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程
家乡的友人，介绍一位喜好写作的同事与我相识，我们互加了微信。他发来了一张照片，是我当年在他所居住的吴桥县城新华书店买的一本书的封面，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本书。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他比我小两岁，当时正在县城里读中学，也在这家书店买过这本书。
生活中不乏这一类微小琐细的机缘，以其出乎意料而带给人一种轻淡的喜悦，一份隐秘的惬意。
那本书名为《恋歌》，一本爱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收录的是现当代中国诗人的爱情诗。湖蓝色的封面简洁朴素，右边自上而下是书名，两个白色的大字，左边并排着两个心形符号，锁链一样套叠在一起。当时正进入开始向往爱情的年龄，一册这样的诗集自然不肯放过。
吴桥是著名的杂技之乡，与我的故乡景县隔着一条京杭大运河。它的县城有个诗意的名字“桑园”，离我住的县城只有十几华里，但在当时感觉已经是很远了。在那次买书之前，第一次来这里，还是在几年前，几个小伙伴刚刚结伴学会骑自行车，有人提议去桑园看火车，便一同骑车前往。津浦铁路从这里穿过，让我们十分羡慕。当一列开往南方的绿皮客车从身旁驰过时，每个人都兴奋不已。我知道，脚下这条被阳光照耀得闪闪发亮的铁轨，通往这些陌生的地方：济南、徐州、南京、苏州、上海……它们遥远而神秘，让我内心充满了向往。
“诗和远方”，如今已经是一个十分寻常的譬喻。相对于日常枯燥琐碎的生活而言，远方以其陌生感，天然具有一种魅惑，因此还有一个类似的表达，“生活在别处”。距离感是它得以产生的关键。而对于我来说，除了真实的旅行，这种走入远方之感，还来自书中所呈现的生活。
每一册书都是一扇开向世界的窗户，让我望见了一片天地。它既有地理意义上的真正的山河大地，也展开在情感和思想的维度之上，呈现为种种精神的风景。每一本喜欢的书，都会带来某些远方的消息，都参与了对阅读者精神人格的塑造，成为其成长之路上的一处处路标。
但这里我更想说的是，这样的事情若发生在旅途中，在日常生活的固定处所之外，无疑会带来一种特别的感受。地理上的远方叠加了精神的远方，就有了双重的意味，更为浓郁的诗意，自然更难以忘记。
参加工作后，这样的机会多起来了。第一次远行，是1986年的初夏，去贵州和云南出差。离开贵阳之前，在住处旁边的一家新华书店，我买到了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四季随笔》，翻译者是李霁野。书的扉页上写着：“滇行前日于黔京筑城。”当时正迷恋古典文学，文字因此显得有些刻意和造作。接下来的一周里，在昆明跳荡流淌的阳光下，我仔细地读完了这本书，从文字间感受作者漫步于阳光照耀的夏日英格兰河谷中的惬意，那是他多年前住在伦敦阴郁逼仄的阁楼上、为赚取每天果腹的面包而拼命写作时根本不敢想象的享受。那种孤独中的恬适，那种从书籍和自然中获得的慰藉，让我感到了某种心性的亲近。读一本书，常常伴随着对自我的发现。
然后是一年多后，在上海城隍庙的一家书店，买到了一册《六人》，是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中的一本，封面上“巴金试译”几个字，透露出一代大师的谦逊。当时仍然处于为意义而迷茫的生命阶段，这本德国人写的小书正对胃口。书中写了六个人物，分别是浮士德、唐璜、哈姆雷特、堂吉诃德，以及我已经忘记名字的两个人物，一位僧侣、一位游吟诗人，都是世界文学名著中的主人公。作者通过描述每个人的性格习惯和生活道路，用一种浓郁的抒情笔调，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很有几分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意味。大上海喧嚣纷乱，五光十色的街景，扰攘匆忙的人流，正契合了当时的情感状态，为阅读和思考提供了合适的背景氛围。
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买上一本书，并在书的扉页上记下购书的时间和地点，曾经是我多年的习惯，仿佛今天人们去某处旅游，喜欢拍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一样。但这些文字痕迹的意义，完全是属于我自己的，借助它们，某个记忆中的片段得以复活。
像这本《成都竹枝词》，购于成都热闹繁华的春熙路。
自从那次购买《恋歌》后，我再次来到桑园是在三年前。开车驶出京沪高速公路吴桥出口，不久便驶入了县城。到处街道宽广，高楼林立，没有一丝一毫记忆中的影子。不曾变化的只有两县交界处的古老大运河，但河面也比印象中要狭窄，河滩上长满了灌木杂草，夹出一道几乎凝滞不动的水流。只有那一座简陋的水泥桥梁，基本还是当年的模样。
岁月逝水，往事云烟。
这次回家乡，是为了办理父亲的后事。父母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搬来了京城，住在我家附近。父亲可能并不知道，是他当年的一番话，让我在心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朦胧的远方。
记得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对我提到了作家浩然。已经记不清楚起因是什么，好像是一次作文被老师表扬，作为范文油印出来在同年级几个班里散发？父亲很高兴，鼓励我好好写，说写好了能当作家，并举出浩然的例子。那时正值文化浩劫的年代，能读到的文学作品很少，父亲也只是一个普通党政干部，对文学并没有多少了解。他提到这位作家，是因为浩然在当时可谓是最出名的了。那个年代的父母们，很少会为孩子筹划未来，所以父亲的这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当时全家几口人住在县委家属院一间东西朝向、光线阴暗的平房里，和对面人家共用一间过厅兼厨房。
父亲未必会想到，他的话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从此留意浩然的作品，但对当时正在流行的他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不太能读懂，倒是从一位同学那里看到了他的《幼苗集》，一本儿童故事集，非常喜欢，就希望自己也能有一本。县城的书店没有，我便央求父亲，于是他托单位出差的人在邻近的山东德州新华书店给买了一本。那是一个地级市，比县城大很多。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把那本书读得熟透。
如今看来，这本书和作家的其他一些作品一样，都难以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迹，限制了它拥有更好的成色，但在满目荒芜的当年，它毕竟闪耀出一种动人的文学之美，仿佛一面蒙上尘土的玻璃，仍然能够依稀映出天空的蔚蓝。这种迷恋，在我的心中播撒下一粒梦想的种子。二十多年后，在北京东边的一座县城，我见到了这位自己从小崇拜的作家，这里正是他长期深入生活的地方。我由衷地表达了对他的感谢。
如今，我的书柜里还有一本《幼苗集》，当然已经不复是当年那本了，是后来从北京琉璃厂的古旧书市上买到的，作为一个纪念，一种对过往岁月的祭奠。看到它时，我总会想到父亲。父亲已经长眠在北京昌平的一处墓园里。墓园背靠逶迤的燕山山脉，宽阔的草坪连绵起伏，蔚蓝的天空下，树木苍翠，百花绽放，气氛宁静肃穆。
对我来说，离家五十公里外的这一个地方，是我的思念的边界，是远方的远方。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3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