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说]

作者：金信(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面对杨传宁老师的100岁寿辰，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我知道的杨振宁》。这本书的作者是南开大学的Galmelim院士，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见到了杨老师，80年代多次去美国跟随杨老师进行物理学研究，在杨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创立了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共同培养了博士研究生。与杨老师交往40多年来，葛元史积累了数百封通信、邮件、一千多张照片、大量文件和报纸文章等，确保了《我知道的杨振宁》本书的丰富内容和真实性。与此同时，作为物理学科学家、生活中与杨老师接触最多的朋友，葛院士给这本书注入了精湛的专业眼光和难得的日常视角。通过他的眼神和回忆，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精神、成就、热情和体面的“真人”杨传宁。通过书中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真实地记录了两位物理学家的经验和交往，从特定角度写了物理学学科历史和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史。

《我知道的杨振宁》葛梅林口述及陈信整理商务印书馆照片审查《我知道的杨振宁》

"杨老师为祖国做了很多事，但他自己不想说。"

美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回国访问的顶尖科学家，晚年放弃了杨传宁国籍，回到清华任教，爱国始终是其精神基础。伽梅林说：“杨老师为祖国做了很多事，但他自己不想说。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想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爱国精神。”从设立交流基金到支持中国学者海外学术交流，再到介绍国内学者的优秀成果，扩大中国物理学的国际影响。从创办南开理论物理研究所、在清华古代学院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到审查三个科学技术奖励基金、亲力亲为，组织国际学术会议，推进中国物理学国际化，到全国各地讲课，激励青年学生，为祖国的科研、教育事业做出贡献，贯穿杨传宁一生，成为《我知道的杨振宁》册的思想主线。

有趣的是，格梅林不仅记录了杨传宁对祖国的贡献，而且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和证人，将自己记忆中的许多细节和片段融入原稿中，使书中内容更加充实，使杨传宁爱国精神更加生动逼真。

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在杨传宁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南开、全国、世界展望》的发展方针确立后，组织了世界一流学者到研究室交流、短期任教和许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这些人都不能离开杨老师的全力支持。加尔梅林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举行的“理论物理学中的群论方法”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邀请了250多名国际学者，这也是南开理论物理学研究室首次举行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杨老师不仅为这次会议确定议程，邀请国际一流学者参加会议，还在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他让自己的秘书、举办国际会议经验丰富的黄美芳早早参加了南开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为会议捐赠了电脑、打印机和茶休的咖啡机。杨老师仔细思考会场窗帘的同时，还特别提醒窗帘的遮光度，确保会场有合适的光线。杨老师还要求统一外国专家和国内专家的伙食费补贴，自己筹集，补贴差额。会议经费按面值分成几捆，其中有20美元的小面值。因为杨老师害怕在国内换美元不方便，小额面值使用方便。如果不是Greemelin的体验者，很难将放置咖啡机、调整窗帘、将经费变成美元零纸币的小事与杨传宁诺贝尔奖获得者联系起来。但是为国家出力，为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工作，他想的是这么细心，这么周到。

1987年，杨传宁老师(右)和南开大学合影。照片在《我知道的杨振宁》上选择

“做研究的时候，杨老师强调‘比笨拙巧妙，不如朴雨华’。”

葛梅林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多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杨传宁物理学研究自然更加精细，这也成为《我知道的杨振宁》的一大看点。

“杨-米尔斯”场、“杨-巴克斯特”方程是杨传宁最好的研究成果，格梅林不仅从物理学发展的角度介绍了这些成果的重要价值，还通过他听到的最好学者的评价、本国际会议上对杨传宁的高规格礼遇，非常直观地展示了杨传宁国际影响，丰富了普通读者对杨传宁物理学成果的认识。

与专业物理学成果相比，Gremelin更多地谈到了杨传宁对科学研究的态度。书中的一幅插图是杨传宁送给他的碑文。"我宁可笨拙，也不愿朴雨华。"伽梅林认为，这八个字最能反映杨传宁丘进和务实的科研态度。

学术界认为杨传宁很好地掌握了物理学的发展趋势，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就向南开大学理论物理学研究室提出未来期间的研究方向和组织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在他的指导下理论室也很好

的成绩。葛墨林认为，杨振宁能准确预测物理学发展趋势，不仅源自对物理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更来自他求真务实的科研态度。据葛墨林回忆，每当大家有好的想法或者新的问题需要请教杨先生，就会和他约着见面交流，讨论中杨先生往往是先认真听大家的发言，随后就让大家到他的研究室找他的演算记录，原来很多新想法新问题他早都认真思考、演算过。很多人只看到杨振宁取得成绩的一刻，以为只是因为他的天分，其实那些预测和成绩来自他不停地思考和反复的演算。一屋子码放整齐的演算记录与伟大的科研成绩，很好地诠释了科学家求真路上“拙”和“朴”的力量。

