，大学室友李未熟发现动不动就会刷到戴建业的视频，这才意识到老同学是真的火了。
机会伴随着名气纷至沓来，各种出版社和短视频平台找上他，开出了不菲的价格。张三夕开玩笑说，以前戴建业家里是妻子管钱，他身上没什么钱，突如其来的名利让他“亢奋”，再后来，这种亢奋渐渐变得疲惫。戴建业不会开车，有时候办事情张三夕开车捎上他，他经常在车里睡着，“感觉他太累了。”
走红后，戴建业经常在路上被认出来，有粉丝跟在他后面用“找仙人、采仙草、炼仙丹”对暗号似的吸引他回头，有时候出地铁会被人围着照相，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个人不能红得太久”“铁因冷却而变硬，人被冷落才清醒”。
另一方面，戴建业开始审视流量的意义，他慢慢摒弃对短视频的偏见，在一个平均年龄25岁以下的视频平台上开了账号，在诗词课上，戴建业的留言区近乎是“零差评”。
但年轻粉丝也不总是买账的。除了讲授诗词课，他也在平台上分享自己对升学、就业、恋爱和婚姻的价值观，他像很多上一辈一样热衷“催婚”，平台负责人曾私下建议他不要提这个话题，可能会引起年轻人的逆反心理，他仍然要大大方方讲出来，“两代人有不同经历和境遇，我只说我坚持的看法，不会去迎合别人。”
歪打正着的“麻普”老师
“为什么戴建业火了?”身边很多人都想过这个问题，这样一门需要坐冷板凳的学科与戴建业的麻普口音和戏谑调侃的讲课方式竟然混搭出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未熟说，师范大学生有“三个一”要求，一手好文，一手好字，一口普通话。前两项戴建业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唯独普通话是个翻不过去的坎儿。
1985年，戴建业刚回到华师教书时，走上讲台的第一节课是给中南各省县长学习班上课，他唾沫横飞地连讲两节，却被县长们反馈到学校，要求撤换这个愣头愣脑的年轻教师，因为“听不懂他的麻城话”。
戴建业十分受挫，尽管接下来的两年，他都在恶补普通话，但1985级和1986级的本科生依然有人抱怨“听不懂”，他一度沮丧到怀疑自己入错了行。
因为口音问题，学校一直想把戴建业调离教学岗去做行政，戴建业咽不下这口气，“也不是不能去行政岗，但不能因为说是我教不了书才去，那多窝囊啊。”他向领导顶嘴，“说我普通话不好，那你怎么听懂我说话的?”
教1988级的学生时，戴建业第一次在课堂上收获了掌声。华师1988级中文系学生印象中，年轻的戴建业戴一副很大的黑框眼镜，“好像整张脸都埋在眼镜里一样”。一位88级的学生告诉新京报记者，戴建业上讲台很紧张，语速很快，内容还算中规中矩，但他的情绪非常饱满。
自那之后，戴建业在华师的名声越来越大，2010年起，华师研究生会评选“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全校七千多名研究生，戴建业获得了四五千张票，一举夺魁。
华师大中文系2017级学生彭诗雅曾经上过戴建业的本科专业课程。那是一门由多位老师轮流讲授的课程，但学校教务系统只显示了戴建业的名字。彭诗雅记得，戴建业的那节课并没有固定时间，她经常被其他院系同学打听戴建业什么时候上课，第几周会轮到他上课。
“到戴老师上课的时候，教室不仅满座，就连过道上、讲台边，甚至第一排和讲台中间的缝里都挤满了人。大家席地而坐，一直到教室完全进不来人的状态。”
真实的戴建业课堂没有网络视频中呈现的那样轻松有趣。戴建业对本专业的学生要求极为严格，每节课前他要点名抽学生背诵名篇，背不出来的，他就在点名册上画个标记，下节课继续抽背。
与学生和粉丝一边倒的支持不同，他在课堂用段子讲诗人轶闻，热衷调侃打趣把诗人拉下神坛，这种讲课风格在业内同行里，甚至他的大学同学中，都出现过批评的声音。
张三夕就曾和批评戴建业的“学院派”争论过，对方认为这样的讲课方式太“俗”，张三夕坚持这是适应大众媒介的一种传播方式，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
