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忙的伦敦利物浦街站。张兰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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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第二周，也是英国大部分高校寒假前的最后一周，在伦敦，新型新冠病毒突变毒株“奥密克戎”(Omicron)开始悄然爆发。当地时间12月17日，英国卫生安全局的最新模式估计，奥密克戎已成为英格兰地区主要的新型新冠病毒变种。

距离伦敦80多公里的牛津大学在7天内检测出104例新型新冠病毒阳性，其中包括多种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学校开始紧急应对，紧急停止了几项大型活动，并封锁了接连发生几起病例的宿舍区。我所在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虽然位于城市中心，但看起来风平浪静。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在伦敦多处爆发后，学校给所有学生发了电子邮件，起初以观望的态度开始，继续加紧行动。首先，为了进入教官和图书馆，需要出示的核酸检测结果在4天内升级到2天内，最后一周全部改为在线授课，并提出了教职工远程办公推荐。但是，由于对私人空间的尊重，学校似乎没有对课程以外的自愿聚会等提出明确的要求。

日益严峻的形势，逐渐扩大的政策，淹没了圣诞节假期即将到来的庆典气氛。我所在的学院以课程重、进度快、作业多、要求严格而闻名。持续的重压之后，失重和狂热，再加上英国大学一言不发地举行派对的“优良传统”，期末学校很快成为了各种聚会的大本营。

这周我也参加了小型班级聚会。热情的印度教师努力组织了晚会。那天她在家做了印度咖喱鸡，带到了现场，很多同学也带来了祖国的特色食物，现场还有圣诞礼物交换。全班20多名学生其乐融融，有节日气氛。当然，很多场景都需要摘下口罩，例如吃东西、喝酒、拍照、外国同学不按自己的方式戴口罩。

这次经历使我对类似的聚会有些抵触。第二天，一个同学叫我去一个更大的学院聚会，我正好赶着马上要交的论文，无意中委婉地拒绝了。现在想想，这个决定更多地来自于潜意识里对危险的认识。

按照同学的战术，那天晚上去的人很多，很热闹，院长抑制不住激情，直接进场打碟。看同学们发的视频和照片，真的暴跌的——视频中没有人戴口罩！

大学聚会后的第三天早上，我收到了学院的电子邮件通知。聚会者中有5名新型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建议参加聚会的师生进行检查，密切关注自己的状况，如果确认阳性，及时向学校报告。在结果出来之前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

让自己高兴的同时，也担心老师和同学们。在那么热烈和和气气的气氛下，看到周围的人摘下口罩，很少有人能毫不放松戒备地选择人群。我认真地想了想，如果我去的话，我会像他们一样从周围热切的眼神中摘下口罩。

这一天晚上，我们宿舍集体为来自爱尔兰的室友A庆祝了25岁生日，7人围坐在蛋糕和蜡烛旁聊天到深夜。当时没人想到。这是我们2021年的最后一次聚会，奥密克戎一步一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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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星期五，我没多想，所以我和两个中国朋友出去了。这是从伦敦坐车去两小时车程的谢菲尔德的期末考试旅行。我们一直戴着口罩，吃饭也尽量去中国饭店，在一家酒店的三人间过夜。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星期六晚上8点多了。

坐了太久的火车，又累又饿，去厨房找吃的，看到同宿舍的哥伦比亚女孩C在N95口罩洗碗，觉得有点奇怪，就乖乖地问了。“你刚从外面回来吗？

我来伦敦不到两个月，第一次看到她戴口罩。

她忧虑地瞥了我一眼，我说她可能没看到群里发来的消息。她和室友D和朋友举行了聚会，现在其他朋友的核酸检测都是阳性的，D也是阳性的。她在检查，等待结果。

我有点懵逼，匆匆安慰了她几句，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已经忘了去厨房拿什么，赶紧回自己房间去了。这似乎是第一次与新冠感染者如此接近和毫无防备。

我住的地方是英国大学宿舍的经典户型。以一楼为单位，我们这层有7个人，每人有12平方米左右的独立房间，房间里有洗手间。厨房和餐厅是公用的。这层的最后一个房间大约有15-20平方米，厨师长连接、烹饪设备齐全，还有一张餐桌。

