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存不存在，一直是焦点话题，盖其原因在于中国考古上没有找到“夏”，最应该记载“夏”的甲骨文中，倒是发现了“夏”字，但这个“夏”字只用作姓氏，并不代表某个势力的名称。鉴于考古无“夏”，于是“周代杜撰夏朝说”、“夏朝在巴基斯坦”等甚嚣尘上。
不过，考古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就代表夏朝不存在吗？其实，对于古代文献中已有的记载，应该秉持“不能证明其虚假就相信其真实”的原则来看，判案是“疑罪从无”，这应该“疑罪从有”。因此，“周代杜撰夏朝说”不能成立，没有证据显示周朝虚构夏朝，周朝也没有理由虚构夏朝。
更为重要的是，甲骨文中并非没有夏朝踪迹，就目前来看，至少有两个：一是杞国，甲骨文中多次记载的杞国，周朝文献上指出是商汤灭夏之后，将夏朝后代封于杞地，孔子还曾亲自拜访杞国考察夏礼；二是土方，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中多次记载土方，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本文重点谈论土方，这个方国可能是“夏朝的小朝廷”。
01：甲骨文中的“土方”
武丁是商朝中兴之主，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甲骨文最早记载的就是武丁时期卜辞。
根据甲骨文记载，武丁任内遇到严重危机，西北一个叫“土方”的方国，经常侵扰殷商，给殷商统治带来巨大的威胁，于是武丁不时兴师讨伐。每次征讨土方，武丁都全力以赴，出兵最少也是“登人（召集部队）三千呼伐土方”，出兵最多达“共人五千伐土方”，多数时候武丁亲征，其中一位部将叫沚。最终，经过三年征伐，武丁杀死土方首领，土方归顺商王朝，土方领土变成了商朝的“北土”，之后武丁还经常视察土方，卜辞里记载为“王省土方”。
现代学者研究发现，土方总体活动范围在山西西北、陕西、内蒙包头等一带，其中核心应该在山西北部。1929年，郭沫若写的《土方考》中，认为土方在殷商的西北，疆域在包头附近，文献中的朔方、驭方等，其实就是土方。1930年，郭沫若又写了《夏禹的问题》一文，主要探讨夏朝的历史，其中认为土方疆域在山西西北，或包头附近地。
02：先秦文献中的“土方”
甲骨文中的土方，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一度曾是殷商的生死大敌。在先秦文献中也有“土方”，只是看起来“土方”不太像一个国家。
《诗经·商颂·长发》记载：“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汉代郑玄在所作《〈毛诗传〉笺》中指出：“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诸夏。”
《楚辞·天问》记载：“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汉朝王逸注解：“言禹以勤力献进其功，尧因使省迨下土四方也。”
《尚书·舜典》记载：“帝釐下土方，设居方。”疏云：“帝舜治理下土诸侯之事，为各于其方置设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统治之。”
这些记载非常特别，“下土方”三个字似乎含有歧义，因为既可理解为“下土”，又可理解为下“土方”。
甲骨文没有出世之前，古代学者说得很清楚，就是“下土”，比如“禹敷下土”、“帝舜治理下土诸侯之事”，尤其是后一句的“下土诸侯”，明显就将“下土”与“上天”对应起来。“下土”又称“下地”，比如《书·金縢》记载“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因此，“下土”就是指与上天相对的地方，是一个宽泛笼统的地域概念，泛指与上天相对的所有地域。
甲骨文出土之后，人们发现商朝有“土方”之国，正好与文献中可以印证，于是包括郭沫若、胡厚宣等很多学者认为，文献中的这些记载应该理解为下“土方”，下是动词。郭沫若在《夏禹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禹敷下土方’当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于土方之国（即后之华夏、禹迹、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
03：土方是夏朝的小朝廷？
