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小季京老师开着学书回到了倒闭，已经五周年了。不做院士研究，加上孤陋寡闻，5年前11月11日小老师去世的消息让我惊愕不已，但我知道这个噩耗，我知道已经很晚了。看了4岁同党网站，举行了关于社科院历史的追悼会，我才知道当时非常遗憾。所以祭典内心无法崇敬的小老师，现在要写一些文章来表达我的思念。

其实我和老师没有很深的交情。研究生期间读过肖老师的院士论著作，撰写《宋夏关系史》也参考过肖老师关于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方法。但是对老师的理解是，1995年，七侠公司应邀参加了客座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讲座，1994年从国立新加坡大学辞职返回台湾的肖老师的教职。小老师说，退休年龄不到，退休了，一次只能领取100万美元的养老金。那时候一百万美元对拿3500元工资的我来说是天文数字。不久，1997年在广州参加宋元国际研讨会，见到了小老师，没想到小老师的脸显得特别年轻。老师是1937年生的，1997年已经是漫画甲，但看起来像不惑之年，差不多一米九的粗壮身材，显得格外帅气优雅。我记得那天在陈鹤林老师的房间里，刚刚认识我的陈老师把我介绍给肖老师。那时39岁的我刚担任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长，但两位前辈给了我很高的礼遇和护理。我送给肖老师《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本书，老师送给我一篇署名文章，《画书型地图》真的让我紧张了一段时间。读十几岁鲁迅的《两地书》，我知道长辈称后辈题目为“哥哥”是一个礼貌谦逊的词，但面对国际院士的大权，我有点受宠若惊。会议期间，我专门拜访了肖老师的房间，老师风趣幽默，睿智温柔，和他说话总是很开心。老师对我发给他的书很感兴趣，问宋代有那么多文人雅客喜欢喝酒吗？宋代饮酒风气很盛行，酒风俗也很丰富，为什么除了酒世和财经关系之外，不使用宋代酒文化？我回答说：让七侠史只关注经济史的观点，以后有机会再写。但是20年过去了，我还没有补写，感到很惭愧。那时候正是年轻气盛，酒量最好的时候，遇到了会议主持人张治凡老师的好酒，在会议上喝了几次酒。特别是会议闭幕后的聚餐，我和肖老师、戴仁柱(Richard L. Davis)、汤开健等老师坐在餐桌上，这使我知道肖老师喜欢喝酒，量也很好。那天真的是豪饮，喝了很多会议准备的固定公主，喝完固定公共也不开心。戴仁珠教授对我们用碗喝的饮料感到非常惊讶。喝起来怎么像喝水一样？酒席散了以后，汤开健请肖老师和我去他的新家喝茶聊天，参观他的书房。我要坐23点的返程火车，才和肖老师和汤开健匆匆告别。

再见，肖老师已经2009年了。2009年秋，应徐红老师的邀请，邀请了台湾东吴大学客座讲座一个学期。在舞台上和肖老师见过两次面，都在宋史座谈会上。宋史座谈会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初，每年出版一集《宋史研究集》，截至2006年出版36集，是台湾宋史研究的标志性学术团体。台湾宋史座谈会主持人、台湾大学教授王德让老师邀请我演讲，11月8日下午，第174届宋史座谈会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会议室举行。那天来听演讲的台湾宋词界的老师达30多人，王德老师告诉我，最近五六年来座谈会的出席人数最多。我能记住名字的有：王德毅、萧秀庆、刘立言、黄繁光、赵珍奇、黄敏智、韩汉华、刘相光、张义彬、李天明、方振华、林黄达、刘新勋、吴雅静、陈少阳、肖老师3“华西来了。我来听一下大陆宋史研究。另外，我们也可以喝两杯。”听了老师的话，感动了。肖老师因病伤了身体，但风度不再帅气，但和12年前一样潇洒睿智。我说的主题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宋代历史地位研究的几个问题的评论”。演讲前，我特别抱歉。我的PPT不是繁体中文，而是简体中文。肖老师幽默地说。“放心，我们不使用简体，但我们知道阅读简体的水平低于你们学生知道繁体的水平。”肖老师的话让我舒服了一些，那天我说得比较自由。说完后进入讨论阶段，肖老师问为什么大陆对日本学界的宋代近世一直持排斥态度，我回答说不能排除。主要原因是大陆意识形态比较浓厚。五种社会形态划分说宋代是封建社会的下行阶段，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发生很大变化。肖老师还问你现在和黄时鉴老师还在打笔墨官司吗？老师这么问，我一时糊涂。肖老师提醒我，《宋史研究通讯》不是有你的文章《徐规老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吗？现在才知道，小老师说的是黄时鉴老师认为苏州始于元朝的观点有点异议。我没有回答小老师的问题，直接问了老师。那你支持谁的观点，老师笑着什么也不说。座谈会结束后，王德老师请大家吃晚饭。王老师带了一瓶58度1000毫升的金门高粱酒，但很快就喝完了。这时王德老师问我要不要再买一瓶。肖老师笑着说“不”。我知道来一瓶华西肯定不够。我提前准备好了。说像巫术一样拿出了60瓶。当小老师的学生陈小阳把老师送回住处时，老师说有机会再聚一聚。

前排从左至右：萧启庆、王德毅、黄繁光；后排从左至右：刘祥光、方震华、雷家圣、李华瑞、李天鸣、陈昭扬、洪可均。

12月20日星期日下午，宋史座谈会举行第175次座谈，仍然是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会议室，由王德毅先生主持。讲演人是浙江大学的黄时鉴先生。黄先生当时在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学，黄先生讲的题目是《元代缠足新考与马可波罗未记缠足问题》，来听讲座的有近20人，我再次见到萧先生。黄先生开场前说他的文章涉及元人文集，而全世界对元代文集最熟悉而他又最佩服的有两人，一是大陆的陈高华先生，一是台湾的萧先生，所以特别希望借此机会听到萧先生对他文章的批评意见。黄先生由南宋末黄昇墓有记述缠足及图形，对元代和马可波罗游记缺少缠足问题记载进行考述。报告完后，进入讨论阶段，就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和宋元时期的缠足问题展开讨论，黄先生说质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问题是从19世纪后期以来就存在。西方人基本都持怀疑态度，而中国学者则坚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萧先生不同意大陆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缺载史实是与他接触的多是色目人的观点，实际上，当时并没有严格的界限。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二十年，不是一个普通商人，而是有更广泛的接触。这次会议结束后仍然是由王德毅先生请大家聚餐，不过这次聚餐跟上次不一样，由于黄先生的太太患有阿尔茨海默病（AD），黄先生和太太只吃了不多的饭，滴酒未沾就匆匆返回清华大学。12月下旬台北的天气已比较清冷，对心脏病很不利，所以大家担心萧先生的身体，但是萧先生依然酒兴甚浓，坚持喝完一瓶金门高粱，才同意返回府上。我和陈昭扬一同送先生，到了先生府上的楼下，先生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小酌，我也说希望先生能到大陆来，如果先生愿意我可以请先生到敝校讲学，我们也可在京城小酌。萧先生不无遗憾地说，恐怕我的身体已经不起往返两岸了，还是你来台北吧，台北的气候多宜人。说完先生便转身走向楼门，望着先生踽踽而行的背影，不免有点怅然，默默祝先生健康长寿。这竟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三年后先生发病遽归道山。虽然先生走了，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先生安息。

2017年9月22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