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的女人——第1749期）

1960年4月的一天，北京市李广桥南街3号院内，一个男人在家烧钱。烧完后，他把纸灰倒进了胡同口的垃圾桶。不久一个捡垃圾的人在这堆纸灰里捡到了一些没有烧尽的人民币残余，那人烧得不是冥币，而是真正的人民币！很快，那个烧钱的男人被捕。原来他就是伪造周总理签名，骗走银行20万巨款的犯罪嫌疑人！在那个时代，20万元可是一笔巨款，其购买力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万，甚至上亿。那么此人是谁？究竟有什么神通，居然敢伪造周总理的签名骗走这么多钱？其结局如何？

（一）空降的总理来信

1960年3月18日下午5点30分。

由于特殊原因，银行下班比一般单位要早一点。此时位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在整理资料准备下班。这时一个穿着灰色呢子大衣、瘦高个的陌生男子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还没等工作人员询问，对方便说：

“你好，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来给行长送个急件。”

说完，来人便递过来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说：“请签收一下。”工作人员一看是国务院的信，不敢怠慢，连忙在指定位置上签了名。然后来人收起了发文本，从容地离开了。

既是“急件”，工作人员更不敢耽误，立即把信交给了行长秘书。女秘书见信封上写着：“速送，限5点40分送到”，还有“行长亲启”字样。但此时行长不在，数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几位行长都带上局长分头到外地开会或搞调研去了。怎么办？秘书意识到，既然是国务院发来的急件，必有急事，于是来不及同行长联系（那时又没有手机，联系当然不方便），于是便拆开了信件。是一件公函，只见上面写道——

总理：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落款是，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公函左侧的空白处，有一行竖写的大字：“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右下方落款是：“周恩来”。

看着这封带有“主席”和“总理”字样的函件，尤其是看到总理那熟悉的字迹，行长秘书感到事情的严肃性。另外，她还看到了信纸右下角的几行字：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旧票（2）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些。七时必送到民族饭店交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看了信的内容，秘书有一些疑惑，因为按正常程序，国务院需要资金应该通过财政部拨款的，不应该直接让银行弄钱吧。但她不止一次见过周总理的签名，对周总理的字迹太熟悉了，绝对不会有问题。再说，她一看表，离要求的7点送到就差1个小时了，如果先请示行长再做决定，会耽误大事，于是她便自作主张，给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局拨了电话：“喂，发行局吗？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要旧钞！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当对方提出要正式手续时，秘书说让对方先准备钱，过一会儿让总行计划研究局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打完电话，秘书便拿着那封“急件”，找到在行里主持工作的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并说明了情况。王副局长也感到一丝疑惑：“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还必须用旧钞？”

可此时，一个电话打来了。王副局长拿起了听筒。果然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询问拨款事宜的。那时候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对方是谁，全靠对方自报家门。由于电话打得十分“及时”，王副局长没有丝毫疑虑，于是立即拨通货币发行局，让对方务必以最快的速度准备20万现金，晚上7点准时送到民族饭店。

（二）20万巨款飞了

当时货币发行局也没有现成的20万现金，于是他们直接驱车到人行北京分行金库，提了20万旧钞，装了整整两大麻袋，由朱科长带领两个员工，匆匆直奔民族饭店而去。

他们抬着麻袋到饭店大厅时，正好是7点，时间掐得不错。此时朱科长他们已经是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了。如果搁现在，20万现金一个小书包就解决了，而那时可不然，市面上流通的还都是几分几毛的钱，国营粮店供应的大米才1毛钱1斤，1斤猪肉也才六七毛钱，十元就是最大面值的钞票了，平常市面上还不多见，20万你想想啥概念？当时因为要得急，10元的票子不够，还搭配了一些2元和5元等零钞，因此总重有200斤左右，想搬动它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时间太仓促，他们也是着急得很。

当朱科长向服务台询问谁是赵全一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站起一个人。他身穿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头戴军式黑呢帽子，一本正经地走近服务台答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朱科长同他握了握手说：“你好，我们没有耽误事吧。”

赵全一说：“不错，挺准时嘛！”于是拿出了介绍信。

朱科长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二十万元整……”落款处还盖着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章。

于是朱科长就放心地把两只麻袋交给了对方，并且让对方打个收条。赵全一就从自己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道：“赵全一收到人民银行送来¥贰拾万”。朱科长一看对方写得还挺正规，币值是大写，而且前面还带了个红色的“¥”，于是更加放心了。

事情办得顺利的，总行的王副局长挺满意，只是不知道这20万现金如何入账。但转念一想，既是敬爱的周总理让办的事，总不会错，领导总会有办法的。数日后，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回京，听了王副局长汇报拨款之事，也表示满意，于是就耐心等待总理办公室回话。然而，王副局长左等右等，连续等了六天，国务院都没有动静，他心里就有点发虚，于是直接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电话。