7月5日，戴建业在书房写作。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戴建业形成了一种泾渭分明的现象，喜欢他的人很欣赏他，有些学生走上教学岗位后会模仿他，不喜欢他的人会批评他。
“我从小就喜欢开玩笑”，对于批评，戴建业解释说，“讲课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如果学生都不喜欢听，那讲给谁听?”他对自己的学术和专业有自信，“批评的人只是在网上看到好玩的碎片视频，如果他们完整听过我的课，看过我的学术作品，在专业深度上他们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张三夕对戴建业家里那一整面墙的书架印象尤其深刻，他的一位博士生曾向戴建业借过《存在与时间》，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批注。
“碰巧”的人生
“我的一生总在被动地适应社会，很少主动地自我选择和精心地自我设计。幸运与倒霉比艳遇还要偶然，成功与失败比中彩还要碰巧。”大学毕业30周年，戴建业写了一篇两万字随笔，将自己的一生总结为“碰巧”二字。
1956年，戴建业出生在湖北麻城一个小村庄里。
戴建业的童年记忆中，父亲对他文化教育要求异常严厉，他在自序中回忆，“最常用的教育办法就是拳头，只是偶尔才改用一下巴掌，他打我身体的部位也比较固定——打我头部最得心应手，只在母亲抗议后才‘仁慈’地改打屁股。”
因为一次阴差阳错的投稿，戴建业的一首诗歌被刊登，少年的虚荣心极大膨胀，他开始大量阅读和写作。
1977年，中断11年的高考重启，梦想当诗人的戴建业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尽管多年后，戴建业才知道，他其实考了一个相当高的分数，原本可以填报清华北大。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是父亲下葬的日子，直到父亲去世，父子俩也没有和解。戴建业说，他至今仍不确定，现在的戴建业是否满足了父亲的期待。
这个带着遗憾的年轻人告别家乡，第一次来到武汉求学。大学室友李未熟记得，读书时的戴建业性格内敛，操一口大家听不懂的麻城话，有些农村娃的自卑。
学校伙食满足不了从饥饿里长大的年轻人，早饭是一碗稀饭加两个馒头，如果没吃饱，只能凭饭票加稀饭，不能再加馒头。
“戴建业那身板，那饭量，一看就是饥饿有年，吃完两个小馒头，一碗稀饭下肚，感觉肚子还是个空仓。”李未熟说，戴建业不好意思去加饭，总想撺掇周围人一起去。
“他问人家恩jio不恩jio?同学都听不懂，他一字一顿地说，你-加-不-加-饭?”
与窘迫的物质生活形成呼应的是精神上的如饥似渴。被耽误多年的77级大学生无比珍惜读书的机会，校园里到处都是从早到晚苦读的年轻人，希望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戴建业也是其中之一。李未熟记得，那时候戴建业不仅不会说普通话，英语更是零基础，他经常缠着李未熟问英语音标问题，愣是靠着反复背诵把英语成绩追了上去。也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大量阅读英文原文著作。
英语可以靠记忆学哑巴英语，但普通话却是一个翻不过去的坎儿。毕业实习，戴建业被分配到武汉一所中学，学生听不懂他讲课。为了逃避毕业后当老师，他去考了研究生，想着能拖一年是一年，没想到研究生毕业之后还是走上了教书这条路。
意识到“一生都在命运之舟上沉浮”之后，戴建业索性决定“不去做什么人生规划“，“‘人生规划’就是‘人生鬼话’”。
“率真”，很多身边人都用了这个词来评价戴建业，说他的脾气和他的白发一样直。在一次元旦全校教师大会上，他作为教师代表，激烈直率地批评学校领导的工作;几年前在文学院的一个活动上，戴建业径直走上台指名道姓地当面指责一位领导，这些经历，身边朋友接受采访尚且犹豫，戴建业谈起来毫不避讳。
