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儿们眼里，陈寅恪的角色不仅是他们的父亲，也是坚持学术理想的学者，心灵交织的只是“民族文化的衰落”。

|作者：陈燕

|编辑：冰

|评论：凌云

最近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获悉，著名内科医生陈柳九于2022年2月12日12时20分在这家医院去世，享年92岁。

陈柳久还有另一个身份，她父亲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陈柳久

陈寅恪生前生了妻子和三个女儿：大女儿陈柳久、二女儿陈小鹏和三个女儿陈美妍。

陈柳久和两个妹妹相比，和爸爸相处的时间少。她从小离家读书工作，后来跟着丈夫去了成都，在那里生活了40年。她一直自称为“非常普通的医生，非常普通的退休老妇人”。

尽管如此，有生之年每当想起父亲，她都觉得自己很幸福，她说：“我有幸在这样温暖的家庭里健康成长。”感谢爸爸对她说的话和行动教会了她，说：“教我们三姐妹以平常心和独立精神走在世界上。”

今天长女去世的消息再次把人们的视线吸引到这位国学大师和他的家人、家风上。

以女儿的名字命名，倾注了心血

1926年北京发生了“3月18日”惨案。短期书下令屠杀请愿书，使拒绝八国通牒的群众、47人死亡、150人受伤。

那一年，36岁的陈寅恪结束了海外留学，在清华大学任教，与梁启超、王国维等一起被称为“清华三巨头”。

在清华大学，陈寅恪也收获了爱情。

陈寅恪和唐绍夫的妻子的相遇非常偶然。有一天，他和几个同事聊天，其中一个提到自己在一位女教师家看到墙上挂着的诗幅，诗幅的落金是“男主生”。同事不知道“男主生”是谁，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稍稍想了想，说：“这个人(女教师)将灌溉唐公敬宋的孙女。”

唐景松是青铜治四年进士、爱国将军、别号《南柱生》，是《请缨日记》 ——篇关于清末越南参战及参与中法战争的回忆录。陈寅恪正好读过这本书，知道这个人。那位女教师就是唐景松的孙女唐嫣。

唐冠宇小时候读书，北京女士，金陵女子大学，平日喜欢音乐和美术，空闲的时候一个人弹钢琴唱歌，在旧报纸上练习书法，一个妥妥的才女。

钱筷子。

后来在同事的介绍下，陈寅恪认识了唐嫣，两人意气相投，于1928年结婚。陈寅恪和妻子的感情比书院、轰轰烈烈的民国爱情显得过于平淡和波澜，但却过着别人希望的生活。学识渊博的两个人私下里经常写诗、琴歌、哭声，连女儿的名字都与众不同。

结婚第二年，大女儿陈柳九在北京出生。此时台湾已被日本占领多年，但陈寅恪始终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将台湾的古名“裕久”作为女儿的名字。1931年，二女儿在澎湖列岛以“小鹏”的名义出生。两个女儿的名字都与《马关条约》中的截肢条款有关。

三个女儿出生于1937年，取名美妍，《荀子致士》里的“很多人得到天空，美意延长年”的意思是积极长寿。

陈寅恪家族。(左起：陈小峰、陈寅恪、唐晶、陈美妍(前儿童)、陈柳久。)。

2010年，父亲去世多年后，三姐妹共同出版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回忆父亲和母亲的往事。在那本书里，他们这样写道。“我们三个姐妹的名字看起来很简单，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们发现父母和爷爷在给我们起名字方面做了很好的努力。

秦

氏门堂三代世家，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是晚清湖南新政的领军人物。其父陈三立是诗文名家，也是清末“维新四公子”之一。而陈流求三姐妹，无人从事文史研究，而是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他对我们要学什么从不干预，只是让我们独立地思考，独立做决定，让我们做我们想要做的任何工作。”陈流求说。

过去，她从未想过学文史专业，因为看到父亲体弱多病，于是立志从医，考入上海一所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一家纺织厂，从事医疗相关工作。后来，举家迁到成都，在成都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到退休。

二妹陈小彭，选修生物学专业，喜欢园艺，后来定居香港；小女陈美延，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后到中山大学任教，也是她耗费心血，整理父亲的手稿以及相关资料，并将之出版。

陈流求记得，姐妹三人只有小妹美延曾和父亲探讨过要不要学文史的问题。当时，陈寅恪答说，要是学历史，要超过他才好。最终，美延选择了化学。

“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虽然三个女儿都没有继承陈寅恪的衣钵，但他这一生，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都影响着女儿们。“第一，信念坚韧执着；第二，治学严谨创新；第三，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陈流求说。

陈寅恪早年游学多国，闲余时，也会跟女儿们讲自己当年留学的经历。

1902年春，13岁的陈寅恪跟随长兄东渡日本，到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最初，他的兴趣在理科，想学物理、数学之类，经过几番权衡，最终选择文史，“(父亲)后来还是觉得，中国人研究中国人的历史比外国人更占优势，外国人毕竟要先把中文学好才行”，陈流求说。

