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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繁体字签名】《禁书》《金瓶梅》脱敏旅行

时间:2023-02-28 07:18:03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颜色是空的

空着就是颜色

1957年版《金瓶梅词话》份内页

《禁书》《金瓶梅》脱敏旅行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这篇文章被选为2016年10月26日第778号第《中国新闻周刊》期。

“休道快乐的地方,黄昏时流动的光。单击

这是《金瓶梅》第27届“李炳雅窃窃私语玉宪,潘金莲喝醉制作葡萄架”的会后诗。在这次雪中,徐文庆在翡翠轩花园开心地从早晨到太阳色向西走去。(季节。)

这次,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王汝梅称之为“性爱小说的上出场和经典会目”。为了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金瓶梅》的整理和出版过程,81岁的他将收藏的《金瓶梅》的所有版本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整齐地放在客厅桌子上。在三大版本系统中,他亲自督促并参与了《张平本》和《崇祯本》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印刷。

“万人社会比较开放。特别是文人不回避这件事,而是通过写作探索人性,思考人生。”王汝梅说,回马诗比喻徐文庆岳极生悲伤,最终走向死亡。“快乐有节日”是人生的真谛。

但是这次也是现代整理校样中删除最多的。到目前为止,《金瓶梅》也没有完全解禁。

“高招牌”

《金瓶梅》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复印出版源于毛泽东的对话。

1957年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说:“《金瓶梅》可以参考。书中提到:“侮辱女性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都能看到。”

同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浮标“文学古籍间活动”的名义复印了这本书。从省部级干部中发行。

《金瓶梅》有三个主要版本的系统。其中《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单词本,是明朝万年来出的第一部剧本,也称为万历本,没有评论,没有插图。

明崇祯年间出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幅,包含200多幅明代木刻版(雕刻木刻版印刷)插图,被称为绣品(又称崇祯本)。

清江禧年,徐州青年小说理论家张竹波以崇祯本为底本,写下10多万字的评论和注释,《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被称为张平本。

1931年,在北平玻璃厂的一家古籍店购买了10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册,《金瓶梅》被鉴定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剧本。北平图书馆出价950银元,即购买《北投卖书长本》。1933年,江西由马炎集资登记,以“古实小说出版会”的名义复印了104份《新刻金瓶梅词话》份,胡适、鲁迅、郑振镐等人手。解放前,《北斗门藏本》被运到台湾,目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古代丢失的小说出版会”成为了留在大陆的《金瓶梅》最古老的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此为底本,在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复印了2000份原版、船长书订购服、标价40元。全部两封信(书封面)、21卷、第1卷是另配的崇祯本的木版也是200分,之后的20卷是单词本正文。全书保存了底本上的所有文字,共79.2万字,仅针对几个显著的错误和墨水制作了修订版。出版说明文章写道,这本书的复印目的是供古典小说研究者参考。

《金瓶梅词话》的发行对象仅限于副部长、省委副部长以上、高校和科研机构著名政教教授等文化界名人。所有购买者的名字都在书上登记并编号。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编陈顺信以《中国新闻周刊》、《金瓶梅词话》印刷后,派出了多名高级领导人。“毛主席肯定发了。因为毛主席没有读线谱。康生都有。””

陈顺信记得他和住在一个大院里的魏伟、杜峰等几位部队作家请他帮忙买这本书。他专门雇了一辆三轮车,在主编室登记了号码,然后把书拉了回来。

据王汝梅介绍,当时吉林省只有两人收到这本书,一人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解放军军歌》的作家张松楼(孔牧),一人是当时中共吉林省委员会第一书记吴德。

此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杜维莫60年代入室后表示,《中国新闻周刊》、《金瓶梅词话》的复印件保存在当时位于东段无量的成人胡同(现在的红星胡同)的书库里。作为普通编辑,他们不能看到或购买。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刘文忠说,他是1973年入职的,《中国新闻周刊》、70年代、《金瓶梅词话》船长书放在出版社北边的一家内部书店卖,后来不在书店卖,购买书要依靠所在单位(大学以上)。

