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钱穆《国史大纲》第十六章“南方王朝之消沉”，说“梁武帝父子最好文学、玄谈”，时人怨他们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时贤颜之推讥之为“眼不能自见其睫”，喻萧氏一门——梁武帝（萧衍，502-549在位）、文帝（纲，550-551）、元帝（绎，552-554）及敬帝（方智，555-557）——皆好舞文弄墨、尚空谈，无知人之明，荒于朝政；元帝时颜氏任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书”，用李敖的话，是“管理中央的图书”。元帝“性喜文学”，当其被西魏打败时，“尽烧图书，蹈火自焚”，不把藏书留给仇敌，一把火与书偕亡。惜书如此，后无来者。颜之推“被掳后出逃”北齐，后隋太子杨勇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寻以疾终”。

颜之推为天才儿童，仕途则饱更忧患，晚年写下一部望子成龙、“以为汝曹后范”的名著《颜氏家训》，周作人的《夜读书》有《颜氏家训读书笔记》，对之推崇备至。颜氏力主自幼开始的“家庭教育”现在仍有参考价值。今人所说的胎教，真是古已有之，《颜氏家训·教学第二》便有“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的说法。颜氏又说生儿满月，“洗沐装饰后”，男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线，并加食物服玩置于婴儿前，观其抓物以试婴儿之廉贪智愚，是为抓周风俗之始。

除了《颜氏家训》，颜氏还著有《还冤志》及《证俗音》两书（文），惟笔者均未之见（书名仅见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史年表》）；“眼不能自见其睫”之句，见于《颜氏家训·涉务篇十一》：“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不过，此句似非颜氏原创，以在他之前五六百年，先贤已有类似说法，比如庄子劝欲伐越的楚庄王，便说：“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韩非子·喻老》）眼不见睫如右眼不见左眼，“目短于不自见”，是生理现象，喻人无自知之明。不过，这种“生理现象”，已因假睫毛（False Eyelashes）的普及化而改观。

假睫毛的意念，最先由法国人提出，将之具体化的（以粘上短发的“布条”贴在眼盖上）为加拿大美容师安娜·泰莱（Anna Taylor），时在1911年，惟其为“名媛”普遍采用，迟至1916年后，是年美国导演格里芬（D.W. Griffith）的黑白电影《党同伐异》（Intolerance）上演，女主角仙娜·奥云（Seena Owen）粘上假睫毛，“双眼大且发亮”、“令异性倾倒”，“惊艳”的“社交花蝴蝶”遂争相仿效；可惜此物价高且令双眼很易发炎，有不良后遗症，无法引起热潮；五十年代塑料假睫毛面世，耸动一时，却因“太假”、“不自然”、“有恐怖感”而很快销声匿迹……直至2006年日本人“发明”植睫毛（Lash-by Lash）技术，令睫毛材料、种类、颜色、形态以至尺寸都能从心所欲，意味着假睫毛可度眼订制，加上“毛料”日新月异，与真睫毛不分轩轾，而在夸张假睫毛衬托下，妩媚异常的双眼彰显女性魅力，令异性倾倒，等于产生重大“界外利益”，此物遂大行其道。

《党同伐异》海报

如今本港有“美睫协会”（HKLA），开班授课，是否其门如市，不得而知；笔者知道的仅是“粘”上假睫毛的人，都“眼能自见其睫”，只是所见为“假睫”，是否有“自见之明”，因人而异！

有一相关小事，可以一谈（也许有点“读趣”）。长期担任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亚洲特派员的意大利记者坦真尼（T.Terzani, 1938-2004）的《算命先生对我说》（A Fortune-teller Told Me；写于1995年，英译本1997年出版）第十八章“佛陀的睫毛”（Buddha's Eyelash），多年前翻过，写本文时想起，“千辛万苦”找出，哪知所说是眉毛而非睫毛，真是岂有此理！当年闲读，眉睫不辨，如今才知有误。事实上，眉睫虽近，“眉睫之间”便是形容它们“近在咫尺”，但“眉睫之祸”，说的是大祸临头近在眼前，因此眉睫不应亦不能相提并论。作者何以题睫而说眉，不解（也许是译误）。

《算命先生对我说》

顺便一提，坦真尼对“玄学”有兴趣，由香港湾仔一位“算命先生”批中他曾被赤柬禁锢虐待的秘密而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坦真尼访港，一位女性友人带他去湾仔一湫隘小楼求教算命先生（未提姓名），后者循例问他的生辰八字，捏捏他的手骨，然后打打算盘，便看穿他一些不为人知的事，令他大感惊奇，自此对“算命”着迷。本书写的便是他在东南亚各国与各地玄学家交往的奇谭。“佛陀的睫毛”透露，柬埔寨国王施汉诺早年访问印度，时任总理的尼赫鲁送他“一条释迦牟尼的眉毛”（Buddha's eyebrow），施汉诺将之供奉在为它而在金边火车站对开修建的庙宇（Stupa，佛骨塔）之中，由于没有通风设备（遑论冷气），闷热难耐，以至眉毛“变质”，令国运转劣、赤柬崛起……真是信不信由你。可以肯定的是，当年柬埔寨的皇亲国戚都有专用的算命（占卜）先生，国事无论急缓、家事不问大小，都照这些术士的话办事！

