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配偶有独特的私人空间吗？

车里坐着一对情侣。有时男人开车，有时是女人。通过窗户可以看到晚霞，在路上跑步的前灯有时会照亮两个人的脸。有人集中精力开车，一个人困打哈欠，有时在上班路上堵着，随便吐槽的不好的道路情况。慢慢地，两个人就不说话了。在一次爆炸性的争吵后，女人闭门下车，留下男人一个人。

5分钟左右，短片《车内的两人》的场景。导演是照片。

2020年，照片将go pro(运动摄像机)放在了副车前面，拍摄了两个月的素材。主人公是她和男朋友老潘。最后，照片编辑了一对情侣，从热恋到冷却，到迷茫的过程，进行了视频实验，如“以纪录片为素材拍了一部长篇”。

在现实中，她和老板吵架的瞬间就和好了，在一起已经四年了。

《车内的两人》短片入围2021年“第一电影节超短片”。另一对抄袭电视剧《情诗》 ——的情侣对车内相撞的电影提出了质疑，但一张照片告诉液体青年，他从未看过这部电影。

今年27岁的照片，在见到男朋友之前，我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成为精致的白领，似乎没有找到真正的依恋。老潘比她年长很多，是制片人，过着休闲自由的生活。她承认男朋友的这种理想主义吸引了她，帮助她找到了自我和努力的方向。

以下是她的故事。

“演出”

我男朋友老潘有一辆二手吉普车铃木罗姆尼。它特别小，看起来像玩具车，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以为是老年人用的滑板车。去后座要放倒副驾驶，这辆车正常可以坐4个人，挤过去可以坐5个人。

我在法国旅行的时候给老潘买了一个芳香吊坠，他已经在车上走了三年了，懒得摘，已经不好吃了。

我们都很喜欢这辆车。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去看夜场电影，去Anaya玩，谈论工作，甚至在车里过夜。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俩开车出去，凌晨两三点回来的时候，被外面挡住了，进不了小区，只好开车在城里溜达。在小河边，我们以为看到了美丽的星星，只是下车后从一栋楼里出来的灯光。后来，我们在车里开着空调睡了一会儿，直到天亮才进入小区。

两个人的二手吉普车，回答者。

2020年8月的一天，我和老班开车回家的时候，整个电影都在聊天，后来想，如果这次聊天能被记录下来该有多好。副驾前安装了GoPro。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朋友们，他们都感兴趣。大约两个月，每天至少拍摄一个小时。我上下班路上差不多要花一个小时，有时还要开车谈项目。

这辆车花了很多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一次我和同事去谈生意，回来的路上看到夕阳挂在前面，我们三个女孩挤在后座上，蓝牙音响里放着新裤子的歌，我们跟着唱，让人忘记在哪里，没有堵车。

时隔一年，我和我的一个女朋友分手了。看到她的样子，我会想起她对我的背叛和信任关系的结束。看到她出现在素材上，我就起鸡皮疙瘩。

拍摄记录的第三天，我和老班经历了两个月来最激烈的战斗。

当时我正在拍摄北京的三位演员(周致墨、宋万宝、周新宇)。他们三人在一次巡演后，各自的事业和生活分开了。那次巡演后，宋万博滞留在北京，至今多少有些默默无闻。朱致墨参加了脱口秀，并获得了今年的冠军。周新宇离开了“单立人”，去了上海的“笑果”。那时候，老书虫书店(注：国内脱口秀最快的演出场地之一)也倒闭了。倒闭那天，高书忠又做了最后一个脱口秀节目。我想把这三个人和老书虫的命运相加，切成长长的碎片。

一天晚上十点多，我们开车从公司回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潘。他说想法很好，但除了那次巡演外，他们三人基本上过着各自的生活，缺乏交集。他怀疑能否剪掉70到90分钟的长篇。

我可能有点烦，“不要担心创作方面的事。”说。他立即引爆，扩大了很多东西。“只有你在创作，我们的人做的不是工作。不重要吗？”“我平时和导演做编辑工作，他是制作人。我这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也许他认为我不尊重制作工作，不把他当回事。

那天我们战斗了一个多小时，我战斗到流泪为止。他看到我哭，有点惊慌，冷静下来，说希望彼此理解，最后两人和解了，在车里拥抱亲吻。

下车后不到两步，我俩放声大笑，互相取笑。“你刚才做得很好。”“你真是个好演员。”

很明显，一开始我们都很关心GoPro的存在。我们都在拍摄前放大了感情，有“表演”的成分。实际情况下不需要战斗一个小时，我也不需要流泪。

去年手头其他项目很忙，所以保留了编辑工作。今年5月，我看了First的超短篇模块，正好手头没有项目，开始编辑这些素材。

最后，我想剪一部关于我和老潘两人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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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车内的两人》截图

