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谭峰

最近逐渐发现微信朋友圈用户人数在减少，很多人的朋友圈状态似乎保持在两三年前的状态，没有更新。(威廉莎士比亚，)。

为什么在一段特点的时间内，社交平台会出现“集体失声”的状态呢？

一些心理学者会将这些在社交平台上“沉默的大多数”定义为“社交恐惧症”的患者，社会学者则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给出“网络社会最终会让人类陷入孤独状态”的观点。当然，从传播理论的角度来看，也有可对其解释的理论。

恐惧孤立

“沉默的螺旋”一词是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最早见于德国女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重归大众传播的强力观》。她在1980年《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

沉默的螺旋概念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

用户浏览微信的时间分布

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一间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1990年，她发表了《大众观念的理论：沉默的螺旋的概念》一文，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沉默的螺旋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播中的不对称性和传播生态的失衡性。沉默的螺旋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恐惧孤立。人作为社会的一种生物，需要在社会这样的生态中实现某种自我认同。在传播学中，如果个体对于符号赋予的意义与这个符号社会不相一致，个体就会陷入“被孤立”的恐惧中。基于这种恐惧，个体放弃了他们对于符号的个性化的编码与译码过程，屈从于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大环境。

蒙克的《呐喊》

就拿微信朋友圈来举例，其实很多不发朋友圈的用户，并非没有社交需求，相反他们拥有更为热切的表达欲望。但当他们将自己的状态发布在朋友圈时，有时并不会得到适当地、精准地反馈，这便让热切的表达褪化为沉默的观望。害怕那句话说错，那句话不该说，哪个感言显得稚嫩等“恐惧”阻碍了用户们才思泉涌的想象。当然，微信朋友圈对用户表达的激励机制也是造成用户社交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以说，“沉默的螺旋”不仅比较了个体面对媒介这一奇特力量时的恐惧与脆弱，也同时描绘出一幅媒体奇观：媒体以其强大的舆论领导力将强势的声音转化为包括弱势个体在内的整体的声音，这一过程也是看似“一致的”公众舆论形成的逻辑起点。

文化资本

正如萨义德所言，真正生效的文本和思想的阅读，只能是对位法的阅读。在传播语境中的“沉默”是要结合一定的文本才能“被阅读出来”，否则脱离这种文本，沉默与不沉默是相对的概念。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一种假定，而任何一种假定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沉默的螺旋，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注定存在着与条件不匹配时所凸显的缺陷。

爱德华·萨义德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媒介意见与公众意见的关系。“沉默的螺旋”无形中揭示了媒介控制舆论时发生的公众意见内外两张皮的现象，即公开发表的意见与公众自己的真正意见可能并不是一回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有面上舆论相当一致，也显得颇为平稳，但潜在着社会意识和信息交流方面的某种危机，并不利于社会长期稳定。

首先，媒介意见和公众意见反映的是一种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媒介不仅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同时也是一种附属的工具形式。媒介从它产生的那一刻就被统治地位阶级的控制和利用来反映他们的阶级意志。权力和知识固然具有某种统一性，但它们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权力趋于集中，知识是分散的，即便经由系统化处理，仍然无改于多元状态。权力是封闭的，而知识是开放的。权力的质地是强硬的、不容改变的；知识是可补充、可修正的，一直处在形成的过程中。”

媒介意见从螺旋的“强势”一端而言代表着集中的权力，它反映的不仅不是多数人的舆论，恰恰反映着集中的而非多元的少数人的意愿。公众意见对应着知识系统，公众所掌握的知识具有分散性、开放性、可补充和可修正的特性。它们在独立地以各种形式存在着，纵然在螺旋的“弱势”一端以沉默的形式存在，但沉默本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脱离“强势”的控制，抽离出更多的自由思考的空间，形成独特的逻辑体系。

社交平台中的“沉默”其实是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力量。看似沉默的用户，实则表示出对某种表达平台的“不认可”和“不满意”，所以他们不再以积极地表达来博得社交平台的认可。分散的、异质的平台用户，纷纷告别某一特定平台的“存在”，用沉默的形式宣示他们游离于此的另外的存在方式。

年轻群体在社交平台中更愿“保持沉默”

其次，在媒介意见压倒公众意见的结果未必值得认同和肯定。沉默螺旋中的强势力量与其说是文本的主流性表达形式，不如说是文本的侵占性争斗过程。媒介意见之所以能获得压倒性的优势，是因为在某一阶段，他们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对抗来自其他舆论系统的竞争和挑战。“布迪厄认为这是争夺象征资本，亦即争夺话语权”。

传播者根据自己已掌握的媒介资源来宣扬自己的观点，这一“文化资本”不停地由他们进行挖掘、加工和利用，这个过程完全远离了基于共同话语权力营建共同话语语境的平等意念，而是缺乏道义的掠夺和争抢。在社交平台上，这样的“文化资本”往往表现为用户表达的某种形式的有效回馈。

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

再次，媒介意见与公众意见的二元对立是建立一定的条件之上的。在信息时代，媒介意见与公众意见更多地表现为“有限度的统一”。公众意见越来越自由地得以某种释放，越来越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媒介意见，这样媒介意见和公众意见的重合度就越来越高，公众也不会在媒介面前选择沉默。可见，社交平台上的“沉默”，在条件转为有利之时，也是可以转化的。

自觉意识

由此看来，沉默的螺旋这一理论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成立。

第一，它需要在传播者和受众间存在“信息沟”，这种“信息沟”不利于受众对于文本的解读。两者在信息资源的产出、理解能力、意义建构的深度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信息沟”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浪潮的深入席卷，高低和洼地之间的“信息沟”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沉默成本”也在逐渐降低，如此说来，这一理论的适用性就随之减弱了。

第二，受众需处于信息封闭的时代，受众对于世界的认识极大地依赖媒介给他提供的“拟态环境”，受众的自觉意识处于懵懂的状态，无法独立地用自我的话语判断符码意义的存在。同时，信息封闭的环境像一个无形的面纱遮住广大公众向外界世界沟通和交流的渠道，让受众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缺乏表达的欲望和机会。在日益发达的信息社会中，受众的觉醒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这就会使舆论集体沉默的状态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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