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了南都观察《悲伤和抑郁症——关心传染病的心理健康》沙龙速记稿的第一部分。

全文为6600多字，读完大约需要13分钟

三年来，全球新冠疫情已经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生活背景。南岛近年来围绕传染病推出了很多文章系列，从不同角度思考，在这种传染病的背景下，观察了我们如何互相尊重，度过难关。

2020年，南岛观察了与传染病相关的两个主题讨论：如何恢复经济生活，如何在危险社会中生存。我们当时认为这是后疫情时代，但在2022年，我们仍然在做传染病的主题，对经济社会中心理健康的水平没有太大的期待。2022年6月1日，南岛邀请李向智、徐凯文、姚玉红三位心理学研究和实践者，分享他们的一线观察和专业思考，共同感受和理解我们经历的悲伤和恐惧，抚慰内心的创伤。

中科院院士陆林老师和他的团队在2020年对中国34个省市的5万多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居家隔离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患有抑郁症、焦虑、失眠和急性应激反应，大部分人在疫情发生后也没有恢复健康。他甚至提出，新冠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将持续至少20年。

结合他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听到这段时间因传染病而结束自己生命的消息和悲伤的事件。

据中国疾控中心称，2020年疫情爆发前三个月，武汉地区的死亡率增加了66%。据《柳叶刀》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增5300万例严重抑郁症和7600万例焦虑症患者，其中青少年和儿童将受到更大的影响。

同时，在疫区之外也能感到悲伤、愤怒和无助，有时我们担心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出现大体上的创伤般的症状。但另一方面，人们也有很大的心理弹性。我们会不断地保护自己，找到看到希望的方法。

这次沙龙的三位嘉宾都是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分享着对传染病的观察、思考和经验的这一切。

嘉宾(按姓氏首字母拼音排序):

李向智：抑郁症互助康复社区“通过”平台运营总监

徐凯文：临床心理学博士、心理医生、大刘心理创始人。

姚玉红：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教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治疗学院副主任委员。

首先，悲伤、愤怒、恐惧，我们怎么了？——传染病下的集体心理冲击

徐凯文：刚才主持人提到了“疫区”这个词，意思是“发生传染病的地区”。我的第一反应是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疫区。这里是传染病和汶川地震特别不同的地方。

汶川地震时，我们称该地区为“灾区”，14年前灾区为四川，全国其他地区安全，在那几十秒钟内，近10万人死亡，数千万人受到影响，重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千年的传染病与汶川事件有最大的区别，那就是影响到所有人，并持续下去。地球上似乎没有人敢说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以前所有乐观的期待都没有得到证明。

第二，这种传染病与以前的任何灾难相比，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地方是每个集体创伤。集体创伤的重点不是我经历过生死。所有的创伤都会经历生死。集体创伤的最大后果是影响我们每个人，影响我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导致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最大的人口、最大的生活工作方式的变化。

我们失去了大部分本来习惯的自由状态，这种孤立的孤独会对心理产生很大影响。例如，我的博士研究是犯罪心理。在监狱里要处罚不服从管理斗争的犯人。处理是关闭单人牢房，无法与他人沟通。(约翰f肯尼迪，教育)绝大多数犯人崩溃两周左右后都会请求原谅，只要把他放出去，就能和其他犯人一起工作，他想用检察官来承认所有的错误。

除了隔绝这种心理创伤外，传染病时间我采访了很多中小企业家。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大一部分是经济问题。这不仅是他们，也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但是最糟糕的不是经济损失，而是对我们的自信和期待的影响。我们对国家未来、人类、经济的期待都变得不确定。

有非常典型的心理学研究。由于不断的电击，试图逃跑的狗后来即使没有电击的惩罚，狗也放弃了逃跑。我们就像传染病中学习性无力感实验中的狗。疫情缓解后，我们如何振作起来，面对更开放、更美好的未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约翰f肯尼迪)。

最后，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危机干预。危机干预最重要的思想是，危机发生时不能只看到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负面情绪会传染，形成连锁效应。