刘文忠曾由出版社资助

料室看到过一套写着“陈赓”名字的《金瓶梅词话》,资料室的人告诉他,是退回来的。陈赓1961年去世,刘文忠分析,可能是他去世后家人退回的。

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请重印,定价2000元。这时起,出版社编审以上人员才可以购买,杜维沫得以第一次看到了《金瓶梅词话》。

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申请加印。

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瓶梅词话》全本的线装影印本控制发行,购买人必须副高职称以上,持单位介绍信,证明是学术目的,不向海外出售,由社长一支笔来批。

2013年,该版本已经断供多年,周绚隆再次申请加印1500套。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要求,连同以往的批文一同上报,获得批准。这时,定价涨到了3000元。

周绚隆从书箱中翻找出一部1957年版的《金瓶梅词话》,“这套,两万块我都不卖。”

戴鸿森校点本《金瓶梅词话》封面

洁本首次出版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计划出版删节本。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戴鸿森以1957年版的《金瓶梅词话》影印本为底本,做了校勘、删节,分了段,加了标点符号。

1980年,整理校点工作结束。其中删掉了性描写文字19161字,并对删节处做了标注。

戴鸿森在校点说明中说:书中大量的秽亵描写,实是明代中末叶这一淫风炽盛的特定时代的消极产物,自来为世人所诟病。对正常的人来说,只觉其秽心污目,不堪卒读。至于有害青年的身心健康,污染社会的心理卫生,尤不待言。兹概行删除。另外:书中涉及性行为的文字,与所写主要人物本为恶霸淫棍有密切关系,客观上有揭发暴露其道德败坏、灵魂丑恶和社会糜烂黑暗的作用,故一般性的叙说,即不加删除。

戴鸿森把从《金瓶梅词话》影印本剪下来的全部性描写文字装在一个信封里,归入了书稿档案。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金瓶梅词话》排好了版,但没有马上印行。

1984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有作家在会上提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既然已经把词话本排好了版,就应该出版发行。

会后,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向中央打了报告,申请印行《金瓶梅词话》2万部。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了1万部。

1985年5月,《金瓶梅词话》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完成印刷,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小说史料丛书》出版,首次印刷1万套,全套分上中下三册,总字数97.6万字,使用简体字排版,定价12元。这是大陆第一次排印出版《金瓶梅》词话本(删节本)。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中的其他著作均公开发行,只有《金瓶梅词话》仍控制发行,但发行对象扩大到了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研究者、全国作家协会会员等专业工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向符合资格的单位发放购书证,购书人持购书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楼一层的样书室购书。时任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审弥松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购书证是一张一个半烟盒大小的硬纸片,上面标有“凭证购买《金瓶梅词话》一部”。

就在这一年,公安部门发现有人在路边书摊上出售《金瓶梅词话》(删节本),经调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司机等后勤人员违规得到了这套书并转卖的。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封面

张评本校点本出版

《金瓶梅词话》刚一出版,吉林大学教古典文学的青年教师王汝梅就买到了手。“我就是在这个版本的启发下,想到了要搞张评本的校点本。”

王汝梅是意外接触到张评本的。

1980年春,教育部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王汝梅是30位学员之一。导师郭绍虞向学员提出,中青年教师要重视对古代小说戏曲理论的研究。受此启发,王汝梅开始关注《金瓶梅》。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本木刻版张评本,班主任徐中玉专门跟图书馆打了招呼,王汝梅才获准借阅。

暑假,师训班毕业,为了能继续研究张评本,王汝梅又在学校多留了半年。为防止损坏古籍,图书馆禁止复印,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张评本的评语一字一句抄了下来,记满了三大本。

