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陆建德

历史事件的描述总是取决于观察角度，以唐末黄牛在广州的一次残忍行为为例。

海上丝绸之路约有2000年的历史，唐代的广州曾经是这条贸易线的枢纽，粉丝聚集，货物分化，城市有繁祥居住的“番邦”，高峰期人口稠密。船来来往往完全依赖印度洋风向相反的夏季风和冬季季风。“当时在南阳航行的中国船，救援设备都很好。但是，不管中船外线，航行一定会借顺风。从南海来到中国大约是在农历4月末到5月6月西南风开始的时候。10月末到12月东北风的时候，磁化会出海。因此，各港口的班房在每年5月至10月的大约6个月里是最繁荣的时期。”(桑树《蒲寿庚考》，陈裕静译书，中华书局，1954年，第51页)美国汉学家薛艾奥在他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 (1963)第一章中展开了色彩斑驳的海上丝绸之路。“吕宗建府六年(879年)，农民起义军首领黄绍律府掠夺广州，屠杀外国人，毁坏蚕桑(唐朝的主要出口产品是蚕生产的)，使广州的财富及其卓越地位大幅下降，虽然9世纪末广州又经历了短暂的恢复时期，但在此之前的重要地位再也无法完全恢复。”(《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7页。不用查原文，就可以断定“农民起义军”的翻译不合适。汉语中的“起义”一词含有天然正当性，参与者的行为也不可否认。“掠夺”是“劫富济贫”，“屠杀”是“消灭”。)这次好景是本文题目中所说的“广州事件”。

如果阿拉伯商人从9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武近来、文康、黄卓汉译、罗忠学校、中华书局，1983年，这本书根据法国学者索瓦杰的法语译本进行翻译，第二卷中译本由藤本次日翻译)“这本书是根据滞留在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见文记录写的。章鱼朴素、详细、可靠，是古代中外交通史上重要的文献之一。”此外，“本世纪初，张成烨等我国学者多次提到这本书，还从他编纂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本书中摘录了这本书的几章。20世纪30年代，这本书由刘班农夫女合译的《苏莱曼东游记》(翻译成《搪瓷法译本》)”(《中国印度见闻录》，第3页，该版本的法律译者是j . Sowajay，由刘班农、刘小惠妇女使用。

《苏莱曼东游记》

《语丝》

在《地学杂志》卷2的第一第二段，《西罗布港的阿布赛义德哈桑》这样说。

《这本书》编纂以来，世界日新月异，特别是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由于事件频繁发生，开往中国的船只已消失无踪。在中国国土上，田园荒芜，秩序动摇，国税也逐渐衰落。中国的情况以一度在那里统治一切的王法和正义为开端，全部发生了变化。从尸体洛夫港到中国的海运也中断了，这些都是以下事件造成的。

中国出现了黄牛这个人物，他不是皇族出身，而是在民间崛起的。这个人一开始狡猾诡计多端，以仗义疏财著称，后来抢兵器抢房子。恶棍们像流一样跟着，聚集在他周围。他的势力终于强大起来，人马日益增多。所以他的野心开始膨胀。在众多中国城市，他开始向矿工(Khanfu，广州)前进。这里是阿拉伯商人MOIN城，离海边步行还有几天。矿工位于大江流域，河水是淡水。

矿工居民起来抵抗公牛，他把他们困在城里攻击了很多天。这件事发生在回历264年。最后，他取得了胜利，摧毁了城市，屠杀了居民。据了解中国情况的人说，包括遇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在城市做生意的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徒和拜火教教徒就共有12万人被杀害。这四个宗教人士的死亡人数可以看出，中国人是根据他们的人(头)征税的，所以如此确定。

黄巢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都砍掉了。我们特别提出桑树，是因为中国人用桑树的叶子喂蚕，直到蚕包好自己为止(藏在茧里)。因此，这一事件是阿拉伯国家失去供应来源，特别是丝绸的原因。

他掠夺矿工后，又接连摧毁了另一座城市，中国皇帝已经仓皇失措。不久，他打到了比赛，直击了胡穆旦(Khumdan，长安)的京城。皇帝抛弃首都，逃到西藏边境附近的武朝(Mudhu、成都)，设置行宫。这样，反抗军的世界不仅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势力也越来越大。(中世纪波斯湾著名港口《中国印度见闻录》，第95-97页)

