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30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室，眼看快到下班时间了，秘书室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资料准备下班。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秘书室的工作人员抬头一看，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门口，穿着灰色呢子大衣，瘦高个儿，没等工作人员说话，对方就表明了来意：

“你好！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奉命给行长送急件。”

说完，来人递过来一个大信封，工作人员接过信封，看到信封右下角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中间写着“急件”字样，便按照收文流程进行了登记，并请对方在送件人的位置上签名，来人也不含糊，刷刷两笔签上字，说了声再见就从容离开了。

对方走后，工作人员不敢怠慢，立即将信封送行长办公室，恰好行长不在，便将信封送给行长秘书，秘书接过信封，发现信封上标着一行字：“速送，限5点40分送到”，再抬头一看表，时间很紧急，便当机立断，和工作人员一起将信封拆开。

信封打开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件公函，内容是：

总理：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王倬伪造的周总理签名和批示

公函左侧是一行手书大字，“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

这行字的右下方，赫然是一个熟悉的签名：“周恩来”。

再往右边看，还有几行字：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2、要拾元票；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

秘书看了这封信，产生了一丝疑问：如果国务院需要资金，正常程序应该是通过财政部从国库拨款给办公厅，不应该直接下达指令要求人民银行提供呀？

可周总理的签名她不止一次见过，十分熟悉，绝对如假包换，不会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距离要求的7点只剩下1个小时，如果等待行长回来再做决定很可能就耽误国务院用款了。

想到这里，秘书决定便宜从事，她立即拿起行长办公室的电话，表明身份后向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局下达了指令：“半个小时以内，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要旧钞！”

对方提出要走正式手续，秘书急道：“手续？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不及走手续了，你们先准备钱，我跟领导汇报，过一会计划研究局给你们下正式通知！”

王倬作案使用的信封

下完通知后，行长秘书又找到计划研究局的王副局长，把事情向领导作了汇报，还把那封信函和总理亲笔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

王副局长产生了同样的疑惑：既然是国务院需要现款，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而是直接让人民银行准备好？还必须是旧钞？

正疑惑间，王副局长的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竟是总理办公室。

“是的……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务必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王副局长相信了这封急件的内容，连电话都没放下，就直接拨通货币发行局的电话，让发行局务必以最快速度把20万旧钞现款送到民族饭店，一定不要耽搁！

这下发行局着急了，他们也没有现成的旧钞，值班领导立即带人驱车赶到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到金库捡出整整20万元的旧钞，包好之后再分装进两个麻袋。

随后，一位朱姓科长带着两名员工把麻袋抬进汽车，直奔民族饭店。

小汽车一路疾驰，很快到了民族饭店。

朱科长等人抬着麻袋进入一楼大厅，却不见有人迎接，便走向服务台询问：

“请问，西藏工委的赵全一同志在哪里？”

民族饭店

这时，大厅休息室的沙发上站起来一个人，走近之后主动说：“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带来了吗？”

朱科长看了一眼对方，如释重负：“太好了，我们没误事吧？”

赵全一笑了笑，“没有，很准时，款子带齐了？”

朱科长指了指麻袋说：“没误事就好，我们已经尽最快速度了，因为都要旧钞，没有现成的，发行局的同志加班加点才凑齐了20万，这可不是个小数，整整两麻袋呢！”

赵全一点点头，“很好，这是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

说完，对方将一张纸递过来。

朱科长接过一看，这是一封介绍信，内容是“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落款处盖着“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的印章，看起来很正常。

“麻烦你给我们打个收条吧，20万可是一笔巨款。”

赵全一很配合，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写了一张收条，撕下来给了朱科长。

朱科长看了一眼收条，内容是“赵全一收到人民银行送来￥贰拾万”，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想让赵全一在收条上盖个公章，赵全一笑着说：“收条是现打的，总理急着用钱，我再回去盖章来不及了，再说介绍信上不是有公章吗？我把介绍信一起给你们吧！”

王倬手写的收条

朱科长心想这样也成，一行人拿了介绍信和收条，就转身离开了。

事情办得还算顺利，没耽误大事，王副局长心情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这20万元巨款不知该如何入账，但既然是总理批示的，那总理办公室自然会有交代，等等看吧。

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六天，人民银行始终没有接到总理办公室的任何消息，王副局长沉不住气了，直接打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这通电话让王副局长如坠冰窟，因为总理办公室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王副局长立刻惊出了一身冷汗，派人把收到的那封“总理批示函”和收条送去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一核对，发现周总理的签名和总理办公室的印章竟然都是伪造的！