王汝梅介绍,张评本与词话本相比,文字上有较大差异,甚至情节上都有改动,而且张评本的十万字评语实际上是古代的小说理论,很有研究价值。

王汝梅先后找到吉林大学出版社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提出出版张评本的建议,对方都认为“不可能”。一次,他去大连参加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齐鲁书社文学编辑室主任任笃行也在会上。他试探地提出了出版张评本的可能性,任笃行当即表示赞同:“我们出版张评本《金瓶梅》,其意义胜过出明清三流作品几十种,咱们抓紧搞。”

齐鲁书社决定出版张评本,王汝梅代为起草了请示报告,于1986年4月8日以山东出版总社名义报送国家出版局,称为了推动《金瓶梅》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有必要出版张评本的整理校点本(删除秽语),条件已经具备。5月15日,国家出版局批复山东总社:《金瓶梅》版本繁多,张竹坡评本《第一奇书金瓶梅》在题材、回目、文字上自成特色,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经研究,同意齐鲁书社出版王汝梅的整理删节本。印数不要超过一万部,由齐鲁书社内部定向对口发行。

这份批件的复印件,被王汝梅折起来,后来用胶水粘在了齐鲁书社张评本的扉页上。

出版首先要选定底本。王汝梅介绍,张评本分为甲本、乙本,甲本带有回前评语,乙本则不带。古籍整理,必须先把版本间的关系搞清楚。哪一个是原刻本,哪一个是复刻本,都要查清。

1980年起,王汝梅跑了全国多家图书馆,考察了二十多个版本,最终选定吉林大学图书馆藏的张评本为底本。这个本子是康熙年间的刻本,品相精良。

王汝梅凭借国家出版局的批件,在图书馆复印了一套。当时图书馆将《金瓶梅》作为禁书管理,学校主管宣传的党委副书记专门召集王汝梅和图书馆馆长等人开会,明确纪律:复印时必须由馆长监印,不准多印,复印件使用完后,交还图书馆。

王汝梅与原吉大图书馆馆长李昭恂、古籍部主任于凤树合作校点。他们参校了各重要版本,对误刻的错字直接修改,不便修改的,保留原字,将校改字加括号排在其后。

1986年10月22日,王汝梅写下校点后记,校点工作收尾。全书合计删除10385字。

他说,删节没有具体的标准,不同校点者掌握的尺度也就不同。他在删节时参照了《金瓶梅词话》洁本,但洁本删掉了很多具有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内容,也影响全书连贯性,张评本校点本只将露骨直观的性描写删除,将性风俗、性文化遗产等部分保留了下来,如烧香瘢(古代的一种性行为,指在性行为中用香在女性的皮肤上烧出瘢痕),以及大陆可能已经失传的缅铃、白绫带、硫黄圈等性具。

1987年1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由齐鲁书社出版,分上下两册,定价25元,首印1万部。这是张评本第一次在大陆排印出版。

王汝梅陆续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有位手中有全本的读者,把删掉的性描写全部抄录出来寄给了王汝梅,以示不满。

金学是风险性工作

王汝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经常说一句话:《金瓶梅》的研究和出版是有风险的工作,是一门特殊性的学问,掌握不好就可能犯错。

他记得,改革开放初期,陕西西安一家出版社因出版《金瓶梅》连环画受到了处分。80年代末,四川成都还有人因盗印香港太平书局的《金瓶梅词话》而被判了刑。

1988年5月,部队作家韩英珊改写的《金瓶梅》缩写本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冠名《金瓶梅故事》,共166000字,印行30万册,但后来被封禁。

据报道,作家出版社总编从维熙为此事致书主管图书出版的一位负责人,信中说:“鉴于目前黄色书刊在文化市场有泛滥的征兆,主管图书出版的部门进行文化扫黄我并无异议,分歧在于严格区分黄色界限……在十亿八千万人民的泱泱大国,《金瓶梅》遭到禁锢,已显出我们民族心态的狭隘,将浓缩成洁本的《金瓶梅故事》视若水火,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书出版后,国家新闻出版署专门开会讨论处理办法,最后决定,该书不再发行,对作者也不再施加压力。