乙

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副教授雷勤风（Christopher Rea）论我国“笑史”的《大不敬的年代》（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中译本今年6月面世（台北麦田出版社），译者为台大中文系副教授许晖林。对我国“笑话”的演变——从《史记`滑稽列传》到解放前的上海文坛——有兴趣者，固宜置之案首床头，仅喜读“笑话”者亦不应错过。是书书评，笔者只读过毛升的《不笑不成世界》（《上海书评》2018年6月20日），文长五六千字，介绍详尽、意见精辟，好此道者不可失诸交臂。

我国历代“笑话”层出不穷，所以大行其道、深入“社会各阶层”，皆因开心大笑是最佳免费娱乐，远在西方心理学家把笑与健康（心理及生理）拉上关系之前，先贤已有“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风筝误·尾声》）的说法，笑能解忧，寻开心也好，穷快活也罢，总之笑话百出，人人开怀。

《大不敬的年代》

对笔者来说，读此书的“最大收获”是知道十九世纪中期，移居中国的英国人，以伦敦的幽默周刊Punch为范本，出版了不少“幽默周刊”，如横滨的Japan Punch（1862-1887）、香港的China Punch（1867-1868及1872-1876），还有上海的The Shanghai Charivari（又名Puck，1971-1872，Charivari意为小丑面具，音译嘎里瓦里，即喧哗搞笑之意）。笔者对Punch算有点认识，写过数文，此刻记起的便有《笨拙、冷眼和间谍》，刊1992年6月号《信报月刊》，收《闲读闲笔》等书，却对其曾东来在中、港、日地区开枝散叶，毫不知情！可知“学海无涯”，并非虚语。

本书中译顺畅可读，相当不错，惟有一些也许只有港人不惯的译法，如“中国第一个现代大报《申报》”，不是一份、一家，是“一个”报纸，奇哉怪也。而把Many with genital punch lines译为“许多都拿性器官做哏”，查字典，知其意，但似可将之“普及化”。

《大不敬》列举不少具中国特色的笑话，有嬉闹、轻薄、粗话、荒谬，还有对性器露骨的嘲弄，虽然令人绝倒，却难避下流庸俗不雅之讥（如《笑林广记·升官》），因此不录——留此“读趣”给读书者去寻觅，更为有趣。

写到此处，记起美国“日本通”舒德（Frederik L. Schodt）于1983年初版的《漫画！漫画！日本的荒唐世界》（Manga! Manga! The Word of Japanese Comics），图（漫画）文并茂，说尽日本漫画（当中不少为港人熟知）发展史。令笔者开眼界的是，有一章专述“咸湿漫画”，最著名的也许是《那话儿共和国》[Pekochin Kyowakoku（Penis Republic）]，当中尤以描绘中世纪日本的“那话儿比重大赛”（Phallic Contests，页131；以千斤秤秤那话儿）最具“震撼性”！想不到日本人竟有此种比我国“先进”的创举——应该不是“遣唐使”从我国带去日本的民俗罢！

《漫画！漫画！日本的荒唐世界》

日本漫画展示的“笑话”世界，十分荒谬、荒唐，但现实社会日本人彬彬有礼，眼不斜视，循规蹈矩，据舒德的分析，是因为日人守法而法例规定严格，因此一切仅存于想象、出之于漫画（当然还有其他艺术形式……）

后记

写毕“甲”段，在思索应如何写下去时，突然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则笑话，令笔者在选材上有新安排。这则笑话刊于何书何文，印象模糊，找了“半天”也无所见，不过其内容仍绕萦脑际。话说三国桃园三兄弟的儿子聚饮吹水，各述显赫家势。刘阿斗说乃父刘备剑术精妙，故能胜群雄，定王业。张苞对乃父张飞的神勇，赞口不绝，他挺长矛一喝，曹军即逃之夭夭。关兴则指乃父关云长一部长髯，举世无人不识，他挥舞青龙偃月刀，天下无人能敌；此时刚好路过的关羽，闻言怒斥其子（记不起原文，以香港母语出之）：“你呢个衰仔，只说老父上面功架，不谈下盘厉害，真是有辱家门……”为了不让关二哥发怒，遂有本文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