刘班农、刘小辉翻译比较：

在中国扰乱秩序和正当性，制造[中国和波斯湾的]塞拉夫。

埠间的海洋关系断绝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发现一个叛贼，他的名字叫做黄巢。他开始时所用的是诡计与假恩惠，后来就从事于武装的攻击，使[人物与财产]都受到损害。他先把他近旁的官员们都毁了，后来他的势力日见增进。他的接济也日渐扩大了。他把预备工作做完以后，就向汉府（Hanfu，即广州）进发，这是中国的一个城，是阿拉伯商人的汇集处。从汉府到海，就步行说，还有几天的路程；其城建于一条没水的大河的旁边。汉府人不愿意黄巢进城，黄巢就把城池围困起来，围困的时间很久，其年乃回历二六四年（即公元八七八年）也。后来城破了，城里的居民悉被杀害。据熟悉这件事的人说，当时在城里做买卖而被杀死的回教徒、犹太教徒、耶教徒和马士德教徒（Mazdeens）,共有十二万人，中国人还不算在内。此四种教徒的数目之所以能于确定，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外国人要按人口征税的原故。黄巢把桑树和别种树一起砍去。我们所以要特别提出这桑树，为的是中国人用桑树的叶子喂蚕，直喂到蚕自己藏入茧子的时候为止。桑树既已砍去，中国对外的尤其是对阿拉伯的丝绸出口事业，就跟着完了。

黄巢毁坏了汉府以后，继续着把所有的城一个一个的毁坏。当黄巢进攻京城的时候，中国王就匆匆忙忙地逃走了。这京城的名字叫作户姆丹（Humdan，即西安）。中国王从户姆丹逃到与西藏相近处的一个城，叫做马都（Madu，即成都），就在那里住下。

乱事继续着，乱党的势力日渐扩大。黄巢的意志，和他所预定的计划，是要毁坏各城，而且屠杀城中的百姓，因为他自己并不是王族中人，而他又很热烈的要攫取权力。后来他的计划居然实现了；他做了中国的王，直到现在我们写这部书的时候。（《苏莱曼东游记》，华文出版社，2015年，58-60页）

回历264年即唐僖宗乾符五年（878），比新旧唐书所载广州陷落早一年，桑原骘藏断定阿拉伯史料记载的年份更为准确，似可商（详见《中国印度见闻录》相关注释,139-140页）。引文第二段中“此人初时以狡诈多谋、仗义疏财闻名于世”道出了江湖上的成功秘诀，不过中文“狡诈多谋、仗义疏财”的负、正搭配不大符合惯用法。刘半农父女的译文是“他开始时所用的是诡计与假恩惠”，与原文的用意更接近。宋江“仗义疏财”，意在扩张势力，收买人心，背后是算计，而非仁爱。他那用不完的银子就是“假恩惠”。

近些年来，已有学者从唐代广州本地人口、海港停泊商船数量和“蕃坊”的面积等方面论证寄居城中经商的外国人不可能达到十二万之多，“广州事件”即使确有其事，受害者肯定低于此数。但是我国史学界一般也不回避“广州事件”，镇江学者陈裕菁（陈裕菁的生平事迹见李军《陈氏译订〈蒲寿庚考〉书后——陈裕菁与〈禅那室日记〉》，载《书品》2012年第二期，44-51页）近百年前翻译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年印行，1954年、2009年再版），参稽考订，详加辑补，在第一章注五的译者按语里以《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述“广州事件”中的受害者人数、民居特点证明Khanfu即广州。阿拉伯商人叙述的可靠性也在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编《古代中国与阿剌伯之交通》得到认可。郑天挺在四五十年代的北大、西南联大和南开讲授“隋唐五代史”课程，他的1952年备课卡片中有这么一条：“唐代海外贸易以南洋、印度、锡兰、大秦、波斯、大食为主。贸易中心以交州、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为主。唐政府设提举市舶使监督税收及贸易，后多以宦官主之，并以之监视岭南节度使等官吏，权势甚大。自广德元年（763）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叛乱，市舶使权遂移于地方官吏节度使、观察史之手。交易商品以香料、生药、象牙、犀角、珍珠、玳瑁为多。安史乱后，南海贸易稍衰，未几复盛。黄巢起义。杀广州外国商人十二万人，阿剌伯商人商业遂衰。”（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王力平等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145页）