根据文献记载，商汤灭夏之后，夏人分为三支：第一支留在中原，被封在杞地——杞国，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时期；第二支南下南巢，相传是被商汤流放，后续不明；第三支北上，司马迁认为后来成了匈奴之祖，现代学者研究发现匈奴另有发源。但司马迁不会没有缘由地编造夏人北逃，因为周人就是夏亡后逃到西北的，可能是与夏人一起逃跑的，那么甲骨文中的土方是不是北上的夏人这一支？
甲骨文显示，土方居住在卜辞中所言的“唐土”，而唐地在如今山西河汾之间，翼城一带，相传是帝尧封地。
文献中记载，无论是“下土方”，还是下“土方”，都说明甲骨文中的“土方”与大禹关系密切。而且，历史上的地名“朔方”与“土方”读音接近，地理位置存在一定的重叠，显然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总之，根据土方的文献与考古记载，郭沫若、胡厚宣等学者认为土方即夏朝，甲骨文中的土方无疑是夏朝的小朝廷。
04：商朝为何称之为土方？
如果土方即夏人，那么甲骨文中为何不叫“夏”，而被称之为“土方”？
第一种解释认为夏朝本来就叫“土方”。学者胡厚宣在《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一文中指出，“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说到底夏朝本来就是“土方”，只是周人对夏朝称呼描述出现了变化，从“土”变为了“夏”。但这一说法很难让人信服，原因很简单，“土”、“夏”古音虽然同鱼部，但是一为舌头音的透纽，一为牙音的匣纽，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种解释认为夏朝本来叫“下土方”。文献中说“禹敷下土方”，应该理解为大禹治水泽被万民，进而受天帝之命“奄有（占有）下土”，成为下土之主，成为天下最高的领袖，有点像“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的意思，因此大禹的国家就叫“下土国”。无疑，这是一种自吹自擂、盲目自大的行为，却很符合时代特征。因而，学者杨宽在《说夏》一文中认为，夏朝的“夏”实为“下”的假借，夏后即下后，夏朝统治者称“夏后氏”为下土君主的称呼。
由于夏天草木茂盛，树木生长巨大，因此“夏”有大的意思，《书经》记载“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或许，大禹的“下土国”之“下”与“夏”读音，兼之都代表辉煌大国，所以周朝称之为“夏”。
从逻辑上来说，下土之国应该才是夏朝，但还是原先的疑问：为何甲骨文中不称之为“下土方”，而称之为“土方”，又为何周人称之为“下（夏）”？
原因很简单，大约是周人是夏人铁杆附属国，夏亡时跟随夏人逃往西北，沿用了夏人的“下”之自称而写作“夏”，灭商之后也自称“夏（下）”或“有夏（下）”。但夏族是商族的敌人，夏人自称“下土国”，已经取得天下的商人肯定无法接受，于是可能将之简称为“土方”，意思是一个地方政权。除此之外，商朝称之为“土方”，还可能是为了区分与贬低，比如商朝本名是“商”，但商亡后周朝官方称“殷”几乎不称之为“商”，不称商朝末代帝王正名而称之为小名“纣”，商朝称夏朝的小朝廷为土方与之一个道理。
说到底，不同的族群对夏朝的称呼可能不同，犹如某一个人的姓名，有人称他小名，有人称他某先生，有人称他名字，有人称他字号，经过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之后，后人阅读时可能认为这是几个人，但实际上只是一个人的不同称呼罢了。
关于周人是夏人附属，《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谋父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可见，周人也承认自己曾是虞和夏的属国，本来不在“戎狄之间”，只是在夏朝衰亡时逃去的，“戎狄之间”显然就是周人曾居住的陕晋等地。
当然，“土方”或“下土”是不是夏朝，如今还有不大的争议，但历史没有无缘无故的巧合，所有的所谓巧合的背后往往都有内在的联系，甲骨文记载商朝大敌土方，周朝文献又记载“禹敷下土方”，说两者毫无联系估计很难让人信服，说两者相同又的确存在一些疑问，只能说希望有进一步考古发现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吧。
参考资料：《史记》、《诗经》、《尚书》、《再论卜辞“土方”与夏人的相关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