80年代,《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均已拍成电视剧热播,文化界开始酝酿《金瓶梅》的拍摄,有一年,同时有7个省份提出筹拍《金瓶梅》电视剧,但都未获批。

90年代,导演陈家林在天津开设了自己的影视公司,从广电部申请到了《金瓶梅》的准拍证,投入300万人民币资金,在北京空军大院的一个飞机仓库里搭了布景,请了演员,准备拍摄,但却突然接到通知,准拍证收回,终止拍摄。

一字未删的崇祯本

不过,“崇祯本”却遇到了好运。

词话本和张评本都出版后,王汝梅又想到出崇祯本。他再次向齐鲁书社提出了出版建议,得到同意。齐鲁书社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交了报告,不久后,国家新闻出版署[88]602号文件批复同意。这份批件是综合批件,同意齐鲁书社排印崇祯本全本,同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崇祯本影印本。

崇祯本第四十四回插图“避马房侍女偷金”

王汝梅介绍,齐鲁书社是专业古籍出版社,山东省政府非常重视,每年大约拨款五六十万以支持出版古籍,因此有较大的社会影响,这使得齐鲁书社得以得到《金瓶梅》两个版本的出版权。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马廉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全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齐鲁书社均以此本为底本出版。

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足本,共4函36册,内部发行。这是崇祯本在大陆首次影印出版。

王汝梅没有等到此书出版,就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用缩微胶卷复印了一套《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国家级善本不供出借)。会校工作十分繁重,由王汝梅与时任齐鲁书社社长赵炳南、总编辑孙言诚、文学编辑室主任闫昭典合作进行,三人化名“齐烟”。

这项工作是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的。1989年除夕夜,王汝梅没有回长春过年,是在出差的火车上度过的。

6月,8000套《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印刷出版,一字未删,繁体直排,铜版纸精装,200幅插图照原版影印,定价175元。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学者凭职称证明和有关单位的介绍信才可以购买。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版权页上注明“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但实际上是在莱芜印刷厂印刷。王汝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一字不删,山东总社担心印刷厂多印,流传到社会上造成事故,所以将印刷点设在了更容易控制的县级印刷厂,印刷全程由公安人员看守。王汝梅听说,台湾有报纸评论:中共大陆印制《金瓶梅》像印高考试卷一样严密。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出版发行之后,为免受当时的政治风波影响,齐鲁书社决定短时间内全部发完,一本不留。“齐鲁书社已经为出版《金瓶梅》投入了全部的财力,一旦上面有人说怎么还印全本《金瓶梅》,那就全部报废,出版社就要垮台。”王汝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书出版发行后,很多单位直接来出版社购买,出版社的领导都快招架不住了。三个月内,8000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发售一空。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封面

一年后,齐鲁书社申请重印,国家新闻出版署未予批准,理由是,此书是全本,8000本已够研究使用,多印流通到社会上会毒害青少年。

90年代初,王汝梅又在大连图书馆发现了一本张评本。与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本比较后,王汝梅发现,大连馆藏本正文更接近崇祯本,应该是张评本的原刻本。

大连图书馆的前身是满铁图书馆。这是日本人30年代设在大连的一处情报机构,既藏书又搜集中国情报。这本张评本就是当时被收进来的。

为此,王汝梅开始酝酿出版张评本的校注本。1993年,他向吉林大学出版社提出了这一想法,吉林大学出版社很积极。

然而,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989年的综合批件中已明确:主要的《金瓶梅》版本至此已经整理出版,基本上可满足学术研究的需求,今后不再出其他版本。为了能够获准出版,王汝梅提出两点理由:第一,《金瓶梅》中很多地方不易读懂,需要一个注释本。第二,应该将大连图书馆原刊本的长处吸收到整理本中。