“黄巢起义”

此时“农民起义”的话语正在迅速形成，几种后出的通史影响较大，都避而不谈黄巢乱军在广州的作为。周谷城的《中国通史》（1957）只列出黄巢起事后攻占路线，广州仅是诸多地名之一（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8页）。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初版1965年）第二册“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部分提及黄巢如何突入江西，经宣、歙抵达浙东，再进入福建。“乾符六年（879），起义军的主力出现在岭南，占领了广州。黄巢在广州发布文告，指斥唐朝宦官专权，纲纪败坏，铨贡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的主张。他并且宣布就要北上攻打长安。”（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215-216页。《旧唐书》卷二百下：“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者之辞也。”《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巢见诏大诟，急攻广州，执李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告将入关，因诋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皆当时极敝。”）“广州事件”在这套大学教材中是缺席的，但是编撰者在讲述“唐代文化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时又写道：

海上交通的主要路线是从广州通向越南、印度尼西亚、锡兰、伊朗和阿拉伯。唐朝中叶，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代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到四千余艘。唐朝末年，泉州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唐的商船也远航马来半岛、阿曼湾和波斯湾一带。（《中国史纲要》，251页）

引号标出的文字取自记述鉴真东渡事迹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编撰者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唐朝末年泉州港口日益重要——因为广州的外贸突遭致命打击。

黄巢攻陷广州后再北伐，这段历史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中如此反映：“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二月，义军循今福建泉州、漳州、广东潮州、梅江地区，胜利夺占了南方重镇广州，生俘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义军随即向西扩展，占有了桂州。……黄巢占领广州后，一度想据有岭表。但是，广大义军群众要求北上‘以图大事’，把反对唐王朝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346-347页）隋唐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史稿》记述颇详：“阿拉伯商人和旅行家开始远游东方，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也记载了从波斯湾到中国的海路，而广州就是他们东航的终点站。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他的《印度、中国行记》中留下对中国的有趣记述。”（《中国史稿》，507-508页）《中国史稿》和《中国史纲要》一样，对“广州事件”只字不提，所不同的是介绍了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这本书（书名与刘半农父女译本不同），给有心人留下线索。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完成于1965年，四年后他就去世了。这套书1978年再版时更名《中国通史》，书中揭示了私盐利益集团与中央政府的矛盾：

王仙芝、黄巢都曾贩卖私盐。唐末割据者如王建、钱镠以及吴国权臣徐温，也都是贩卖私盐出身，私盐与这些人有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唐玄宗时，盐价每斗十钱，每斗一百一十钱，盐利成为朝廷重要的收入。盐是生活必需品，即使价贵，贫民总得购买一些。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因之专在盐利上想法，逐年增加税收，从每岁收入四十万缗开始，到唐代宗大历末年，每岁竟增至六百余万缗。朝廷岁入，盐利占半数。宫廷费用，诸军饷需，百官禄俸，都靠盐利来支付。唐朝对盐利的重视，可以想见。唐德宗时，盐价每斗增至三百七十钱，盐商贩卖官盐，有时比官价高一倍，用一升盐换取谷数斗，贫民只好淡食。自唐德宗时起，朝廷规定各种苛法，派出大批官吏，查禁私盐，凡卖私盐一石以上，处以死刑，一斗以上，处以杖刑。私刮碱土一斗，等于卖私盐一升，也要处罚。朝廷出卖官盐，豪强出卖私盐，都是大利所在，双方斗争非常剧烈。凡是贩卖私盐的人，必须结交一批伙伴，合力行动，又必须有计谋和勇力，足以对抗盐官。贩私盐的规模愈大，这些条件也愈益具备。黄巢就是这样一个贩私盐者，一旦与起义民众结合，就成为有能力的首领。（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408页，这个版本的《中国通史》共十册，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后六册由蔡美彪主持编写）

