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买海鲜的人组了个群，要求所有人把消杀过程拍摄小视频后发群里，我们来检查下作业；
▼我做团长到现在，前后订单量60多万，但我不仅没有赚到钱，还倒贴了2000块；
▼做团长的经历给了我很多启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永远不要在不了解实情的前提下对人作预设；
▼若干年后，我应该会很尊重现在的自己吧。做了该做的事情，践行了自己的理想；
▼如果上海小区有更多有技术、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人站出来，承担更多工作，我觉得我们的疫情防控会更加顺利。
上海宏润博源学校的高二学生蔡晗啸，平时独自租住在青浦区朱家角镇一个小区里。最初，他出于解决生活所需的目的组织小区居民进行团购，很快被大家推举做了小区里唯一的团长。
截至4月底，他共组织团购了800斤蔬菜、1200斤水果、500斤猪肉、200斤牛肉、60份海鲜、200份面包、300份牛奶和150份豆制品。后期，小区物业打通了必需品的运输通道，他主要为大家团购些鲜奶、德克士和海底捞等“锦上添花”型物资。
作为对于一段特殊时期生活的总结，他将自己做团长的经历发布到B站上，收获了2.3万点赞量。
17岁的蔡晗啸如今被人们称为“上海最年轻团长”，这次特殊经历给了他人生诸多启示。同样，他的经历也引发了成年人的思考：关于青少年独立生活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他给了我们太多启发。
晨报记者近日联系到蔡晗啸，以下为他的自述：
碰到困难我是很兴奋的
我现在和你们回忆自己做团长这段经历的时候，其实已经在隔离酒店里了。最近我正在其他城市办理护照和签证，准备今夏前往斯坦福夏校研学。所以准确来说，我已不再是一名团长了。在展开这段团长的回忆前，我想先分享一段更近的经历，因为它同样特殊：
那天我要搭火车，为了解决从小区到火车站这一路的交通问题，我在淘宝上找到一个旅游公司包车服务。出于谨慎，我要求网上先看下对方通行证，没有问题。约定时间车来了，开了500米不到，在卡口给警察扣了。警察告诉我这是辆黑车，我被他们骗了。
吃一堑长一智，我后来叫了辆正经车子，去了火车站，却发现跑错站了。票上写的上海站，人跑到了虹桥站。于是我拖着40斤行李，一路骑行到了上海站，此时已精疲力尽。进站时一扫码，发现核酸报告过期1分钟，崩溃了。
这票可不好买，我不愿意让黄牛赚钱，是自己辛苦抢来的票。幸好铁路部门的领导当时就在旁边，看到以后立刻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过程有10分钟左右，流逝的每一秒对我都是煎熬。最后，他们终于决定通融一下放我进去，当时差点就滑跪了。
这次经历让我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体会到人间冷暖的两极，同时也是一次在崩溃中学习的经历，我想任何人有过这种经历以后，做事都会变得更细更严谨。我并不排斥此类“磨难”，碰到困难我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人是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成长的。
就像是我做团长，也曾经困难重重。
有人团购海鲜后倒在了垃圾桶里
我疫情前就有囤货的习惯，当时囤的压缩饼干、水、牛肉罐头和维生素片够吃上一年了。这种习惯其实是受到一点冷战时期发生出的“生存狂文化”的影响，我觉得即使在和平年代，人也应该有一定的忧患意识。
看了我的视频后，一些人让我介绍下囤货经验。我的建议是，在家庭面积有限的情况下，首选囤大米和水。大米不容易坏，你要再剥两颗大蒜放进去，就不会生虫子了。桶装水要囤一些，我们小区一些人家在这次疫情中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家里没有装饮水器，桶装水又喝完了，只能喝自来水。其他建议是准备一个急救包，放入酒精、纱布、针线等，非常实用。
我在阳台上其实还种了些蔬菜，但很快消耗完了，当时就冒出了团购的念头。第一次团购其实是失败的，因为我是在青浦区的保供“白名单”上找的供货商，想当然觉得一定能送。收齐了款下单的时候一问，人家是对点供应重固镇，不送我们这里。
当时的心情无疑是沮丧的，但这次失败也有其价值所在，我此后养成了开团前和供应商负责人多沟通确认的习惯。第一次成功的团购经历是80份蔬菜，此后就越来越顺利了。
为小区团购的一部分物资
最大的挑战出现在后来团购海鲜的时候，但对我的成长也最有帮助。起初我是不想组织海鲜团购的，因为我觉得海鲜并不是必需品，而且之前也发生过海鲜冷链被检测出新冠病毒的事情。后来大约4、5个居民给我发了私信，其中有些人是出于一些风俗习惯猪牛羊都不吃，平时最大的蛋白质来源就是海鲜；另外是家里有小孩的，他们没有发育成熟的胃肠道决定了他们消化不了太硬的肉类。这些信息让我意识到，海鲜对于一部分人来说确实是必需品，我决定组团了。
团购信息刚发出来，大家就在群里展开了激烈讨论。有个别非常极端的人，直接加了我私信开始骂人，威胁如果买了海鲜就要找我麻烦。我的想法是：首先我们购买的是正规企业的东西；其次相信政府部门在每个环节的消杀都是做到位的；第三我们自身加强消杀机制，杜绝隐患。
