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2021年4月18日，许渊冲百岁生日当天上午，昔年学生王强拨通了同老师的视频，“许老戴着一顶‘生日’桂冠，气色红润，声音洪亮。我们大概通话了十分钟。他同我讲，正在写一部《百年梦》（暂定名）的自传。我同他说，正在翻译一本苏格兰作家的小说，出版了一定拿给他，像当年‘批作业’一样指正。”王强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1980年至1984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与新东方（教育机构）创始人俞敏洪是同班同学，王强是班长。许渊冲曾为他们这届本科生讲授翻译课，在过往的一次采访中，耿介的许渊冲曾经直言，“俞敏洪还不是最出色的了，王强比他强。”许渊冲身边的亲属沈迪也曾回忆说，“爷爷（许渊冲）说过，翻译方面，王强是唯一会超过我的。”

6月17日，许渊冲过世后，身在香港的王强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独家连线专访。“我能有这样的老师是多么荣幸。都知道先生岁数很高了，但他身体总的来说一直都挺不错的。知道这个消息还是觉得很突然，我到现在还没缓过神来。”王强说。以下内容以受访者口述形式呈现。

许渊冲同王强合影，为王强新作题签。摄于2018年6月18日，许先生家中。受访者供图

像当年一样“批作业”

像当年一样“批作业”，说的是198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光。1983年，许先生调到北大，为研究生开设了“唐宋诗词英译”这门课，同时也为我们那届本科生开设了翻译课。那一届西语系本科生总共才50多人，分成三个小班，平常是分开上课的。许先生的翻译课是必修课，也是三个小班合在一起上的公共大课，被安排在大四上学期，我们可能是他在北大教过的唯一一届本科生。

许先生的翻译课，英译汉、汉译英各占一半的课程。我记得他第一讲就是一篇联合国著名文献的翻译。每周上一次课，课后布置一篇作业。每周五下午，班长把作业收集起来送到许先生家中，当时他的家在蔚秀园，离现在的住处不远。许先生没有研究生助理，都是自己拿红笔批注。他非常认真，译得好的地方会打勾，译得不好的地方会打叉，写上批注指出问题。当时大家都没有文献意识，现在想来，要是能把他批注的作业本留下来就好了。

八十年代，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我们经常会去各个老先生家串门，有时候确实有事求教，有时候纯粹没事想去跟先生们闲聊。不一定是要听他们讲解专业问题，他们说什么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到了饭点，还能赖在先生家蹭一顿饭。我在许先生家也蹭过饭，师母照君老师下厨。许先生在家一般都穿着件睡袍，他曾在法国生活过，很喜欢喝牛奶、吃蛋糕。而且说英文时，经常会夹杂一些法语词汇的发音，比如 translate（翻译），他一般都读作“Traduction”，concise（简明）读作“Concision”。听他说英文是蛮enjoy的。

摄于2018年6月18日，许先生家中，电脑上是王尔德的著作。受访者供图

“不到俄岛，我不倒”

许先生讲课非常生动。他在课堂上经常会问我们，“你们怎么翻啊？”大家七嘴八舌说上一通，其实都在等着先生揭谜底。一次课上，有位女同学在用英文发言时，把Caesar的名字直接读作中文“恺撒”，而不是[ˈsi:zə]，惹得全班哄堂大笑。许先生没有笑，他对我们说，那位女同学的发音也是对的，“因为恺撒的拉丁文发音就是‘恺撒’。”后来我们回想起来，这既见得许老的博学，也见得他善解人意。

还有一次谈到中外诗歌比较，许先生介绍说中国有回文诗，西方也有。拿破仑被流放到Elba岛时说的一句话，“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这句话从左往右读，从右往左读都说得通。怎么翻译？大家有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也有人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他听罢微微一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不到俄岛，我不倒”，许先生翻译出了拿破仑作为常胜将军的气势，也带出了英雄末路的无奈。而且译文中“岛”和“倒”同韵，“到”和“倒”，“我”和“俄”音似、形似，加上“不”字重复，可以说是用“音美”来译“形美”了。他主张翻译要讲“意、形、音”三美，三美理论，其实是把自己的理论融汇在授课之中了。

在《购书记》中，我曾记述了自己在美国购得汉学家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教授的《梅花与宫闱佳丽》（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一书的经过。我到美国后买的第一本书就是《梅花与宫闱佳丽》。傅汉思的太太是苏州九如巷张氏四姐妹之一的才女张充和，张充和也是一位书画家，在书的扉页用毛笔为夫君题名《中国诗选译随谈》。

这本书为什么让我难忘呢？傅汉思曾来北大访学，有一天他就坐在我们班最后一排，旁听许先生的翻译课，两位老先生课上还为这本书有过一场讨论。许先生说《梅花与宫闱佳丽》一书对中国诗词的评点非常言简意赅，to the point（切中要害）。比如讲到“grass（草）”为什么总关涉到中国人的离思之情？比如“willow(柳)”的意象怎么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送别时的象征？但许先生认为书名翻译得不够美。