王副局长呆住了，整个中国人民银行都被震惊了，这可是诈骗！

3月24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现金，周恩来总理听说以后极为震怒，指示公安部限期破案！

当时20万元是名副其实的巨款，不啻现在的上亿元，而且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十分困难，骗子竟然伪造周总理签名骗去了20万元巨款，这是何等的可恶！

兵贵神速，公安部立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一张天罗地网迅速铺开，他们根据当事人的描述，将嫌疑人的样貌绘制成图像在北京城内四处张贴，发动全市群众提供线索，一时间，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在热议这个惊天诈骗案。

周恩来总理

在“朝阳区群众”的积极参与和热情举报下，一条条线索从四面八方汇来，遗憾的是这些线索最终都被排除了，案子迟迟没有突破。

北京有700万市民，人海茫茫，寻找一个不知道相貌的犯罪分子不啻大海捞针，他究竟隐藏在哪里呢？

侦查人员分析认为要想找到犯罪嫌疑人，还要从嫌疑人留下的最重要的物证——伪造的信件和收条本身入手。

公安部门经技术鉴定发现，“赵全一”留下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确实是国务院专用信封，但是一个用过的旧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常用的15行横格纸，“总理办公室”印章是用蜡纸染刻后再沾红印油印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上有涂改后写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信封上的“密”字与其他字迹不同，并写有“＃3146”字样。

另外，犯罪嫌疑人开具的收条是从一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他写的名字更像是“赵金一”，而非自称的“赵全一”，这可能是他本人真实姓名中有一个“金”字，平时习惯了书写“金”字，一时没有改过来。

根据这些细节，侦查人员决定从追踪信封和笔记本的来源入手，寻找犯罪嫌疑人的下落。

经过多方面追查，公安机关最终了解到，犯罪嫌疑人开“收条”的纸是从一种黑皮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这种本子原产于前门外的一家文具厂，但是这种本子自1952年起就已经停产，由于销售数量众多，想查清每一个本子的去向是很困难的。

侦查人员又把目光转向了犯罪分子伪造公文使用的信纸，他们搜集了数十种公文纸张，一一进行对比后发现：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信纸没有在市面上出售过，应该是机关内部自制的，可北京城内有数百个机关单位，到哪里寻找这种纸张呢？

王倬伪造的周总理批示

一名侦查人员灵机一动，想到了国务院的档案室，这里存放着各机关单位呈报的材料，可以说是一个收藏公文纸张的大宝库，肯定能有收获，于是数十名侦查人员来到国务院档案室，对浩如烟海的档案进行了仔细的翻找，一份也不敢放过。

除了翻找相同的纸张，专案组的刘文科长还有一个想法，因为他发现犯罪嫌疑人在亲笔书写“收条”时，在汉字书写的金额前写了一个“￥”字，这种写法在当时很少见，至少普通干部群众不会这样写，如果能在档案室发现同样的书写习惯，对寻找嫌疑人会很有帮助。

找到了！找到了！一名侦查员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

这是一份对外贸易部打给国务院的报告，所用纸张样式和犯罪嫌疑人所用的信纸一模一样，而其他部门的报告中没有发现相同的纸张，那张伪造公文所用的纸张大概率就是来自对外贸易部了，只是刘文翻了好几份外贸部的报告，都没发现那个“￥”字。

不过这已经是很关键的线索了，专案组迅速来到外贸部，很快确认了伪造公文的信纸确实是外贸部专用纸张，这种15行横格在外贸部的各个办公室随处可见，使用量很大，刘文科长随手拿过几份材料，发现材料中好几处都出现了“￥”字。

经过询问，外贸部的工作人员确认，由于外贸部经常跟外国打交道，也经常使用人民币、美元、卢布等货币名称，很多人为了简化习惯用“￥”代替“人民币”三个字。

更令人兴奋的是，专案组查出了犯罪嫌疑人装伪造公文的那个国务院专用信封，原来是有一次国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过的，后来不知被谁拿去了……

综上分析，专案组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断：犯罪嫌疑人就隐藏在外贸部！

王倬伪造的周总理批示和使用的信封

恰在此时，一个电车售票员来到外贸部办公厅反映说今天上午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可疑的乘客，此人表现很不正常，坐在车上一直低着头不敢看人，似乎在刻意掩饰自己，而他的年龄、身材、相貌和公布的犯罪嫌疑人特征高度相似。

警惕的售票员一直盯着这个人，看到此人下车后，走进了外贸部，她一直在脑海中回想这个人的表现，越想越可疑，便在下班之后赶紧跑过来报告。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犯罪嫌疑人一定隐藏在外贸部！