我们小区本来货物到了以后由保安消杀，30分钟后可取。这一次我进行了“提级管理”，消毒以后静置两个小时。并且我到小区门口，亲自监督分发。
此外，我加了每个买海鲜的人微信，组了个群。叮嘱大家拿到海鲜以后拆开外包装，对里面的小包装另作一遍消杀，放进冰箱前再静置一段时间。所有人对内包装进行消毒的动作要拍个小视频发到群里，我们来检查下作业。后面对于水果，也是进行的提级消杀管理。
清点团购的鲜奶数量
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说实话我至今也想不太明白。
就是那个威胁我说不准买海鲜的居民，结果他自己团购了一份，一份就是1000多块钱，因为里面的种类很多。他回家炒了一盘虾，倒在了垃圾桶里拍了张照片，发到群里。
最让我难受的点是他没套垃圾袋，直接倒进去了，开个玩笑。但实话实说我确实没搞懂这是啥意思，总之是有点沮丧。如果是我更小的时候碰到这些事情要么难过要么愤怒，我明明是义务劳动，而且也不是自己要团的，为什么这么针对我？
现在，17岁的我尝试着去换位思考。我想，特殊时期大家情绪都很紧张，也都想要守护住我们朱家角镇非常宝贵的防疫成果——我们是青浦区防疫示范镇，大家平时都非常注意。这样想，心里就舒服多了。
而且，毕竟我是一名学生，要上课，作业也很多，我没有太多时间去吵架或者生闷气。我自己默默消化了十几分钟，继续看书去了。
做团长获得的最宝贵启示
我并不觉得做小区团长和自己的学生身份是很分裂的两件事，我在学校里本来就承担了大量学生会工作，在我看来，组织小区居民团购其实就是做学生会工作的一种延续。
我们高中的氛围很好，学校鼓励大家跳脱出课本，多参与社会活动和实践，我也因此从原先只会闷头刷题逐渐转变成了一个更外向、善于思辨的人。第一年，为了跟更多人打交道，我竞选当上了学生会副主席，后来又做了主席。
跳脱出课本，积极开展社会活动
我在学生会的工作中学会了用办公软件，现在Excel已经可以玩得比较高级，能使用自动化函数和宏之类的工具。而且沟通和写文案的能力也提升了蛮多，发一份简单的通知也是一种沟通的艺术，在格式和语言的组织上其实大有学问。
在人际沟通中，我要思考的并不完全是自己想说什么，而是我说的事情对方能接受多少，我因此学会了多换位思考。
这些经验都有助于我在疫情期间比较顺利地做上了团长，并得到居民朋友的认可。从学生工作到群众工作，涉及的人群更庞大、更复杂，工作更多样，挑战性也更大。我在组织团购的过程中也见识到了人间百态，做团长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最宝贵启示，是永远不要在不了解实情的前提下给人加任何预设。
在小区门口接收货物
我们小区是高档小区，但有些人在团购时还是会对价格斤斤计较，问我能不能便宜些，那团购肯定不行嘛。如果我带预设会怎么想？“哎呀，这些阿姨怎么这么小市民，老想贪便宜”。但后来我了解到，小区里有些是拆迁户，有些因为小孩在外欠债了，或者疫情期间生意赔掉了，老人还得拿出自己积蓄去补贴。所以，其实一些人的生活条件并不如我们所想。
还有一件很颠覆我想象的事：我们平时总觉得年轻人都会用手机，但在组团时发现，不少年轻人手机玩得还没老年人溜。我们小区里有一位才华横溢的教授，才30多岁。有一回团购牛奶，他们家多订了份。我当时还在上网课，一连收到20多条消息，都是教授发来的。“小蔡啊，我多订了一份怎么办啊？”“可不可以只退一份啊？”“会不会退了一份，剩下的一起被退掉啊？”“不当心退掉了还能再订哇？”“时间过了怎么办啊？”……
紧张得不行，因为不会用小程序退款功能，但阿姨妈妈都操作得很熟练的，这个发现又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正是从一次次类似的经验里看到了人自身的多样性和矛盾性，当我们不带预设，不存偏见和人打交道的时候，自己也会成为一个更具开放意识的人。
成年后的我应该会很尊重现在的模样
不少媒体采访我的时候，都好奇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我们家其实很简单，父母对我永远是支持大于管制，他们鼓励我以自己的方式探索未知。
作为“生存狂文化”的一部分，我在日常囤货之外，其实也已掌握了“钻木取火”等丛林生存技能。我去过非常荒僻的昆仑山脉，近距离看到过黑熊和雪豹。但现代露营装备很齐全，非极端情况其实是不用钻木取火的。我们学校有一些很有趣的老师，他们愿意带着学生出去体验生活。
我们去过印度孟买的贫民窟，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分，研究当地贫困的原因以及发展机会所在。在那里，通过和当地人的交流，我了解到印度人其实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上完大号是用手擦拭的。当地人告诉我，那是原始人才会做的事。我喜欢亲自去了解世界，识辨真伪的过程。
牵头组织了敦煌的研学之旅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在一种开放的学校和家庭氛围中成长。我的父母对于我的未来不做设想，而是鼓励我自己去想象。
