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缘起：我喜欢篮球，但知名度有点高，个子小，进不了县级队。
足球我不爱好，却进入了县级队。那时达县城只有大操坝一个足球场，踢足球的人稀稀落落。我进入足球队颇有戏剧性：1965年夏，达县专区少年足球比赛在北门大操坝举行，11个县组队参加。达县少年足球队因守门员朱祥福超过规定年龄，比赛前临时换将，将有篮球基础还差几个月满16岁的我增补为守门员。我虽没经过足球训练，凭着篮球接传球经验，在场上反应灵活，身手敏捷，多次力挽狂澜守住球门。因为这个资历，1973年、1978年，我入选达县市足球队任第二替补守门员，集训两个月。打比赛时，我多是坐冷板凳。教练让我观察其他球队的比赛，回去后提供战术分析。比赛期间，教练与足球队员因要保存体力，多在室内休息，很难有时间观看其他球队的比赛，我的“殊遇”羡煞其他足球队员，他们戏称我为“二教练”。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运动员伙食较为优越，能吃上体育饭，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我的读书风华岁月：我喜爱篮球，更喜欢读书。儿童时看书摊上小人书，上学后去南门口新华书店看书。在电杆厂的年月，去公园打篮球前要经过公园“达县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姓王，每次进入阅览室，他都脸带笑意，微微点头示意，仿佛是在鼓励我。1976年“达县地区图书馆”始建于朝阳东路文化巷，在电杆厂附近，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有时，下班后没换工作服，就兴致勃勃去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个女的，比我大不了几岁，中等个，烫着卷发，她多次提醒我，衣服要穿干净点。我沉浸在书海中，不知不觉阅览室关门的时间已到，这位管理员就用手敲着桌面说：“时间到，时间到。”有时，我从她手上借阅书籍杂志后不甚满意，要求更换，她将声音提高几度说：“你这人总是讨嫌，书籍自己先要选好，不要东换西换。”我急忙道歉，她转身给我一个背影。以后，我每次去图书馆都要换一身干净的衣服，遵守她订的规定，但仍摆脱不了她审视的目光。有时听见她银铃似的笑声在阅览室荡漾，原来她的男朋友来了。
1969年，我意外得到一批藏书，中外名著都有。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上世纪70年代初，电杆厂水泥电杆由人工制作改为机器制作，白班夜班两班制，因生产场地局限，每班工作3个小时，我有了更多时间读书。在大量书籍被封存的年月，我开口自以为是一个饱学之士，人前开始卖弄，开口滔滔不绝。无论我如何张扬，人们始终说我是一个半罐水响叮当。知识之罐永不会装满，与时俱进，学无止境。
喇叭裤那些事：1978年，两部日本电影《望乡》《追捕》风靡全国，演员身穿上窄下宽的喇叭裤，成为当时无数男女青年效仿的对象。那时，谁要是穿一条喇叭裤上街，就会成为众人眼中“不正经的人”。后来穿的人多了，成为流行时尚，人们也就见惯不怪、习以为常。而今，服装样式越来越多姿多彩，根据自己的个性与喜欢千变万化，甚而露腰脐。喇叭裤是那时年轻人对中国人审美习惯最初的挑战。
家庭舞会那些事：1979年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此前跳交谊舞是不允许的。受此影响，为赶时髦，我购买了一部卡式收录机，播放着音乐，得意洋洋地在大街小巷行走，成为达州最早跳交谊舞的人，公园、凤凰山、南门河坝、家里是我们跳舞的场所。有一晚，我们在凤凰山下一空旷地举办生日派对，跳起了交谊舞，派出所一位女同志前来干涉，我们只好不欢而散。西门上石岭桥居住的杜善体家中有一空旷地，成为每周六晚有20余人参加的家庭舞会聚集地。深夜12：00结束，大家AA制夜宵，杯盘狼藉，酩酊而归。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杜善体与我成为达城最早的商业舞厅的经营者之一。
电杆厂的成都人：电杆厂有20多个成都人，1958年四川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三工区支援大巴山区建设，1959年并入专建司。原达县专区房屋建筑均系砖木结构，工人多系扫盲人员。省建司成都工人给大巴山区带来先进的钢筋混凝土施工技术和工艺，使达县专区建筑业迈上一个新台阶。
