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黄西门

诗意的语言：散文般的小说

读过《民谣》的读者大多数认为“故事性”(或“情节性”)不强的小说，这是直观的体验。因此，即使小说是“剧透”，也不会对读者的阅读体验产生太大影响。毕竟《民谣》不是以扣人心弦的情节促进叙事节奏的文章。再加上《民谣》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你会觉得这是一部散文或具有强烈个人记忆色彩的回忆录。这种阅读经验其实是比较普遍的反馈。这就是《民谣》的文学特性。从这一点进入文本，就能发现其内在的乐趣和内涵。

《民谣》，王耀杰，译林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会发现像《民谣》这样的散文般的小说并不罕见。例如废名《竹林的故事》、萧红《呼兰河传》、汪曾祺《大淖记事》等作品，虽然不是以情节“取胜”的文学经典，但都具有诗画语言特色。读这些作品就像在青山碧水之间坐船，下午的温暖在阳光下飘扬，柔和的山风吹来清澈的浪花，使我们的心清澈。这种内在的力量，轻而持久，它可以追溯到我们记忆的深处，是关于我们精神成长的。

这种增长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精神综合症。如何看待个人成长与时代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特别是古代的“时代”变成了现在的历史，隐隐的记忆浮现出来，如何写作，考验了作家的功力。 在书中叙述的那个特别的时代，王瑶没有采用“正面强攻”式的写法，而是用审美趣味取代了风云激荡时代的“外貌”，从而保持了《民谣》充分个性化的叙述风格。

《民谣》在封面上写道：“每个人一生都在努力找回掌握民谣的时代，这是记忆的原点。”事实上，《民谣》的叙述产生了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场感，正是这种回顾记忆原点的叙事。整个作品以汪峰(王厚平)的视角看待苏北农村的时代面貌，家族成员和村民共同构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乡土人物群像。但是时代风云动荡的一面被诗化语言大大解开了，散落的故事被揉进了柔软的心里。虽然从阅读经验来看，读者不能直接感受到什么常见的残酷意义，但像听智慧的中年人一样坐在一叶独奏上，讲述着夕阳还没有沉入水中时那遥远的记忆。

王瑶在《民谣》中写道：“当我们认为小说的技术成熟，甚至技术不再是问题时，我们分离了技术、认识和反映世界的方法。这是长期以来只以技术为手段，不作为方法的偏向。这就是小说在形式上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作为研究者，这是王瑶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提供的独特思考。当他在《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实践自己的文学观时，这种非常有前瞻性的观点与他的个人记忆相结合，酿成了这一好酒。对很多作家来说，文学创作是在流逝的岁月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坐标，写文章挽回过去的美好，或者弥补过去的遗憾。

过去的记忆虽然属于那个特别的时代，但《民谣》似乎很少有激烈的感情，即使写下那个感伤的故事，也保持着足够的自制力。这是无意或有意制造的疏远感。虽然将叙述推向了记忆的深处，但却掩盖了评论家们常见的批判性。这种叙事技巧其实相当出色。在保持文本美学意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记忆，怀旧本身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宝贵行为，记忆正是这一对话中最重要的载体，如何看待记忆直接影响整个作品的气象和风格。

美国学者斯韦特兰娜博伊姆在《民谣》中说：“香水本身是某种乌托邦的迷读，但它不再指向未来。过去比未来更难预测，香水取决于这种奇异的不可预测特性。”事实上，这种香水的“奇异特性”在《怀旧的未来》中也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时代矛盾的激烈，使整个作品的风格变得纯粹而悲伤。

王瑶，作家、评论家。多种出版学术专著，并在散文集《民谣》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等《纸上的知识分子》 《收获》等多种媒体上开设散文专栏。

奇妙的结构：叙述历史的多声部

与《钟山》前四卷散文画的小说内容不同，这部作品后半部分有《民谣》和《杂篇》两部分。其中包括那个特殊时代的“我”学生作文和“我”的语文教师之一，有趣的是，王瑶创造了“我”学生时代作文非常详细的“注释”——对象化的自我，将过去的自己作为“考证”对象，这种奇妙的结构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和现场感，还让读者发笑。至少我看到这里会感兴趣

这种兴致来自前后两种风格迥异的内容的强烈对比，引起了某种荒谬。在《外篇》中，其实除了“我”当时写的作文外，还有具有时代特色的提案、检查文件、童谣等。这些内容可能与前面柔和而面对面的文风大不相同，但能让读者容易地正视时代特征。孤立地从审美意义上看这种时代特色的话。

在这里，我甚至感到了王尧作为文学史家的某种思维惯性——即便在叙述小说人物个体精神成长中，也不会忘记提供历史的坐标。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常见于一些成熟的作家笔下，而王尧能在小说处女作中就展现这种叙述自觉，大概与他长期研究当代文学史并十分注重历史现场感的经历有关。正是《杂篇》和《外篇》中这些看似“非文学”的内容的存在，才让《民谣》的文本结构变得奇妙，也展现了叙事结构对作品独特意蕴的价值。

图片来源：IC photo

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曾采用了三个叙述者的视角，分别安排在三个不同的文本里，共同构成了毕巧林的形象与这部文学经典的魅力。王尧在《民谣》中设置“我”的回忆与《杂篇》两种不同的视角，与《当代英雄》的结构特色有相似之处，但仍有很大的创新性。

这首先体现在对历史现场感的高度还原上。亲历或者熟悉那个特殊时代的读者，都不会对《杂篇》中的各种文字感到陌生，这些文字及其风格，已经成了某种象征符号。把这些极具现场感的文字放在《民谣》里，其实对“我”的成长故事是一个补充，或者说一个冷静的剖析与理智的说明，就像在博物馆看到玻璃柜里的文物旁边，有一排简单的文字介绍。虽然这些说明性的文字，在历史文物面前并无神采，但没有这些看似枯燥的“解说”，很多旁观者也未必就真的能感受到文物的魅力。《民谣》在面对坚硬的历史记忆时，其实也存在类似的“操作”——提供一些历史的“解说”，或许可以让读者更有代入感与现场感。

再者，《民谣》中王大头（王厚平）的故事，并非只存在于悠扬绵延的记忆中，其实《杂篇》中刻意呈现的粗糙与幼稚的“作文”，其实与前文中的精神成长故事遥相呼应。这或许是一种来自文学史家的叙述自觉，却构成了某种历史的隐喻。历史上有很多成长叙事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十七年文学”时期里，这样的文本也不少。如果我们熟悉研究这些文本的方法论，就不难看到：成长叙事并非只是小说人物个体的成长，往往也是时代侧影的记录。

因此，虽然《民谣》的故事看似是属于苏北的“地方性知识”，其蕴藏的历史意味却不只存在于苏北，个体的成长背后还有整个时代的风云变迁，只是《民谣》隐去了时代变幻中锋锐的一面。回溯记忆深处，那是有些温柔乃至伤感的故事，在静谧的夜晚，它们挂在星空之上，时而闪耀，时而黯淡。

撰文｜黄西蒙

编辑｜张进 李永博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