我觉得，对于一个17岁的人而言，最好的状态就是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因为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但总的来说我希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至于在哪个领域有用、有多大的用，创造多大的影响力，这是根据以后的人生际遇来决定的。
我是一名文科生，已经跟着大学公开课学了两年哲学，也基本确定了大学要主攻哲学方向。前不久，我拿到了斯坦福大学夏校的OFFER，这个夏校就和清华、北大的数学夏令营差不多概念。对于有志报考的高考生，他们会开设夏令营，核心内容就是跟着大学教授共同完成研究项目，我的课题方向是关于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这个项目不容易申请，全世界只有150个左右的名额，全中国可能十几个吧。
我想，将来大学毕业，我还是会在国内做教育这一行，尤其是乡村教育，但我暂时想不到更远了。
无论将来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若干年以后，成年的我应该会很尊重自己现在的模样吧。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我感到现在的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实干的理想主义者，践行着我的理想：遵从本心，照料他人。我不觉得自己做团长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对自己这段时间勇于承担责任，在大家需要的时候，不左顾右盼，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还是很满意的。
关于年轻人的责任，我这段时间其实是思考了很多。通过这次疫情，我发现很多社区的基层工作极度缺乏年轻人参与，居委会里看不到一个年轻人，都是即将退休的阿姨爷叔，你让他们做个Excel表格是很困难的，因为不会用电脑啊；然后做核酸的时候都什么人在叫？也是老年人。而我们跑得动、喊得动的年轻人在哪里呢？本来都应该是年轻人做的事情，我却看到了年轻人的缺位。
在这方面我们小区做得非常好，我们10名志愿者都是95后，我是00后，平时主要担任做表格、统计等后勤工作。所以我们做事的效率就非常高，因为动作都非常快。我的体会就是，
社区需要年轻人的地方太多了，作为青年一代，我们应当意识到自己憧憬的职业终点不只是大厂，如果我们去基层，做一些群众真正需要的工作，同样也是令人尊敬的，这是社会真正需要我们的地方。
如果上海的小区里有更多有技术、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人站出来，承担更多工作，我觉得我们的疫情防控会更加顺利。
最后，谈一点我对于这次疫情期间异军突起的“团长现象”的个人看法：
在疫情期间运力严重下降的情况下，各小区的团长们在统一大家的购买需求后，进行大批量购买。在确保了购买力的前提下可以和商家进行一个谈判，拿到比较合理的价格。从经济学角度看，团长这个群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市场价格的稳定。但不应过分夸大团长的作用，因为最重要的还是物流人员和供应商。
现在网上对于团长的褒贬不一，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有人从中牟利。牟利的肯定有，我自己知道的就有单月净赚20多万元的团长，但我相信大多数团长只是尽到本分，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我团了那么多东西，前后订单量60多万，但不仅没有赚到钱，还倒贴了2000块。要么是牵涉到手续费，要么就是运费突然涨了，就自己贴掉了。因为解释起来非常麻烦，沟通的成本太高了。
可是为什么还是给大家造成了团长都在牟利这种看法？就是因为网络上的负面声量总是会被过分放大，而正能量就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这种现象在这次疫情期间尤其明显，面对网上的种种杂音，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善于识别，形成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带着走。
我的团长生涯如今已告一段落了，回顾这段时光，我觉得自己很酷。我今年17岁，生命中还有很多更酷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新闻晨报·周到APP 记者沈坤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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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