外贸部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刻画，提供了一张与嫌疑人相似的人员名单，经过一番讨论分析，大家很快将怀疑目标锁定在了一个人身上，他们的名字叫王倬。

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人员先是找到了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向董林询问王倬近期的表现，没想到董林一听说是问王倬的情况，一开口就语出惊人：

“肯定是他，我怀疑他好几天了！”

紧接着，董林向侦查人员讲述了自己怀疑王倬的几点理由，其中有一条引起了侦查人员的注意。前几天，董林和办公室几个同事一起聊这桩惊天诈骗案，听说犯罪分子的眼睛很小，而王倬的眼睛恰好也很小，董林便随口说了一下：“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

董林这句话本来是随口开个玩笑，而且平时大家在办公室经常互相开玩笑，谁都不会当真，没想到王倬却好像受到冒犯一样，还站起来想要拉董林，气冲冲地说：“你这是诬陷好人！走！咱们去找领导评评理！”

王倬

后来在同事的劝解下，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但董林起了警惕之心，觉得王倬发这么大的脾气绝不是平白无故，因为他从来没过这样的表现，难道他是做贼心虚不成？

专案组又询问了王倬其他同事，多名同事反映平时业务熟练、从不出错的王倬，最近几天好像心事重重，干工作也有些心不在蔫，有时填个表格、统计个数字都会出错，甚至在别人说到10万、20万这些数字时，都会显得很紧张。

与此同时，王倬的笔迹鉴定结果也出来了，王倬的笔迹与诈骗人的笔迹完全相符，不管是信件还是收条上的字迹，都与王倬平时的书写特征相符，可认定系同一人书写。

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犯罪嫌疑人“赵全一”的画像几经修改，也被拿到了公安部的小会议室，跟王倬的照片一比较，所有人都兴奋不已：简直是同一张底片洗出来似的！

最终，经专案组分析讨论，杨奇清等几名副部长亲自审阅，公安部一致认定：

20万元巨款诈骗案的犯罪分子就是王倬。

就在专案组深入讨论分析案情的同时，北京市李广桥南街3号的一个院内正在焚烧什么东西，他家的烟囱里冒出一股大黑烟，伴随着刺鼻的焦油味，而这个院子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犯罪嫌疑人王倬。

此时，专案组已经安排人手对王倬的行踪进行密切监控，只是因为搞不清王倬是一个人做案还是团伙作案，所以决定暂不采取行动，摸清情况后再抓捕，争取一网打尽。

但这股刺鼻的焦油味不禁让侦查人员产生了一丝怀疑，这一大早就烧东西，是不是王倬察觉了什么，在家里焚烧纸币，企图销毁证据？

参与案件侦破的公安民警

过了一会，王倬走出家门，端着一堆垃圾倒进了胡同口的垃圾站，等王倬回家后，侦查员装扮成捡破烂的人走到垃圾站，提着一些煤灰、纸灰等新鲜垃圾回来，立马送去做技术鉴定。经检测，王倬刚刚倒掉的垃圾里有人民币残余，还有大量灰烬则是人民币燃烧留下的。

侦查员立即向专案组指挥部汇报了这一紧急情况。

事不宜迟，1960年4月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果断下令，立即逮捕王倬。

当晚零点，趁王倬一家已经入睡，院子里一片宁静，侦查人员早已提前了解了王倬家中的布局，一名侦查员在王倬家一处断墙处跳进院子里，把大门从里面拉开，其他四名侦查员悄悄进入，迅速扑向王倬住的屋子，点亮了屋里的灯。

不许动！刚从床上起身，还没出被窝的王倬，就这样被抓住了。

王倬立即被送往公安部进行预审，其他侦查员对王倬的家进行了搜查，很快发现了被王倬剪碎的一堆布、绳子，还有被拆散的自行车，这些都是王倬的作案工具，碎布则是被他剪碎的作案时穿的那件呢子上衣。

王倬的母亲张可民紧闭自己的房门，不配合警方搜查，侦查员只得把门踹开，并且在她的屋里搜出了两个麻袋——正是装钱用的两个麻袋，但翻遍整个屋子的各个房间，侦查员也没发现赃款的下落，难不成这20万元巨款都被王倬烧掉了？

天很快亮了，赃款仍然没找到，领队的刘汉臣处长指挥侦查员在院子里寻找一番，还是没有找到赃款的踪迹，但侦查员们没有放弃，经过不懈的寻找，他们终于在厨房炉子下的炉灰堆里挖到了少数赃款，只是距离20万元仍有很大距离。