结果对方接到电话说，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王副局长的心直接到了冰点，头上的冷汗也刷地流了下来。他赶紧把那天收到的国务院来信送到总理办公室，结果经检查后，那封信是伪造的！上面的“周恩来”签名全是别人模仿的！

这下王副局长彻底懵了，整个人民银行都震惊了，这可是一个惊天大案！后来证实这是建国十多年来最大的诈骗案。

周恩来剧照

周总理得知有人伪造他的签名骗走了20万巨款后，十分吃惊。1960年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十分困难，20万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总理极为震怒，亲自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打电话指示，限期破案！

谢富治

（三）罪犯究竟是谁？

公安部岂敢怠慢，于是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始行动。

当时可谓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公安局按银行当事人的描述，将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绘制成图，在北京城到处张贴，发动群众共同来完成对这起案子的破获。但当时的北京已经有700万市民，想找到一个人不啻是大海捞针。况且，诈骗犯是不是已经逃出北京，也很难说，毕竟事发6天后才被发觉的。

于是侦查人员只得从犯罪物证入手。他们拿来了当时犯罪分子用的信函，还有就是赵全一收款时打的收条。

信函上模仿总理的签名，一般人看不出来，但专业人员很快就鉴定出是假的。而信封确实是国务院专用的，没有毛病；只是，那是个用过的旧信封，信封上有涂改后写上的“行长亲启”字样。再看公章，是用蜡纸染刻后再沾上红油印上的。其实信封上涂改的痕迹和伪造的公章都不算太专业，只是当时银行的工作人员没有太注意。

再看赵全一的收条。上面的签名“赵全一”细看，“全”字像是“金”字的通常写法。这个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说不定犯罪分子的名字中带有一个“金”字，他平常写习惯了，把“全”字写得像“金”字了。

然而，名字带“金”字的人太多了，想从这里切入，也是希望极小。再研究收条的纸张。这张纸是在赵全一的黑皮笔记本上撕下的，但这种黑皮笔记本当时销量很多，也很难查出犯罪分子是从哪里买的。仍然无从下手。

于是又在信函的纸张上找线索。因为那种15格的稿纸是机关内部用纸，在市面上没有。但问题是，这种稿纸上并没有写明是那个单位的专用稿纸，而北京城内有数百个机关单位，还是不好寻找出处。

不好找也得找。侦查人员来到了国务院档案室，那里存放着各个机关单位呈报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的用纸，应该能找到线索。于是专案组派了数十人到国务院档案室，在那些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翻越查寻。

经过一番辛苦查找，终于找到了一份对外贸易部送给国务院的报告材料，所用的纸张跟犯罪嫌疑人用的纸张完全一样！这下，便基本锁定了犯罪分子所用纸张的出处，也基本锁定了犯罪分子的工作单位，很可能就是外贸部的！

专案组迅速来到外贸部，到那一看，外贸部果然都是用的这种稿纸。但犯罪嫌疑人究竟是谁呢？因为经查实，贸易部并没有叫赵全一的人。赵全一是假名无疑。再看那张收条，专案组的刘文科长发现，犯罪嫌疑人在“贰拾万”前面加了个红色的“¥”，这种写法并不多见，如果能找到有如此写法习惯的人，就好办了。

然而，刘文科长翻了好几份材料，上面都出现了“¥”字样，具体是谁，还是不好确定。不过此时，发现了一个情况，坐实了作案者就是外贸部的。专案组查出了那个作案用的信封，原来是一次国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过的，后来不知被谁拿走了。然而，拿走这个信封又是谁呢？

这时一个重要线索出现了。

（四）一个玩笑引蛇出洞了

这天，一个电车售票员反映了一个情况。她说她在电车上注意到一个乘客的长相、身高跟公安局公布的犯罪嫌疑人比较相似，而且此人表现很可疑，他坐在一边一直低着头不敢往别处看，似乎在掩饰自己，在回避着什么。并且售票员说，她一直盯着他，最终发现他下车后走进了外贸部！

于是外贸部开始行动，在本单位进行排查。此时，又一个重要信息出现。

外贸部有一个叫董林的，他居然用一个玩笑引蛇出洞了。前几天，董林和办公室的同事们聊天时谈到这起惊天诈骗案，大家说到一个情况，即犯罪嫌疑人的眼睛比较小。而他们办公室有个叫王倬的人眼睛也比较小。于是董林就开玩笑说：“老王，你的眼睛可不算大啊，呵呵。”

这本来是个无意中的玩笑，但王倬听了却反应极为敏感，他居然立马站起来，红着脸，气冲冲地拉着董林的手说：“小董，你这是诬陷好人！走，咱们去找领导评评理去！”董林也感到吃惊，不就一句玩笑，至于嘛。俩人差点闹翻，后来在同事们劝解下，二人才平息下来。