“幸亏我还有另一个世界，一个翻译的世界”

1996年，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参与创办新东方。那时去看许先生，他在家用一台很破旧的电脑打字，而且也没有打印机。我就在中关村给他买了新电脑和打印机。先生很早就开始用打字机，到了用电脑键盘敲字，也是习惯用两个指头摁键。我认为1980年代中期以后，许先生才迎来自己学术的丰收期。记得那些年去看他，每次都能获赠他新出的书籍，比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翻译的莫泊桑的《水上》，还有他在美国出的英文自传。每次赠书给我，他都会在书的扉页上签名。

2018年，师母照君过世。第二天下午，我便约着北大的同学一道去看老师。大概两点左右到了许先生家，我们其实很紧张，老师岁数很大了，遇到这样的事情，真是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他坐在沙发上面对电脑在敲字。没等我们安慰他，他就指着电脑屏幕说自己正在翻译《奥斯卡·王尔德全集》， “幸亏我还有另一个世界，一个翻译的世界。否则面对这样（丧偶）的现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survival下去。”

我看到他用的是一个简装本，纸业泛黄，而且字体很小，有时候需要用放大镜去看，就拿着简装本去北大附近的复印店，把字体放大，整本复印下来，再送还老师。临走时，我没忍住问他，“您生活上需不需要帮助？需要钱吗？”许先生给我的回答，终身难忘。他说，“王强，我已经这个岁数了，吃不了什么东西，住也没什么要求，工资和版税（收入）足够我过得不错。如果你想为我做一件事呢，将来有一天，请以我的名义，把我所有的译作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当时就说，老师请放心，一定一定，我一定按照您的心愿完成这件事。

“他心目中的美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

许先生私下是很诙谐幽默的。大概是2004年左右，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杨振宁先生和翁帆女士新婚不久，许先生做东请大家小聚。那次饭局大概有十个人，就在北大附近公园内的一家餐厅。我记得席间，许先生招手把我叫到身旁，将苏轼那首《一树梨花压海棠》译成了英法文，大概是两页纸交给我，让我伏在杨先生耳畔读一下，他（杨振宁）也是耳背。结果读完以后，杨先生有点害羞，低着头笑了，许先生则在一旁哈哈大笑。

说到翻译，其实许先生不是单纯在字面上念兹在兹，也不是“三美”理论就可以概括他的翻译思想。特别是他后期的一些想法，在他的《文学与翻译》、《翻译的艺术》等著述里还有很多很深的思考，不单单是字面翻译上的兑换，而是跨越词章，在各自文化传统间的追问。毕竟他有过西南联大求学以及留法的经历，幼年也接受过私塾教育，还有家学。

许先生思虑单纯。是的，他有时候非常情绪化，但我以为，不管是他同人就翻译产生争论，吵得面红耳赤，还是他回忆初恋，能够潸然泪下，这些情绪背后一以贯之的，是他的纯粹和专注。他信仰美，专注美，他心目中的美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他就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不管是对待翻译，还是看待女性，到了那个情绪点，他的剧烈不是愤怒，不是滥情，而是对美的要求让他不由自主，要去据理力争。除此之外，他的生活非常简单。这四十年来，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谁能对优渥的物质生活没有向往？谁能拒绝生活中的种种欲望？但你去看看他的家，这些年来就没怎么变过，地板还是水泥地板，沙发还是那个沙发，床铺还是那个床铺，他每天的工作习惯还是那么地规律。每次去他家，他从来不谈国际时事，不谈家长里短，几十年如一日，谈的都是翻译。

有情未必不长寿。如果他全部的欲望，都是围绕着美，追求着各个层面的美，那么这些欲望是否还能称之为欲望？当他高声时，并不是在defend自己的面子，而是在捍卫心目中关于美的创造。不管他说什么，你其实都明白，他自己关起门来还是当着你的面，都会这么说，因为他就是那么想的，表里如一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

一个人的情感如果专注到了极致，人就变得非常简单，继而把万事万物归一。数十年来，他专注的术业就是这么一点，就是翻译。看似多么狭小，但当他全部的欲望，全部的爱都放在这一点上，这个“点”稍微动一动，我们就能从他身上看到无限。恰恰是这种简单、纯粹和单一，使得他看似那么容易激动，其实内心就像一片平静的大海，甚至没有一丝涟漪。借用一句佛家的术语，我想许先生是把日常生活过成了一种修炼，他早已达到了“戒定慧”的境界。想到许先生，我有时也会想到康德，康德一辈子连家乡都没有出去过，每天在镇子里散步、仰望星空，规律地可以让镇子里的居民把他的出行用来为自家钟表对时。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