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费力量(1933.9.9-2016.2.11)

2018年2月11日是美国汉学家、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去世两周年的日子。孔飞力著的《叫魂》(Soul Stealers)《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的翻译者，上海纽约大学、纽约大学全球系统杰出历史

全文分三部分刊登。

一个；一个。工作；工作。1

几乎转眼间，孔飞力(Philip A. Kuhn)老师去世快两年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2016年2月中旬的那天，令人吃惊的寒冷冬日。康奈尔大学所在的特色街也是今年冬天从来不冷的地方，但据报纸报道，还记录了寒冷的记录。

那天早上醒来，打开手机上的电子邮件链接，先看到一行字，《澎湃新闻》编辑发来的。孔飞利老师去世了！瞬间有了时间停滞的感觉。这位前辈学者患帕金森病已经有7、8年了，他入住老人公寓也有4、5年了。最后一次和他通话是2014年的事。当时完全听不懂他说的话，拼命扯嗓子，出版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香港繁体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清楚。说话之间，他显然哭了起来。挂完电话后，已经感觉到他开学书的时间不会太远了。但是当这一刻真的到来的时候，发现心里仍然充满着无限的悲伤。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香港繁体本

我打开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和东亚语言文化系的网站，公费力量去世几天了，但还没有这种消息。我没有微信，中国使用的手机也关闭了。那几天，各方面接连收到电子邮件，信里有人知道，但大多数都不知道，都是提出约会或采访要求的。公费力量死亡在中国引起的反响比美国大得多。

下楼找到翻译《叫魂》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时孔飞力老师提供的清宫文件复印件和笔本，其中还留有很多他阅读时留下的注释。翻了一页，岂止感慨！

我不是公费力量的学生，和他没有“师生友谊”。只是，我读过他的书，用他的书作为教材，做过他论文的编辑。最后，分别与刘烨和陈志红合作，将他的两本书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思想的阀门打开后，20多年来与他交往的很多情节不断浮现在眼前。

两个；两个。这个；这个。2

第一次听到公费力量的大名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了几年书后，抓住短暂过去的“窗口时间”，去了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博客。当时，对美国学界对中国史的研究真的了解不多。

有一次，已经和以前的吴天伟老师闲聊，他给我讲了美国、中国史学界的各种人事藏书，讲了在哈佛当讲座教授的公费力量。吴老师说，他是美国中国史学界的大人物，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版了影响力很大的专著。此后，金正青(John King Fairbank)退休，他的这本书成为了“敲门砖”，接替了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讲座教授的位置。费正清多产，公费力量不是这样的。他回到哈佛10年了，第一本书出版近20年了，但没有出版第二本书。吴老师说，很多人认为，哈佛让公费力量移交给费正清的班级可能犯了大错。

吴老师的说法其实也包含了对自己怀里没有遇到的感慨和无奈。这是他们这一代人文和趣味中国学者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一次和唐德江老师吃饭聊天，巡回了几次后，他也吐露过类似的真心。美国大学教中国史占好位置的人有几个，有多少是真的有本事的？(但他没有谈论公费力量，也没有任何暗示。)另一个例子是大家都熟悉的黄仁宇老师。他在中国的名声和影响那么大，但美国学术界从未忽视“主流”，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阴影下，美国公立大学接连裁员的背景下，连三流大学的教职都没能保住。美国学术界的“开放”外表其实也有很多闭合点。这些是题外话。

吴老师的谈话引起了我对公费力和他的著述的兴趣。之后在图书馆借了他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和他的几张论文，粗略地读了一遍。只是当时心里不舒服。我对清史很感兴趣，但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发表了与清史相关的论文，但“本职工作”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当时忙于听课，阅读的重点和心思放在了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上。孔飞力的著述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对孔著为什么受到重视也没有抓住要领。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

以后，读了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才慢慢体会到孔著何以会引起学界重视。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时，美国和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路仍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范式所主导，多从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冲击中去寻找把握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渐次转变的动因。孔飞力当时未及不惑，但在博士论文以及以此为基础完成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反对力量》一书中，将关注重点放到了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他从清后期民兵组织演变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入手, 将政治军事史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国家权力对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也对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蜕变等等，做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被催生出来”。他的意思是：在寻找和界定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最初动因时，着眼点要从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力要从大处转向小处，研究重心要从上层转向下层（但同时，又绝不忽视外部、大处和上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看法无疑具有“超前”性质。这样的一本书怎么会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的中译本

孔飞力还讲述过一段他同费正清关系的往事。现在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孔飞力在哈佛读博时的导师就只是费正清。其实他的主要导师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费正清也是他的老师，但相形之下，他受到史华慈的影响似乎要大得多。他的博士论文，也主要由史华慈指导完成。起初，费氏觉得，孔飞力的论文视角太过“超前”，一时竟未予首肯。那时，费氏指导下完成的清史论文，学生们所用资料多为当时学界常用的《清史稿》《筹办夷务始末》等文献，而孔飞力要做的题目，这些文献却没有太多用处，还需另辟蹊径。费氏担心，孔会遭遇资料上的瓶颈，能做出一篇扎实并站得住脚的博士论文吗？然而，孔飞力并不买账，坚持己见，并获得史华慈的支持。而费正清也不是“小鸡肚肠”之人，显示出了大学问家的开阔视野及胸襟，最后，让步的竟是他这位学界泰斗。

费正清

孔飞力的论文做得成功，费正清极为高兴。这之后，孔、费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如孔、史之间来得密切，但仍然合作无间，费正清对于孔飞力的研究也表现出越来越接纳及欣赏的态度，并成为孔飞力坚定的支持者。不然的话，孔飞力恐怕难以回到哈佛任教——当时费正清虽已荣退，但对于孔飞力回母校任教至少还是可以行使某种“否决权”的。