最初我剪了一个五分钟吵架的短片，但故事性没那么强，之后又剪了现在的版本，模糊了纪录片和故事片的界限，讲一对情侣从一开始甜蜜地说说笑笑，到争吵，最后剩一个人的过程。

好多观众看完之后都会跑来问我：“你们到底分没分手啊？”

我只是用了一些剪辑的技巧，比如短片里我们两个吵完架我关车门下车，表现我们两个之间闹得很僵；在现实里只是单纯关门，没有情绪。还有最后老潘自己开车，是我把那些沉默的空镜头单独拿出来，放在影片后面，营造一种孤独的氛围。

我把朋友叫到家里来看影片，他们看一个小时的吵架看得津津有味，并一致认为老潘太矫情，怎么能因为这样一句话引申出那么多含义！

“获奖感言都想好了”

等片子出来我才意识到，这部短片好像做了一个影像试验，记录了在独属于情侣的私密空间中，两人的亲密关系和相处模式。我的朋友也很受启发，他想到自己和女朋友总是在浴室发生争吵，一人在洗澡，一人在刷牙时聊两句就能吵起来。还有另外两个女性朋友睡在一个房间的两张床上，睡前聊天时也经常发生争执。

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很多时间都被手机或者工作绑架了。比如两个人在家里，都是柴米油盐的琐事，在工作室，聊得最多的是项目。睡前我们俩躺在床上会一直刷手机，或者看一部电影，但看完电影通常很晚，也不会深聊。

只有在车内这个私密空间内我们才会聊一些比较走心的东西——一个人必须全神贯注地开车，另外一个人会想要陪着这个司机聊聊天，让他不要困。

老潘和张照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短片入围了今年“FIRST影展超短片单元”，23部入围短片中的一部，颁奖典礼那天先把入围短片都播放了一遍。

当时我们一行五人坐在观众席上，位置在正中间，C位。我的朋友们都调侃这个位置好像很适合得奖，走上台的时候要经过很多人，接受他们的注视也很合理。

没想到第一个放映的就是《车内的两人》，放映顺序按照首字母排的。因为短片是GoPro拍摄，所以放在大荧幕上躁点很多，画质很不清晰。看着大屏幕上出镜的自己，说实话有点儿尴尬。

那天颁了“年度超短片”和“陪审团大奖”，我知道自己拍的够不上，但还是在公布名单的时候紧张了一下，我悄悄告诉坐在旁边的老潘，获奖感言都想好了。他就笑。

最后我没有得奖，但赞助商给我们入围的导演每人发了一部手机，我挺开心的，这部手机我给我爸用了。

但挺多人质疑我抄袭了王晓振导演的《情诗》，其实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这部电影。

“这是我最想拍的纪录片，真实、生猛”

大学时我读广告专业，在上海一家公关公司实习。我很能融入上海精致的白领生活，每天穿得美美的，坐在办公室里，等下班后我当时的男朋友去接我，我们隔三差五地在大众点评App上找排名靠前的店吃饭。我老家在江苏南通，他家也在上海有房子，一切看起来都很合适。

直到有天他跟我规划结婚后的打算，我满脑子都是我真的要跟这样的人结婚了吗，对于和他一直生活这件事，我充满怀疑和恐惧，便诚实地告诉他我的想法，并提出分手。

毕业后我去英国华威大学读了一年市场营销专业，但我没把心思放在专业上，天天泡在艺术中心，无事时去电影院帮人检票，还能免费看电影，那个时候我开始对电影感兴趣。

我加入了学校社团“电影制作社”。社团里定期拍短片，几个人随机组成一个摄影团队，都是一群学生在玩儿，用的都是自己买的机器，也没有导师指导，但创作氛围很浓。拍完之后还会把片子放映出来评奖。

组建的团队哪国人都有，英国，法国，瑞典，马来西亚。他们都是电影专业，开拍之前要围读剧本，拍片时也用比较专业的术语，跟他们沟通我还是挺紧张的。

我们拍过一个命题式短片“the worst birthday ever”（最糟糕的生日），讲一个哥哥去世了，弟弟在哥哥生日那天缅怀他，带点儿悬疑色彩，最后还获奖了。

我在那个片子里担任摄影师，但其实导演比当时的我更懂视频摄影。拍哥哥坟墓时，我把摄像机固定住。导演说这个画面要营造一种比较难过的一种情绪，你要故意做出晃动的效果。然后他帮我把三脚架举起来，正常地手持摄影机拍出晃动的画面，算是完成了。

我做学生时很喜欢坐火车去伦敦拍街头艺人，拍他们在街头的表演，和他们简单聊两句就算采访，素材用旁白串联，就算纪录片了。现在看来那个时候还很肤浅稚嫩，拍的东西也很表象。

2017年我回国，来北京找工作——不同于上海的精致，这里简直可以说“粗粝”。我在大象纪录给创始人秦晓宇做导演助理。想当摄影师，但拍片的机会很少，每天做的工作很杂，要见客户、写东西、做ppt、偶尔剪片。还得写招商计划书，一开始不懂，写得跟“屎”一样。