日本之后，陈寅恪开始四处求学。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大学、好教授，他就去旁听，不为学分，不为文凭，只为了获取知识，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都有他的身影。

当时，他放弃了炙手可热的政治学，选了冷门的古代语言作为专业，修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梵文和希伯来文等。这种求学的态度，使得陈寅恪的学术视野越来越开阔，东方学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正因为此，陈寅恪被清华国学院看中，聘为教授。在陈流求的记忆里，清华园里生活的那段日子，也是全家最欢乐的时光。

当时，父亲白天去上课，总是一袭长衫，脚踩布履，冬春则棉袍马褂。“他去课堂授课，不提皮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裹着书本。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而讲其他课，则用不同的深颜色包袱布包着书。”

· 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

陈寅恪讲课有自己的“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开学后没多久，他的课就成了“热门”，常常座无虚席，到后来不止学生提前占座听课，有些教授如冯友兰、吴宓、朱自清等也去旁听。正因如此，他被大家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后来，傅斯年评价陈寅恪:“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陈寅恪带着全家南下避难。离开北平时，他的右眼已失明。一家人从北平出发，辗转流离，跋涉了11个省，前前后后搬家10余次。在成都燕京大学执教时，陈寅恪左眼也失明。最让他痛心的是，颠沛流离中，自己花费数年心血收集的书籍和资料，有的毁于战火，有的被人盗走。

书没有了，陈寅恪做学术研究的笔却没有停下，靠的全是记忆。

陈流求清楚地记得，当年在桂林城外良丰镇雁山上的一个茅草屋里，父亲伏案笔耕的情形。那“案子”其实是一个大木箱子，父亲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双腿微曲顶着木箱，一写就是半天。“屋顶有时漏雨，也不大隔热。热天日间，父亲的白布内衣小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可他好像全无知觉。”

就这样，凭着记忆，陈寅恪写下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寅恪于1946年10月重返北平。再次进入清华园执教时，他已双目失明，上课、批改学生论文都由助手帮忙。此后的他再出现在老照片里，多是杵着拐杖，或者坐在沙发里，双眼也对不准镜头了。

· 陈寅恪一家人。

陈寅恪曾对三个女儿说：“我不会以年迈为借口而休息，我要坚持做学问。”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目盲且晚年又遭股骨颈骨折不能站立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80余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此后仍未辍笔，依旧著述。这一点对我们影响至深。”陈流求说。

在广州，陈寅恪走完了人生的最后20年，1969年10月7日因心力衰竭去世。

读书当先正志

陈家是书香门第，一向注重后代的教育。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21岁时便得中举人，他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称他为“海内奇士也”。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光绪年间进士，官拜吏部主事，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以改革天下为己任，同时又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中汲取营养，主张维新变法。

· 陈三立

这样的家族，以诗书立门户，开设家塾，延聘名师，子孙很早就发蒙读书。陈寅恪在6岁时入私塾，跟着湘潭宿儒周大烈读书。后来，祖父、父亲被罢官，赋闲在家，更是将心血倾注在教育子孙上。

有一次，陈宝箴在孙子陈隆恪的扇面上题字时就写道：“读书当先正志……如此立法，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致误入旁径，虽未遽为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

这段话意在教育后人如何读书做人，也成为陈寅恪兄弟日后的人生准则。

1901年，父亲陈三立携全家到南京定居，安顿完家，便办起了家塾，教学内容以国学基础知识为主，同时又开设数学、外文、音乐、绘画和文体等。这种教育，对陈寅恪影响很大，既系统学习国学，又取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之长，为之后学贯中西打下基础。

到了陈流求这一代，陈寅恪对女儿们的教育也非常重视。

空闲时，他会选一些唐诗，教孩子们背诵，从最初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到后来的《长恨歌》《琵琶行》。

“他不干涉我们学什么，但要求我们不管学什么系，数学一定要好，逻辑思维要严密。”陈流求说，这是父亲对她们姐妹三人唯一的要求。她记得，父亲常常叮嘱她学医万不能马虎，这句话影响了她一生，“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对每位病患负责，不严谨是万万不行的。”

科学，也是陈寅恪对自己研究文史所提出的目标，“我们常听父亲说，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要尽力提高史学的科学性”。

在那个年代，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条件多么艰苦，陈寅恪总是竭尽全力让三个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在抗战艰苦时期，女儿们仍可以住校学习，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除了创造学习条件，陈寅恪对女儿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他做学问的态度，正是他一生的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陈寅恪

“父亲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强调文责自负，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流求回忆说。有一次，父亲要出一本书，出版社要求改动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词拒绝了，结果那本书也没能在当时出版。

在女儿们眼中，陈寅恪的角色不仅是她们的父亲，更是一位坚守学术理想的学者，内心纠结的只是“民族文化之衰颓”。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在文化断层的年代，鼓舞着失落文人们，成为他们借以安身立命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