熟悉戴建业的人说，他身上有一种蓬勃旺盛的表达欲，脑子里想到一个话题不吐不快，就打电话给某位好友，聊起来就是一个小时起步。曾经文学院的同事、好友谭邦和“吐槽”他，平时“妻管严“身上没有钱，打起电话来倒是大方得很。
戴建业有一些固执的坚持，比如上电视节目绝不化妆，要以本来面目示人。四十岁那年，他和自己约定以后永远不说假话。
他试图剥开真实中的不堪，张三夕曾劝阻他，现在还不是时候，“各种各样的议论会干扰你”。在一次演讲中，戴建业还是吐露了部分心声——
“男人好色，文人好名，这些劣根性我样样都没落下。不过，我所在的学科同事，我的朋友和同学，都可以为我作证，虽远说不上高尚，但我大体上还算正派。我一生疾恶如仇，敢说、敢写、敢做、敢当，为此常常惹火烧身。有些话或许稍失偏激，但它们都出自我的内心，有些事可能办得有欠妥当，可那全是因为我缺乏经验。”
“在将来空闲的时候，我会写一篇较长的自传，向世人坦露自己曾经有过哪些鄙俗之念，曾经干过哪些荒唐之行。我讨厌那些装模作样的伪君子，自己既不想更不会生活在谎言之中。”
退休后的生活
4月15日，戴建业65岁了。余祖坤和同门师友为他组织了一场小型的生日会，留在武汉的毕业生来了十二三个，都是戴建业指导过的硕士博士。
7月5日，戴建业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与记者分享。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余祖坤记得，那天聚会戴建业很开心，他像个老顽童一样戴着卡通生日眼镜，在学生们合唱的生日歌中，笑吟吟地切开一个双层的蛋糕。戴建业有些动容，“他说自己到这个年纪，从来没有这样过一次生日”，自从妻子去世之后，那是戴建业少有的温暖热闹时刻。
5月中旬，戴建业骑上自行车前往华师大校办办理退休手续，拿到了一本红色的退休证。在此之前，学校领导找过他谈话，希望返聘他，南方两座城市向他发出了人才邀请绿卡，他都没有直接应下。
两年前，戴建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65岁退休后希望能找一个安静的书斋潜心读书写作。他想在武汉汤逊湖边购置一间住宅，又或是搬到温暖的南方养老——上了年纪之后，他的口味变得清淡喜欢上了粤菜。
而真正到了退休这一年，戴建业只感到时间紧迫。他打算继续深耕学术，想留下一些更有价值的著述，他还在构思一部几十万字的文化类长篇散文。此外，他和短视频平台签约，要保证一门课程的发布，定期更新视频与直播。
戴建业说，他几乎每晚都熬夜到凌晨两三点，直到最近有些失眠，他说服自己不能再这样熬下去了，第二天又忘得一干二净。
晚上九点多，戴建业会独自出门散步，他步子飞快，脑子里也在飞速运转。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来视频电话，妻子去世后，儿子跟他的联系更频繁了，这时候戴建业会拿出父亲的姿态叮嘱问候儿子的工作，直到视频那头传来小孙女甜甜的“爷爷我想你了。”戴建业的语气瞬间温柔了下来。
上了年纪之后，戴建业越来越爱苏轼。他在课堂上讲，苏东坡在去世之前给弟弟写信，“我可能要死了，你们都不要为我难过，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这辈子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坏人。”他随即话锋一转，“苏东坡晚年遇到的全是坏人，而且都是要他命的坏人。我们伟大的苏东坡，宽容、善良、厚道，他的心理从来就没有仇恨。”
“苏东坡的所有集子我都有”，苏轼文集1-6卷，苏轼诗集1-8卷，苏诗补注1-6卷等书籍整整齐齐放在书架上，他热切地抽出其中一本，开始讲他对苏东坡的理解。
采访的那个下午，天气变幻莫测。闷热的武汉上空突然乌云密布，书房没有开灯，光线变得晦暗，不一会儿犀利的雨滴打在落地窗玻璃上，空气沉寂了下来。
摩挲着那本书，戴建业脸上呈现出一层柔和的神色。
新京报记者 李照 实习生 张瀚文
编辑 胡杰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