不过这件事过后，董林还真怀疑起王倬起来，难道他是做贼心虚不成？他开始对王倬进行仔细观察。结果，董林还真觉得王倬最近表现不正常。他老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平常他业务挺熟练的，可这几天他统计个数字，填个表格之类的老出错，别人说到10万20万这些数字时，王倬也表现得很紧张的样子。这可不是他的一贯风格啊。于是董林越发疑心了。另外，董林还发现，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真的这么巧吗？

经过董林反映后，专案组基本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他就是王倬。于是他们又开始暗中鉴定王倬的字迹。结果发现，他的字迹同模仿周恩来的字迹有相似的特征。因为每个人写字都有些习惯，某些暗含的特征普通人不容易看出来，但经过特殊的仪器还是能鉴别出来的。不管是伪造周总理的签名，还是后来收条上的字迹，细看都有一定相似的特征，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所为。而且，那天到银行送信的跟后来收钱的人外貌特征也比较一致，都是瘦高个。

而王倬也是瘦高个，其相貌特征跟那个“赵全一”非常相似！因此专案组确认，犯罪嫌疑人就是王倬。于是，抓捕行动开始了。

就在专案组进行调查之时，王倬也开始行动了，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王倬也是做贼心虚，恐怕事情败露，便开始在家销赃，就是焚烧人民币。但是，谁让他当初太贪心，骗了那么多，好家伙，整整两大麻袋，这烧起来也不是一半天能烧完的。因为纸币都是一捆捆扎在一起的，很瓷实，可不是像烧废纸那么容易。于是他只能慢慢烧，拆开一堆，弄散了，再烧。烧完，再拆开一堆。而且王倬在烧钱时，也是下手不狠，真是舍不得！这么多钱，来得不容易啊，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如今再一捆一捆烧掉，也是心疼得不行。但没有办法，保命要紧，只得烧钱，只要把钱烧完，没有罪证，小命也就能保住了，他想。

于是只得烧钱……

但钱跟废纸不一样，那个东西印刷得比较好，烧起来有一股浓浓的焦油味道。如果是假钱，比如冥币，则不会闻到这种味道。因此王倬烧钱还真不敢一次烧太多。即便如此，这股刺鼻的味道还是引起了别人的联想。其实那天那个捡垃圾的就是公安局派来的人，他们当时已经严重怀疑王倬了，因此派人来探底。

结果，公安人员真的在垃圾桶里烧钱留下的灰烬中，找到了一些人民币残留！这下，铁证如山了。

事不宜迟。1960年4月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果断下令，立即逮捕王倬！

（五）落网

这日半夜零点左右，夜深人静之时，警察出动。一个侦查员跳进王倬家的院子，打开门，大家进了院子。

当时王倬还在睡大觉，指不定还在做发财大梦呢，就一把被拉出了被窝……

王倬被抓后，死不承认。于是大家开始搜查，找那笔巨款。结果在王倬家发现了一堆碎布，这正是作案那天王倬穿的呢子大衣。侦查员还在王倬的母亲屋里搜出了两个麻袋，这也正是那天装钱的麻袋。可他们翻遍了整个屋子，却不见人民币。难道被王倬全烧了吗？不可能。一是，他不可能烧得那么快；二是，他不可能忍痛完全烧光，肯定要留些钱花。于是接着搜查。

一直到天快亮时，公安人员终于在厨房炉子下的煤灰里挖出了一些钱，但量很小，就几捆。于是接着找，肯定还有大量现金藏在某个地方。于是大家用铁锨、䦆头在院子里挖。可挖了半天，一分钱也没找到。

最后领队的刘汉臣处长把眼光落到了墙角放的一大堆蜂窝煤上。于是大家把蜂窝煤一层层搬开找，但还是没有什么发现。一直搬完最后一层，他们惊喜地发现地下有一些新鲜的黄土。挖开黄土，下面露出了一块苫布。揭开苫布，里面竟然全是一捆一捆的人民币！后来，经清点，总共为19万多，还差8000多元，自然是被王倬烧掉了。

铁证如山！王倬再也无法抵赖了。

那么王倬究竟是何人，竟然如此大胆，敢伪造周总理的签名作案？

原来此人原名王连升，还有个笔名叫金维（怪不得他会把“全”字写的像“金”字），辽宁省辽阳人，1924年出生。此人自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17岁时参加过“三青团”，后来还加入过青帮。不过他也绝对是个聪明人，学习成不错，曾考入东北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后，在北平（北京）特刑庭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