一年多后,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同意。1994年10月,《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注本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印数3000册,繁体竖排,未标明删节字数。此次出版仍然要求专业对口控制发行,但购买时不再需要凭证。不过,已经没有第一次出张评本那么热了。

校注足本将面世

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了《金瓶梅词话》。因与1985年版《金瓶梅词话》的校点者戴鸿森在版权归属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南开大学文学系教授陶慕宁重新校注了《金瓶梅词话》。陶慕宁本删节4300字性描写,上下两册,售价90元,列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出版。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刘国辉介绍,新世纪之初,很多学者纷纷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应出版一部较好的《金瓶梅词话》足本。为此,他们找到了语言学家白维国和明史专家卜键,请其担任整理详注工作。

早在1995年,白维国和卜键曾合作整理了《金瓶梅词话校注》,由岳麓书社出版,全四册一函,印量3000套,删节2500字性描写,注文十分详细,近100万字。

2002年7月31日,双方协商一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呈递了申请报告,申请出版《金瓶梅词话》校注本足本5000套。报告提出:一、出版词话本足本的注释本,就完成了人文社词话本的系列。二、详细的词话本注释本已经断供十余年,而年轻学者们有这方面的研究需要。三、随着学术的进步和文本的研究深入,1995年的版本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四、目前国内还没有足本详注的词话本,而词话本中有很多方言俗语,读者阅读起来有很多障碍。白维国、卜键一直致力于《金瓶梅》研究,请他们在词话本中增加详注,对学术研究有利。

2004年12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批件,批准出版《金瓶梅词话》足本校注本1000套。

随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白维国、卜键签订合同,两人开始合作对《金瓶梅词话》进行修订,补齐了此前版本的删节部分,增加了注释,也对原注一一予以检核订正。

“这次把95年删掉的恢复过来了。一部学术用书,删节以后,总会给阅读带来很多不便,《金瓶梅》一些淫秽的描写,也是这部书整体的一部分,裁剪掉了就不完整,对研究不利。所以这次能批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进步。”卜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特别是章回小说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是第一部由文人原创的长篇小说,摆脱了过去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那种英雄色彩,写小人物,写普通民众,写众生。而且,它开启了悲剧写作的模式。以前的中国文学作品多是以喜剧收场,大团圆,有仇的报仇,有情的终成眷属,《金瓶梅》最后留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筹备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申请出版其他《金瓶梅》版本,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未予批准,答复称,在该版本出版发行一段时间后,再考虑其他版本。

2015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打报告,表示该书用于学术研究,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十余年,且繁体直排,工作量十分繁重,经济压力很大,如果印量较少,出版社和作者的收入会很低,申请印行5000套。

总署批复,准许印行3000套。批件中再次强调,《金瓶梅词话》足本限定内部发行,供学术研究使用,要求购买者是专家学者,凭单位介绍信购买。

“国家支持出,但是限量控制,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现在对中国来讲,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还在调整过程中。大家还是应该看更积极更健康的东西,《金瓶梅》这种内容的大肆传播,也没有必要。” 周绚隆说。

修订后的《金瓶梅词话》校注本预计在2017年出版,这将是词话本足本第一次经整理校点后出版发行。

2015年12月,白维国因癌症去世。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前为白维国预支了5万块钱稿费做医药费,卜键和刘国辉去医院探望时,说话已经很困难的白维国断断续续地交代后事,其中便有这部他未能看到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修订本。

应出版社之约,卜键为修订版写了后记,名为《在执政府大院校书的日子》,回忆往事。

当年,他和白维国在位于北京张自忠路“执政府大院”内西侧红楼的工作室里共同校注书稿。两年多的时间,两人几乎吃住在工作室,非但不以为清苦枯燥,反而在完稿时都有些恋恋不舍。

大院很是幽静,新竹老槐,檐月松风。每天晚饭后,两人在院子里环行两周,海阔天空,无主题闲聊。“老白通常示人以缄默寡言,此刻则轻松愉悦,常开怀大笑。”★

第778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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