杨振宁做物理很务实，葛墨林举了一个杨先生晚年的例子。近年来，随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实验发现了希格斯（Higgs）粒子，中国也出现了建设更高能量加速器、争取发现更多新粒子的声音。对此，杨振宁是反对的。他认为，高能物理已不再是朝阳学科，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现希格斯粒子花了上百亿欧元，中国不宜把钱花在这个领域。他提倡高能物理向国家实际需要的方面发展。这个想法，他曾与我国加速器创始人之一的方守贤院士有过多次深谈，后来方守贤领导建成了基于布拉格散射原理的治疗癌症的质子加速器。杨先生以97岁的高龄，亲自去散裂中子源建成的地下实验室参观，称赞它将成为国家利器。可见，杨振宁做科研，不盲目求新求大，他主张将有限的国家财力和科研人员的精力优先投入国家发展需要的方向。这是一种务实的科研精神。

杨振宁先生给葛墨林的题字图片选自《我知道的杨振宁》

“杨先生帮助过太多人，而且是真心的、不求回报的”

在《我知道的杨振宁》一书的序言中，葛墨林说，“我是一个从事物理教学、研究的教师，没有什么背景，研究水平也不算高，却深受杨先生的恩惠，而杨先生一向施恩不图报，其实杨先生还关怀帮助过很多有才干的能人，他们的回忆录中一定都会有对杨先生的回忆”。这段话道出了葛墨林要出版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总结出杨振宁真诚交往、乐于助人的品质。葛墨林书中回忆了很多受杨振宁帮助的事例：比如，帮他联系赴美，在石溪期间给予他学业、生活等多方面的支持，在重要的职业节点给予他指点和提携……其中很多细节是非常感人的。

帮助北京大学高崇寿在美补办医疗保险；为身患重病的好友邓稼先寻找最新抗癌药；替被蒙骗的王淦昌在海外媒体发声以正视听；支持经历坎坷的杨建邺写书并给予鼓励……葛墨林在书中还记录了很多自己亲见的杨振宁助人的事迹。这些人里有杨振宁的好友，有他敬重的学界前辈，也有后结识的晚辈和本不相识的普通人。无论什么人，与自己是什么关系，只要杨振宁知道他们做有意义的事而遇到困难，都会主动施以援手，过后自己绝不再提，更不求任何回报。所以，书中记录的很多事、很多细节都是首次公之于众，这些内容无疑会使我们眼中的杨振宁更立体、更丰满。

“杨先生就读于西南联大，人文素养方面是很高的”

杨振宁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但他的童年在清华园度过，后又就读西南联大，受到过很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勤于学习，有着很高的人文素养。葛墨林对此深有体会，在《我知道的杨振宁》中也有很多记述。

杨振宁不善于打理自己的生活，吃穿用都很简单；但简单的物质生活背后，是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喜欢看艺术展、看戏剧演出，喜欢钢琴和音乐。除了这些爱好，杨振宁的文化素养还体现在他的文字上。葛墨林在书中插入了很多杨振宁的信件，无论是写给前辈科学家、后辈新人，还是写给官方媒体、个人挚友，书信的语言都非常得体，既能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也能站在对方的角度谈问题、想办法。准确、得体、真诚，是杨振宁书信的共同点，是其文化素养在语言修辞方面的体现。

书中有一封1997年杨振宁写给西南联大同窗许渊冲的信，当时二人已多年未联系，杨振宁从读到许渊冲《追忆似水年华》和《回忆录》中的段落谈起，再说到希望可以读到全文，最后相约北京见面。以有共同回忆的文章起笔，以认可老同学的作品接续，最后相约见面，既化解了久未联系不知从何说起的尴尬，又迅速建立起同窗的共情，寥寥几笔，智慧和素养都体现出来。

除了联大同窗，杨振宁还与很多知名作家、文化名人有交往。书中收录了一封巴金写给读者郭高岱女士的信，其中谈到“昨天杨振宁先生又来看我，谈得融洽，我把《探索集》送给他。我主张对知识分子多一点关心，多一点爱，他也同意。”与《巴金日记》对照可知，这封信写于1981年，杨振宁借回国机会专程到上海看望正在写作《随想录》的巴金，还带去了两瓶法国葡萄酒作为礼物。杨振宁后来在演讲中曾多次提到现代文学馆、谈到巴金的《家》，也会说到与巴金的这次会面。

葛墨林说，“杨先生就读于西南联大，文化素养方面是很高的”。除了上述这些，本书还记录了很多杨振宁与作家、文化名人的交往和书信唱和，其智慧和文化素养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葛墨林与杨振宁交往40余载，在思想、科研、教育和日常生活方面都有颇多交流，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我知道的杨振宁》，在回忆录中是非常难得的，其中既有深刻的认识，又有细节的感受，既把握住特点，又涵盖多个方面。这些优长汇集一书，呈现出一个“真人”杨振宁。对于杨振宁先生这样一位科学巨人的寿辰，无疑是一份很好的礼物。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2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