我同寝室一个职工姓刘，原成都二建筑公司工人，年长我10岁，读大学期间，身患肺病退学。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国字形脸，相貌儒雅似学者，大家叫他“刘教授”。夏天，他打光胴胴上班，瘦骨嶙峋，高挑的身段更显瘦弱，大家又叫他“刘老排”。他30岁而立之年时，去石板乡与一个女知识青年相亲时还叫我作陪。我们关系很铁，我儿子在达城结婚时请他光临，他来参加但没送礼，还握住我的手笑着说：“祝贺你得了一个好媳妇！好久有空，请全家吃大餐。”一起工作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见他请客吃饭，我当场一笑了之。另一个成都人叫彭义兴师傅，年近5旬，混凝土生产组组长，工作任劳任怨，每天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每次下班时，他都要将工作场地巡视完，确定无安全隐患才离开。大家都叫他“老黄牛”。彭师傅虽是文盲，常翻阅红色小语录本，叫人读给他听。1969年，电杆厂停产，我与同厂职工王泽民借机去成都玩。先去盐市口“刘老排”的四合院家，到了中午吃饭时，不见“刘老排”留客吃饭。我们知趣离开，脚刚迈出大门，“刘老排”腼腆地说：“你们去哪里吃饭？不如就在我家中吃吧！”“我们已有人请吃饭，谢谢邀请。”随后我们来到不远处的彭师傅家中“蹭饭”，彭师傅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吃住了一周。临走前，彭师傅还给我们煮了10个鸡蛋，并嘱咐“你们回达城后，电杆厂若恢复生产，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其实，假打的人各地都有，达城也有，特别是那些弄虚作假的“把子客”，开口就是扯把子，难见一句真话。对他们不了解的或涉事不深的人，很容易被这些把子话套住，上当爱骗。
电杆厂那些人：厂总支部书记梁明修、厂长杜秉礼，均系部队转业干部；心地善良，能容纳不同意见，无害人之心，电杆厂没有一个人是因他们主动送材料被关进监狱或戴上“帽子”。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上面指示对打麻将有“知名度”的一个工人进行批判并押送监狱。事后，梁明修对该工人说：“你进监狱，不是我们厂方，是上面要求，你在监狱要好好表现自己，争取减刑早日出狱。”
打油诗人杨其中：（1948—2005年）65级民中同学，电杆厂混凝土工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城流行一首打油诗：“叮叮当，叮叮当，我在河边淘生姜，猛然听见叮当响，原来是鬼老嬷在卖麻糖。”传言就是杨其中所写。杨从小痴迷古体诗，自誉自己为中国第一大诗人。大家叫他“杨神宝”。他常在大街小巷背着双手走来走去，摇头晃脑，嘴里念念有诗。路遇生人、熟人一概非礼勿视。有时微眯着双眼呆呆注视着你，让你有些心虚。面对不怀好意之人，他会昂首挺胸，用睥睨的眼光扫视着你，擦肩而过。有时一些孩童，跟在他后面，拍着手跳着传唱“叮叮当”这首打油诗。杨诗人会猛地一转身，作恐吓状。一两个孩童来不及跑，当场吓哭，他立即蹲下身用手绢擦拭孩童的眼泪与鼻涕说：“这首诗真的不是我写的。”但大家都认定这打油诗是杨诗人所写，三人成虎，百口莫辩。
成都大学生孟眼镜：（1942—2018年）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成都不少大学生分配到达县专区厂矿企事业基层单位，改革开放初期，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孟训德戴着一副深褐色眼镜，大家叫他“孟眼镜”。来到电杆厂后他不坐办公室，要求去最劳累的混凝土生产小组，打着光胴胴，抬电杆，挥铲搅拌混凝土，与工人打成一片。改革开放初期，在大家支持下，成为电杆厂经济责任承包制厂长，是达县地区第一个开拓者。电杆厂在他的领导下，各方面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大半年后，他帮忙为一个朋友打官司，被判刑一年，止步于领导之路。
混凝土工人“吴克思”：（1948—2008年）65级民中同学，本名吴克勤。爱好读书学习，特别喜欢哲学，言必称希腊，常给大家讲马克思《资本论》，大家叫他“吴克思”。他曾经去图书馆抢书，用背篼和麻布口袋装，还说读书之人窃书不为偷。那时，我们是书友，常与他相互交换书籍看并一起探讨。他自学成材，改革开放后，多次对生产设备进行技术革新，被提拔为技术员，上世纪90年代初任职厂长。2008年退休前考上建筑工程师，高兴庆贺饮酒过度，脑溢血发作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1982年我考上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半脱产带薪学习。钢筋小组支持我，我上班与否不过问，几乎全脱产读书。1985年毕业调建筑工程总公司办公室。今天我已是古稀老人，在水泥电杆厂工作20年，那时我正年轻，历经改革开放前后时代变化、喜怒哀乐，皆有记忆，特别怀念那些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