这段非常难得的叙述让读者意识到，朝廷针对私盐制定苛法，也有其维护贫民用盐权利的一面，而私盐贩子黄巢实为称雄一方的强豪。即便是相对廉价的官盐，没有可靠的销售途径，还是要被盐商转手获利。“盐商贩卖官盐，有时比官价高一倍，用一升盐换取谷数斗，贫民只好淡食。”正因为国家统治程度低下，才会出现朝廷无法应对盐商投机。在这一册《中国通史》，范文澜述及唐后期的钱镠时称他早期“从来不爱生产劳动，专以贩私盐和掠夺为业”，后在董昌土团中当偏将：“八七八年，王仙芝余部曹师雄攻浙西，唐杭州刺史募各县士兵，成立杭州八都，使董昌为八都长。八七九年，黄巢军经过临安，钱镠用诡计骗黄巢军，临安不曾被攻。这算是有功。”（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401页）最后这五个字，不仅仅是指钱镠为自己的升迁创造了有利条件。范文澜是杭州安定学堂（现在的杭七中）的毕业生，料应去过西湖边的钱王祠，如果他内心庆幸临安逃过一场劫难，也不难理解。至于“广州事件”，《中国通史》非但采用了《中国印度见闻录》里的记录，还将黄巢所杀人数的上限提高。评价、解释这次事件的语言有点想象不到：

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徒、祅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广州是外国商人和教徒的集中地，商人贩卖珍宝等奢侈品，供唐统治阶级享用，是中国民众的间接剥削者，又勾结唐官府，依势放高利贷，是中国民众的直接剥削者；黄巢军中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传说，意思是杀儒生，战争一定要失败。黄巢出身不第进士，可能以儒生自命，看其他宗教是异端，而且教徒多兼商人，是明显的剥削者。黄巢杀商人和教徒，自有他的理由，但广州未必有如此大量的外国人，如果真有这样多的人，民众受害更大，那末，黄巢的理由也就更充足了。（同前，415页。“广州事件”中被杀的外国商人、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与《中国印度见闻录》有出入。这一估算的数字来自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中《古代中国与阿剌伯之交通》第130页。见张泽咸编:《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674页。二十万的数字最初出现于马斯迪欧的《金草原》[即马苏第的《黄金草原》，已有耿昇译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见《中国印度见闻录》, 140页。）

史学界五十年代初以来就采用了阶级的观念来统领“广州事件”的叙述，这段文字是比较代表性的。七十年代后期，唐史专家胡如雷延续了这一说法。《唐末农民战争》有一小节题为“广州之役”，作者讳言“广州事件”，却强调黄巢在广州“求节钺”，只是变通之计，绝非动摇和乞降（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79年，104-105页）。但是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长期惨烈内战的所谓“历史推动作用”时，作者将商人定性为“剥削阶级”，在经济上予以打击反而是必要的：“农民战争对转运奢侈品的大商人，尤其是波斯、大食等蕃商的打击特别沉重。据阿布赛德哈散的记录，在唐末农民大起义期间，阿拉伯与中国的贸易已‘完全停滞’，外国商人靠经营中外贸易为生而‘至此破产者，所见皆是也’。”以致到了五代十国，“蕃商和国内巨贾贩卖奢侈品的活动大为削弱，有利于抑制统治阶级的奢靡浪掷，声色狗马，自然间接有利于劳动人民发展生产”（《唐末农民战争》，191-192页，引文中的“阿布赛德哈散”就是《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的叙述者“尸罗夫港的阿布·赛义德·哈桑”，作者材料来源也是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其实范文澜和胡如雷笔下的“民众”和“劳动人民”从事各行各业，无人不是商品的制造和使用者。懋迁有无，双方受益。阿拉伯商船满载而来，也期望满载而归，他们在居留广州期间必定会采购大量货物（也算是阿拉伯市场的“奢侈品”），很多中国人从互市中获利。黄巢大规模砍伐桑树，意在断绝广东丝绸织造的产业链和从业者的生路，受害者主要是当地人，包括普通百姓。再说，《中国印度见闻录》第十三条还有关于华舶远航波斯湾做生意的记载，假如丝绸业暂时凋敝，华商可出口的货物就少了一大宗。“广州事件”对丝绸之路的伤害是无法套用阶级的观念来抹平甚至美化的。