老实说，我喜欢这样的大学宿舍。一个比拥有独立厨师的户型便宜得多，可以节省很多银子。第二，可以和室友交流，所以人气很高。平时经常在厨房见面，一起做饭吃饭，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总能找到很多话题。

近两个月来，我已经和中国室友B一起准备了两次集体火锅，外国学生对这种“生活就是一切”的中国传统食物非常好奇。他们全神贯注地拿起筷子，从锅里捞出了不打滑的鱼丸和宽粉，我和小B伤心了。

到了这个宿舍，遇到这样的室友们，我必须承认，我没有体验到第一次到达异乡的孤独和凄凉。

但是，这种半开放的格局没有想到会创造出病毒在内部传播的机会。问了同一宿舍区的其他3名中国同学，他们所在的楼层也出现了2个以上的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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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是，室友C很快接受了她的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英国长大的第一个阳性D，巴勒斯坦人，中东面孔的姑娘，英语是纯正的伦敦音，人们非常热情和直白。 这时，刚过完生日的爱尔兰女学生A君已经坐飞机回家了，宿舍里还剩6个。

2:4。

奥密克戎正在伦敦扩散。虽然感觉到病毒在慢慢逼近，却从来没有想过会离我这么近。在心底也很感谢舍友们，她们都是第一时间坦诚告知大家，让其他人有时间和机会选择如何应对。

后来，我从同学那里得知，不是每个感染者都具备这样的责任感。有几个同学的舍友，新冠肺炎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不去做检测，也不自我隔离，甚至刻意隐瞒，说自己剧烈咳嗽、持续发烧是因为咽炎。

看来，对抗新冠肺炎，决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感。

我也第一时间把情况告知了跟我一起旅行的朋友，让她们最好去做个检测。一个朋友发来“抱头苦笑”的表情，说她也刚刚得知自己的老师“阳性”了，本周上课，她就坐在第二排；另一个朋友在伦敦的近郊哈罗，他们的宿舍区一周前已经出现病例，封锁了几层楼。

带着点犹疑，我跟国内亲友半吐半露，大致说了一下宿舍里的情况，大家都很吃惊。如果在国内，集中出现这么多病例，早就有一整套的介入措施，而我所在的宿舍区，不但没有封楼，连消杀都没有，更奇怪的是，感染者不去医院，竟然在宿舍自我隔离，连我这个密切接触者也可以四处活动！

没错，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ystem，简称NHS）对感染者的要求是必须自我隔离10天，建议在家休息和护理，如果感觉症状严重，可以自己联系医院，但并不强制。同时，NHS的网站上给出了用药建议，如可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药物退烧。

亲友们一片惊慌，有人建议我马上去医院，有人让我搬出宿舍去住酒店，更有甚者，让我赶紧订机票回国。当然，也有的比较镇定，建议我把感冒药吃上，做好防护，保证营养，说熬过这一周，风险就小多了。

本来是去寻求安慰，结果却是我一一安抚了亲友。然后，我从床底拖出行李箱，里面满满一箱是从国内背过来的感冒胶囊，吃了四颗，心里安定不少。一直提醒自己多喝温开水，晚上也不敢再熬夜，怕免疫力降低。

那天，我去附近的大型超市采购食物，看到一位没戴口罩的顾客在入口处被保安拦下。这是来到英国50天后，我第一次看到戴口罩作为一项规定得到强制执行，12月10日英国政府发布进入公共场所须佩戴口罩的公告，仅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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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见到小C戴N95口罩的那晚起，我和隔壁的中国学弟小B再也没有进过厨房和餐厅。通过本宿舍每个人的反应，可以谨慎判断，在6个样本中，2个中国人对新冠病毒的风险是最敏感的。

我的房间离厨房最近。这些天来，每个上午都能听到有人至少10次进出厨房，还能听到小K与已经感染的小C交谈。小K本来就计划一放假就回德国，为什么还不走？如果我是他，一定会尽快离开这个高风险区域，赶紧回家找妈。

听到小C去厨房，我感到一丝欣慰：首先可以判断她症状不重，可以自己准备食物；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她一直在使用公共区域。我和小B沟通过后，觉得现在的厨房，比便利店、超市、餐馆还要危险，决定不再去厨房。我在房间靠一个电饭锅打天下，他则出门买外卖回房间吃。