刘汉臣把目光放在了墙角的一大堆蜂窝煤，他让侦查员一层一层地搬开蜂窝煤，结果搬到最后一层还是没有发现，正当侦查员有些泄气时，他们惊喜地发现最后一层蜂窝煤搬走后，露出一处新鲜的黄土，侦查员小心翼翼地开挖，终于挖出了一大堆成捆的人民币！

王倬骗取的人民币

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王倬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搜出了伪造批件使用的钢板。

铁证如山，王无处抵赖，很快招认了自己的全部犯罪过程。

王倬，又名王连升，笔名金维，辽宁省辽阳县人。

王倬从小就不安分，打架斗殴是常态，参加过三青团，加入过青帮，但他脑袋瓜还算聪明，学习成绩不错，在东北的国统区上了东北大学经济系，1948年从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解放之后曾在北平工作过一段时间。

1949年8月，王倬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想到被分配到了遥远的陕西，在陕西，王倬因为吃不了苦，便自己伪造了一张路条，开小差逃回了北京，而他这段当逃兵的经历竟然没有被发现，还在1951年应聘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

王倬确实很聪明，又是名牌大学经济系毕业，工作干得很出色，人缘也不错，1952年9月被调到了对外贸易部出口局工作。

但是王倬爱财的习惯一直没改，看到人家经商、办实业，住大房子、坐小汽车，他眼红心热，每天想着发大财、享大福，为了发财，他啥都干过，办杂志，倒腾银元，甚至搞起了所谓“永动机”，不过这些努力没赚到什么钱，还赔了不少积蓄。

王倬心里很不平衡，既然正道走不通，那就来邪的，学骗术，于是王倬开始转向研究诈骗之术，他想起自己当初当兵时开小差就是靠伪造路条，后来还给别人伪造过介绍信，每次都成功了，而且没被发现，以后就干这个！

王倬的笔迹

想要骗钱，该伪造啥东西呢？

王倬想来想去，打起了周总理批示的主意，他决定伪造一个周总理亲笔签名的批示，让中国人民银行交一笔巨款。周总理的签名并不难找，王倬每天回到家都用毛笔在报纸上练习“周恩来”三个字，时间一长，终于练得足够以假乱真。

最重要的签名练好了，王倬又做了其他一系列准备，他从外贸部找来公文纸张，还有一个用过的国务院专用信封，又反复练习伪造公章……经过好几个月的精心准备，王倬构思好了行动方案，模仿周总理的口吻和笔迹，伪造了假批示、假介绍信。

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王倬骗钱的理由，当时恰好报纸广播正在大量报道西藏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消息，正是国内关注的大热点，很多干部群众都知道，用这个理由要钱，并打出毛主席、周总理的名头，无疑是很充分的，人民银行肯定能深信不疑。

凡此种种，都说明王倬为这次诈骗做足了功夫，自作聪明的他也自认为这个方案十分周密，甚至可以说是无迹可寻的，所以干起来信心十足，而事实也确认验证了这一点，他从容地实施犯罪，如愿以偿地骗到了20万元巨款！

人民法院审判王倬现场

只是让王倬想不到的是，这20万元到手后，不仅没给他带来发财的快感，反而成了悬在他心头的一把利剑，他守着20万元巨款，却一分钱也不敢花，一天到晚心惊肉跳，每晚都睡不好觉，即便是销毁、藏匿了作案工具，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后来，公安部发出公告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搞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让王倬更加心惊胆战，他变得心虚、敏感、多疑，走到哪里都担心被群众认出来举报，就连家里来个检查卫生的，他都以为是公安假扮的，同事开玩笑他也当真，甚至连写字都不敢正常写，故意写得歪歪扭扭，怕被别人认出笔迹，越是这样越是引起了大家的怀疑。

惶惶不可终日的王倬决定把赃款烧掉，销毁最重要的物证，但20万元巨款实在太多，王倬不敢大张旗鼓地焚烧，只能每次烧一小部分，于是他决定把赃款分别埋藏在几个地方，打算慢慢地焚烧完，还好公安机关及时发现，立即采取行动，将王倬抓捕归案，也一举破获了这起震惊全国的诈骗案，为中国人民银行挽回了重大的损失。

落网之后，王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自己终于可以不用提心吊胆，踏踏实实地睡个安稳觉了，尽管只有最后短暂的时光，但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从周总理下令“十天破案”开始到4月4日告破，历用8天，这起震惊中央的诈骗案即宣告侦破。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他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王倬的判决书

随着时间推移，这桩惊天诈骗案逐渐归于历史，只是不时被翻出来追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管犯罪分子如何狡猾，犯罪手段如何高明，我们的公安机关都有信心将他抓捕归案，我们的国家法律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敢于碰触它的犯罪分子！

来源：历史人物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