除了“锦缎和丝绸”，《中国印度见闻录》还提到陶器：

他们拥有黄金、白银、珍珠、锦缎和丝绸。尽管这一切极为丰富，但仅仅是商品，而铜钱则是货币。人们给他们贩来象牙、香料、铜锭、海贝（乌龟贝壳）以及前面提到的犀牛。……他们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莹得如同玻璃杯一样：尽管是陶碗，但隔着碗可以看得见碗里的水。（《中国印度见闻录》,15页，伯希和曾指出这是“西方关于瓷器的头一次描绘”，中国的陶瓷、瓷器在黑衣大食时代就流行于伊斯兰世界，转引自《中国印度见闻录》注释,69-70页。）

显然陶器也是阿拉伯人喜爱的商品。1998年，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商船黑石号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Billiton）海域被发现，沉船满载唐朝货物，有金银器皿、调味品陶器和瓷器（包括长沙窑在内的著名窑址产品）等各种文物六万余件。唐代广州是南北方陶瓷产品的集散地，从广州出发远销阿拉伯世界。2020年9月15日至2021年1月10日，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在上博联合举办“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稍后（2021年1月26日至5月5日）广州南越宫博物馆举办“泛海凌波——九世纪以广府为中心的贸易陶瓷专展”，展品中有六十八件（套）“黑石号”（Batu Hitam）出水文物。两次展览的展品都是以陶瓷产品为主，可见“广州事件”势必也伤及国内多处窑口的出口阿拉伯生意。以往唐末农民战争的研究者把商人列入“剥削阶级”，强调对富商巨贾采取革命行动也是势所必然的。但是丝绸和陶瓷的生产者也是劳动人民，没有人经营他们的产品，他们将何以为生？

那么，为什么黄巢要对丝绸之路上东方最大的港口广州下此毒手？《旧唐书》卷二百下有这段文字：

[黄巢]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讬越州观察使崔璆奏乞天平军节度，朝议不允。又乞除官，时宰臣郑畋与枢密使杨复恭奏，欲请授同正员将军，卢携驳其议，请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请以高骈讨之。及巢见诏，大诟执政，又自表乞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亦不允。然巢以士众乌合，欲据南海之地，永为窠穴，坐邀朝命。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的叙述大致相同：

巢陷桂管，进寇广州，诒节度使李迢书，求表为天平节度，又胁崔璆言于朝，宰相郑畋欲许之，卢携、田令孜执不可。巢又丐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于琮议：“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见诏大诟，急攻广州，执李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告将入关，因诋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皆当时极敝。

原来他求官未成，以屠戮和掠夺泄愤。广州贸易经营得法就是不竭的财源，但是管理一个国际港口，必须有一套成熟的机制。黄巢“志在夺攘，谋非远大”（《旧唐书》卷二百下），无意将精力投入需要远见和实践智慧的社会建设与发展。最恶劣的是朝廷不允所请，他也不肯将广州留给他人。历史上能给社会造成破坏的流寇，接受“招安”后，朝廷也会封官。唐朝的藩镇都曾求节钺，以此表示自己的合法性。黄巢索要官职，是当时的通常做法，却曾经被认为有辱农民起义英雄的美名，有人为了维护他与腐朽没落的封建皇朝绝不妥协的立场，就断言这些文字是旧史官的伪造（如吴泽、袁芵光的《黄巢“乞降”问题考辨——唐末农民战争问题研究之二》，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五期，47-57页）。改革开放后，对历史的态度有所改变，杨善群撰《黄巢乞降经过考辨》一文，否定了伪造说（该文载《求是学刊》1980年第四期，116-120页）。但是此后出版的某些唐末农民战争叙述依然使用二十世纪描写、评价二十世纪革命的语言，如曹州、濮州、郓州和沂州被称之为“革命摇篮”，而黄巢始终高举“革命的大旗”，与投降派王仙芝作坚决的斗争，在军事上化整为零，打了就跑，实施了战略转移等等（详见诸葛计：《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牵强比附的叙述框架之内，已无乞降和“广州事件”存在的余地了。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