更让人担忧的事情来了。就在小C检出阳性的第三天，埃及女生小M先是感到不太舒服，然后发烧，接下来就用学校发的新冠检测包测出了阳性。能用敏感性较弱的自测包测出阳性，说明可检测到的病毒量已经很可观了。更可怕的是，小M没有参加小C、小D的那次聚会，不论她是在宿舍为小A庆生时感染的，还是在进出厨房和餐厅时被感染的，我和她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基本在一个等级。也就是说，说不定下一个测出阳性的就是我。

小B听说这个消息，告诉我，他当时差点跟小M一起坐车去做核酸检测，幸好他约的时间早了半小时，先出发了。我想到的是，小M一路搭乘公交车，那些同行的密接者，没有人去找，也不可能找到了。

宿舍的形势变成了3:3。

刷了下社交平台，好多在伦敦的中国人贴出“两道杠”检测试纸照片，讲述自己检测阳性后的经历。我有点不镇定了，虽然看不见，也能感觉到病毒已形成包围之势，它们也许随时在走廊、厨房和餐厅游荡，在门把手、地毯、门缝窥探，伺机进入宿主的身体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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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不住了。毕竟还有3个健康人在宿舍，不能坐以待毙。于是，我给学校和宿舍管理部门都发了邮件，说明了情况，请求他们对已感染和未感染的同学都给予帮助，比如区分公共区域、定期消杀、为感染者提供食物等，避免发生交叉感染。

不到一个小时，就收到了宿舍管理部门的回复。邮件很简短，建议我自行跟舍友沟通，区分各自使用厨房和餐厅的时间。关于消杀，建议每个人使用完厨房都要自行全面消毒。

这个回复看起来没毛病，好像还充分尊重和信任个人的行为能力和道德水平。

错愕之后，我又去查看NHS关于隔离的规定。规定要求，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在隔离期间，不能去工作场所、学校、公共场所；不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能外出购买食物和药品，只能在网上预定，或者找人帮忙买了带回；要尽可能避免与一起居住者的所有接触。

这个规定对于住在宿舍的学生来说，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宿舍内部不允许外卖和快递进入，只能放到前台。我记得自己初到伦敦自我隔离时，为了遵守隔离规定，询问前台能不能把外卖送到我的房间门口，前台的回复是，在工作人员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帮我放在房间门口。事实证明，每次都是我自行去前台取回。

NHS网站提供了一个电话，感染者可以打电话寻求志愿者的帮助，但我没有看到身边的人使用过这一服务。对于感染者来说，食物由谁来买、谁来送、如何加热，垃圾如何处理，这些具体却关系重大的事情，还悬而未决。

有一天，宿舍里最后一个感染（希望如此）的小M来敲我的房门，我开门后她马上退到两米开外。原来她要去厨房，忘带自己房间的门卡，回不去了。按照隔离规定，她不能离开这一层楼。我跑到前台帮她办了卡，以无接触方式递给了她。她的门口放了一个超市塑料袋，我没有询问这些东西是如何买到的，这个过程一定不容易。当缺乏完善的政策设计和社会支持，感染者需要自行协调很多事情，个人承担的成本、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

这已是小M自测阳性的第三天，她看起来很憔悴，只是简单告诉我，症状在缓解，但还是很累。万幸的是，我迄今感染的3个舍友都属于轻症，她们没有住院治疗，也许是因为年轻，加上生性乐观，没有因为感染而萎靡不振。我已经能听到小C踩着高跟鞋走出房门，在通向厨房的走廊里中气十足地打电话了。

希望3个姑娘都快点好起来。

这些天里，每天我都跟小B交换一下信息，看看我们这层有没有新增。我们开玩笑说，这一层一周的新增病例，比国内一个省都多。

12月17日下午（北京时间的晚上），我和好多中国留学生在“云上”欣赏了英国流行乐组合“西城男孩”面向中国歌迷举行的线上直播演唱会。当他们用中文唱起《平凡之路》，我对北京的思念瞬间控制不住了。他们所处的位置，就在距离我6英里的地方。

有同学在微信群里说，宿舍的网速太卡了，到了2022年，“拼了命”也要去看现场演唱会。

大家都说，换个好点的Wi-Fi路由器吧，拼命还是算了！

张岚心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12月22日 06 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