这里，还想就史华慈多讲几句。尽管他在中国学界的名气不如费正清大（现在看来，在学界以外甚至也不如他的高足孔飞力大），但在整整两代人的时间里，他在美国及西方中国研究学界一直是公认的思想大家，有着宏大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孔飞力回哈佛任教，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史华慈的大力推荐。（前些年，已故朱政惠兄从哈佛档案里找出了孔飞力回哈佛任教时史华慈写的推荐信，读来令人动容。）史华慈的学术生涯，从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开始，第一部专著是《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并无特别的同情之心，但从自己的知识关怀出发，希望对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做出符合理性及体现知性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革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经验案例，而此类案例最终的知识意义在于，“人类在文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的相关意义”。在这些方面，孔飞力与史华慈极为相似。

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的中译本

史华慈循着上述路径，后来又写了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起到连接中西及承上启下作用的严复。而在他学术生涯的后期，更深入追溯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亦即“三代”），写成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这一巨著。他通过对先秦诸“先圣”（ethical vanguard）“先哲”（learned vanguard ）“先学”（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贤”（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论述，试图从根子上探究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是对人生乃至人心的探索。史氏的这种方法对孔飞力影响甚大，为孔后来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范本” 。可惜的是，《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一书的中译本远远未达佳境，非但未能体现史氏思想的神韵，甚至还因翻译不当，导致了一些对他和他的思想的误读和误解。例如，上述learned vanguard, ethical vanguard,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 the vanguard of society等，分别被译为不伦不类的“学术先锋队”“伦理先锋队”“知识先锋队”“社会先锋队”等等。此外，还有“统治阶级先锋队”（an ideal ruling vanguard）“先锋队精英”（the vanguard elite）之类译句。已故朱维铮先生读后，经考证“先锋队”一词后断定，史华慈的思想路数受到了列宁主义“先锋队”观念的影响和渗透，不由得令人扼腕！

史华慈：《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

实际上，史华慈写下上面这些话时，透露出的恐怕是他自己对知识精英在历史前行中可以起到某种“先驱”作用的看法，而这其实也是孔飞力对自己的“定位”。从最初同孔飞力的交往始，我就有一种感觉，他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他谈话时，常会说出一些极富哲理的话来（读者可以参阅周武：《孔飞力谈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社会》，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2月28日）。后来，翻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时，读到他一再讲到，“文人中流”（即政治及文化精英）在中国“根本性议程”构建中起了重大作用。心中不由得一惊。这难道不正是孔飞力对于像他自己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负使命的理解？孔飞力在这一点上继承的，正是乃师史华慈的衣钵。他们对于知识精英在人类生活中的“先驱”作用，有着一种强烈的憧憬，也有着一种为改变世界而聊尽绵薄的抱负。这是他们关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他们对于自己身份以及所应当起到的历史作用的一种想象。他们不相信彻底的“无为而治”，对于社会及人类发展的“自然化”倾向（用我们今天用得多一点的话来说，大概就是某种“民粹主义倾向”），也有着一种深深的担忧。但是，这种关于自我身份的认识，又同权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局限性和可堕失性（fallibility）的无视。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史氏对于孔飞力如此欣赏，而孔飞力又从来便对史氏持弟子礼的道理之所在。

但孔飞力和史华慈不是“关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们深藏于心的“救世”理念，也是他们“入世”行动的动力 。史华慈在世纪之交时，就写过一篇关于“千禧年”的文章，当中，就处处透露出了这样的理念。他们怀有深刻人文关怀的同时，仍保留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和参与意识，尽管他们都不曾获取学界以外的一官半职。他们的信念，是要以“知识精英”的身份，在导引或抵制社会本身的种种“自然化”趋向的同时，以知识上的洞见为人类社会前行增添些许光亮。史华慈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愿“参政”（他除了当过几个学术委员会主席，连系主任或中心主任之类的职务都从未出任过），孔飞力也从来没有在学校以外当官从政的经历。就是在校内，他当过的“官”，最大的，也就是系主任或中心主任一类。但是，他们思想上同现实政治都走得很近，甚至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曾“参政”，但 “议政”对他们来说是经常在做的事情。

史华慈

我同孔飞力交谈就感到，他对当今美国政治生活中，自由主义和自由派居然被污名化，而许多自命的“自由派”的思维方式又严重意识形态化的现状，真是达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有过一段与此相关的讨论，特别讲到：“尽管‘公共利益’在当代美国也许被视为是一种怪诞的概念，但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早期历史上，这却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主题。虽然说，人们对于如何在政府实践中实现‘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有着明显的不同意见，但‘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却从未受到过真正的质疑。”看到今日美国的“自由派”每每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或者失语失声，或者只会搬出一套套“教条”来应对，怎能不令孔飞力心寒？尤其是，如果孔飞力先生今日还在，看到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惊人一幕，更不知道会震惊与失望到何种地步！这不是“保守主义”的胜利，首先，还是“自由主义”的失败，也透露出了美国民主——从更大处看，则是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困局和严重挑战。

写到这里，又生出诸多联想，不由得一声感叹：在今日美国大学校园，乃至在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地方，在全球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渗透冲击下，当大学越来越被当作“企业”来经营和管理时，当“经济效益”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时，当与思想极端贫乏相伴的“政治正确性”说教（其实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挂帅”）成为飞舞空中的“大棒”并达到压制学术自由的地步时，知识的“生产”也只能变得越来越“程式化”乃至政治化。即便在我多年任教的康奈尔大学这样一所常青藤名校，这些年来在这上面也不能免俗，不受影响。有时不由得感叹：像史华慈、孔飞力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难道真是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