1949年4月，王倬又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同年8月，他又去参了军，被分配到了陕西。但他因吃不了部队的苦，于1950年2月开小差逃回北京。1951年，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大学学历，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因为业务出色，1952年9月，王倬又被调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后任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

本来王倬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在当时也算是混得不错，无奈此人太贪心，不满足于每个月的几十块钱工资（其实那时他的工资已经算高的了），总想着发大财，于是就开始想歪招。开始他倒腾过银元，甚至还鼓捣过“永动机”（玩永动机的基本都是痴心妄想，比如国民党高级军官黄维在狱中就鼓捣过这玩意）。不过干这些王倬都没有弄到多少钱，他想快速发笔大财，于是就打上了银行的注意。不过，抢银行向来风险比较大，没有武器是不行的。武的不行，来文的，于是他就开动脑筋，研究起了诈骗术。

想当年，王倬在陕西当兵，就是伪造了个路条跑回北京的，后来他还伪造过介绍信，都成功了。王倬所在单位，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批示，他见过不少周总理的签名，于是他就打上了总理的注意。他这人聪明，学啥都快，他便开始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临摹总理的字迹。时间长了，居然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接着他又开始伪造公章。他从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蜡纸、印泥等，就开始干了。后来，他又在外贸部里想办法弄到一个用过的国务院专用的旧信封，于是一个罪恶的行动开始了。

在外贸部工作的王倬信息很灵，当时他正好发现一个消息，说是西藏要举行一次活佛讲经会，他意识到当时国家的宗教政策，绝对会支持这个活动，于是灵机一动，便想拿这个搞事情了。

几年前，王倬有个叫王国昌的朋友来北京找他，他为让王国昌在北京多住几日，还到派出所给这个铁哥们儿报了临时户口，使用的名字叫“赵全一”。后来他便用这个名字作案了……

话说那天，王倬在民族饭店接到20万巨款后，却像老鼠掉进米缸里——又喜又愁。怎么把这么多钱带走，这是个问题。两大麻袋啊，死沉死沉，有200斤左右，抗也扛不动。那时候可不是现在，大街上随便找辆出租车就解决了。离公交站也太远，200斤真扛不了。雇一辆三轮吧，恐怕露馅，骑三轮的一般比较热情，会帮他抬麻袋，这样，八成会发现他麻袋里的东西。还是自己带吧。

于是王倬把麻袋拉到饭店的一个角落。当时饭店里也没什么人，再说麻袋不透明，从外面也看不出来里面装的是什么，估计不爱读书的服务员还以为里面装的是破书呢。然后王倬去车棚把自己的自行车推过来，用根细绳子把两个麻袋口对口扎紧，架到车座上。一切停当后，王倬便呼哧呼哧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北京比较大，再说自行车载重量太大，王倬在路上一直走了1小时40分钟分钟才到家。当时他的妻子已经长期不在家了，有人说可能是离婚了，就他一个六七十岁老娘和十来岁的小孩在家。老娘还以为他去买萝卜什么的，买这么多干嘛，太浪费了。王倬说，不是买菜，我去银行借俩钱。待他说明情况后，老娘吓得要死，让他把钱赶紧送回去。他说，送回去不是找死！于是就没有悬崖勒马。但他把钱藏在家里，也不敢花，整天提心吊胆的。最终，一分钱没花出去，命没了。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从公安局立案开始，直到王倬被抓获归案，共用了10天。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死刑，执行枪决。一个36岁的生命就这样交代了。

结语：王倬虽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了代价，但他留给世人的教训是深刻的。

其一，1960年是国家处在最困难的自然灾害时期，全国许多人都处在饥饿之中，20万巨款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你知道这笔钱能救活多少人吗？而王倬却想据为己有，简直太没有家国意识、爱国情怀了。

其二，为人不能太贪，当时王倬在外贸部工作，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工作了，搁现在你试试看，削尖脑袋你能不能进去上班？为人要知足常乐；

其三，为人不要太玩小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啊，你练几天写字，就能冒充周总理来发号施令？一个人同多人斗，同社会斗，注定是要失败的。

其四，看问题要长远。男子汉大丈夫，为人夫、为人父，干什么都要想想自己的家人。王倬当时还有一个老娘，一个未成年小孩，你俩眼一闭去找阎王爷潇洒去了，让你老娘、让小儿咋办？他们将如何生活？事实上，王倬伏法后，他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也因包庇罪犯而被判15年徒刑，真的好可怜；而更加令人痛心的是王倬的未成年儿子，母亲失踪，父亲被枪毙，祖母进监狱，从今后他将怎么生活呢？因此凡事要留有余地，不可做绝。在你要把自己交代之时，请思考一下白居易这句诗：

他时万一要交代，留取甘棠三两枝……

（文/说历史的女人·濯雪）

参考资料：《王倬冒用周总理签字诈骗案始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