2017年底的大兴火灾过后一段时间，秦晓宇导演和老潘让我背着机器赶紧拍素材。我到了现场，看到了挖掘机，我爬到一段矮墙上，看到房屋在我面前倒塌，原先的张亮麻辣烫或者兰州拉面馆变成一座座巨大狰狞的铁垃圾。

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起很早，为了省钱背着大机器骑共享单车到地铁站坐地铁，或者直接坐公交，去大兴或者皮村这些比较边缘的地方拍素材。我记得还有人在现场打麻将。我们笑说他们哪怕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也要过好，他们说只是在等着雇主结工资。

这是我最想拍的纪录片，真实、生猛，那一刻我的命运和被拍摄者们的命运连为一体，有着共同的担忧。

更多时间，我做的是制片工作。2018年王丽娜导演拍《第一次的离别》，我们自己先垫钱拍完了这部电影，之后我需要跟导演去见投资人。

这部电影非常文艺小众，如果不是因为它是2020年7月20日电影院在疫情后重新开业时上映的第一部电影，可能都没什么人知道。投资人关心的是回报是什么，我坐在旁边插不上话，想了想自己根本不适合做制片人。后来这部作品在2018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得了奖，投资才慢慢进来。

《第一次的离别》入围了2019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因为我英文不错，就代表团队跟电影节的人接洽，帮助他们走电影节流程。这部电影获得那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儿童单元”最佳影片，虽然我对这部电影有些帮助，但感觉自己的角色非常边缘，羡慕主创能够放映自己的电影给观众看。

当时更确定要创作，后来我就辞职自己接活儿了。

老潘拍的张照，受访者提供

自我

大象纪录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地方，直到现在我都这样认为。比如在拉不到投资的时候工作室的那种清苦，都是为理想主义付出的代价。但他们还是会拍让自己满意的东西，不太向资本妥协，比如之前拍过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讲述写诗的工人，还有后来的《余生一日》。

《余生一日》（现改名《一日冬春》）召集全国各地的人在2月9日那天随手拍下生活场景，邮寄过来，剪辑成一部长片。后来我们收到了4000多段素材。

《余生一日》的想法就是老潘主导的，他总是有很多灵光乍现的时刻。那时大象纪录的伙伴被困在北京，情绪波动也很大。他想到这个点子，当天晚上就在网上发布了这个计划，行动很快。

我在大象纪录的时候，认识了老潘。他做制片人，跟我有挺大的年龄差，不过看起来很年轻。

我之前的生活中从来没出现过老潘这样的人——他因为没遇到合适的人，到40岁也没结婚；因为跟老板理念不合，年薪五十多万的工作说辞就辞，来到了大象纪录创业。我从小是个乖乖女，上课坐在前两排的那种，他的随性和理想主义很吸引我。

在遇到老潘之前，我没想过什么是真正的喜欢，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很感谢他帮我找到自我。

老潘像我职业的领路人，有什么不懂的拿不准的我都会问他，一开始我很依赖他。但最近我见客户时就不太愿意他坐在旁边听，我会紧张。那种旁听不说审视，但你总感觉他脑子里在挑你哪里说的不好，我会不自觉地不自信，不自觉地瞄他。就像我在小时候上台英语演讲一样，只要我妈坐在下面看着，我一定讲不好。

每次见完客户或者主持完会议，他总会一条一条列出来我的不足，我知道他希望我更好，但这样也挺打击我。

张照，受访者供图

我和老潘两三天就会拌一次嘴，非常频繁，但我们都是因为创作理念或者工作上的问题吵，从来不会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吵，彼此很宽容。比如别的情侣会因为长时间不回另一半微信吵架，我们不会，影视工作忙起来几个小时不看微信非常常见。

每次吵架的时候也一样，他总是理智地讲道理——我哪里做得不好，列出来一二三；你哪里做得不好，列出来一二三，并希望我们都有所改进。

但我相信他，这是他成熟的表现，也相信他确实不是抬杠，而是真的认为我们都要努力改进不对的地方。

在被他慢慢塑造的同时，我担心我的自我会越来越小，因为有些刁蛮的小习性我是压抑的。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坐下来坦诚地告诉他，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所以变得非常讲道理，学着做饭，但我其实也有自己的不讲理，只是被压抑住了。他觉得不可思议，告诉我只要做自己就好了。我松了口气。

今年我打算去上海，一是为了离父母近一些，方便照顾他们，他们年纪也大了。也可以看看上海有没有新的工作机会，不过我和老潘要辛苦一些了。

现在正等着去上海的那一天， 未知感特别强，所以我每一刻跟老潘，一起工作的小伙伴或者在北京的任何朋友在一起，我都会非常珍惜。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