12年前发生了富士康15跳跃事件，我两次去提交调查和干预方案，很清楚负面情绪如何在几十万人中迅速蔓延，每个人都会面临危险。地球上有数十亿人正在经历传染病，因此，要想阻碍这种负面情绪的传播，就必须有信心在危险中看到变化的机会和可能性。面对未来，也许是我们目前心理学中最值得做的事情之一。

我住的小区有近3000户人家，周围发生了传染病，我们是控制区。按照原计划，当天晚上24点应该解除封印，但到了24点，居民们没有收到通知。居民委员会在1点50分左右接到区政府的通知，转发给了所有人。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当我们期待的好消息传来时，业主的第一反应是“我们要对居委会负责”。“他问居委会为什么推迟了1小时50分钟才告诉我们。要求我们业委会代表业主去居委会追究责任。

其实居委会不是故意的，他们也刚接到通知。他是

但我也理解居民们，并不是他们有多苛求，而是大家都有很强烈的负面情绪，一旦有一个导火索，就可以点燃所有人的情绪。

我咨询做得越多，越会认识到，人非常容易受自己的情绪影响和操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流派说，认知决定自己的情绪。当然认知是会影响情绪，但实际上更多时候，是情绪影响我们的判断。当我们处于强烈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把很多事情看得非常糟糕，会有很多并不一定符合事实的判断。

在这个时候，管理好情绪尤为重要。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同事中也发生了很多冲突，我们很容易因为不充分的、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发生激烈的冲突。我不认为是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是因为我们都积累了大量的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在相互传染。

我们当然可以从网上获得一些信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些负面的信息和消息，要学会一点回避。

说得具体一点，在疫情之下，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需要放下手机，拿起书本。因为手机最容易传播负面的消息和情绪。好消息不太容易传播，进化的需要使得我们对危险信息更敏感，你更容易感知到不好的消息。可能100个消息当中，有90条是好消息，10条是坏消息，但是那10条坏消息占据了90%以上的心理空间，你又做不了什么，情绪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而书当中有人类长期的历史智慧，人类其实经历过无数的灾难和危机，我们都走了过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有长期主义的信念，不仅仅看到眼下的困难，也要看到我们长期的优势和希望。

现在的阶段当中，让自己有更多的理性，同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以合适的方式宣泄，而不是传播给其他人，尤其是家人孩子，这是特别值得去做的事情。

姚玉红：我同意徐老师，相比于以往的灾难，疫情有其特殊的地方，最主要的就是它在灾难的同时还会造成人际隔离。

疫情会隔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空难、地震或者是自然灾害，大家会聚在一起，想办法抱团取暖。但疫情会强调，大家要通过相互隔离来保护彼此，切断传染源等等。这对人的刺激很大，在困难的时候，人们需要互相拥抱，亲人在一起、或者朋友在一起，给予互相支持和传递温暖。而疫情背景下这一切就变得不可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变得相对困难和模糊。我们只能通过网络连接，而这个效果大家还没完全适应过来。

第二个困难是不可控感。刚才徐老师说的那只狗，最后就是习得性无助。面对疫情，我们人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面对新闻，什么都怀疑、什么都质疑。在应激反应下，我们特别希望找出一个可以归咎的原因，“就是因为那谁，是他的问题，他的毛病……”在不可控的情况下，我们特别容易把人割裂成过错方和受害方，于是人群就更加分裂。

本来我们在灾难面前，人与人是握手抱团手拉手的状态，但这次，一方面疫情需要隔绝传染性，另一方面情况太不可控，太让人受挫，我们开始怀疑、质疑、批评他人，开始挑各种各样的毛病，我们以为有个始作俑者，希望把他抓出来，假想一旦把他抓出来，事情就可控了。

小范围内，社区买菜让我们发现了邻居的好处，这是一个好的、小小的补充，在小区域内大家感情好一些，但在大范围或者在一些公共组织机构范围，信任度受到了很多的冲击。

李香枝：渡过是一线抑郁互助社区，有很明显的感觉。原来很多活动是线下互助，疫情之后，我们被迫把活动放到线上。我们发现，疫情后人和人互助的需求更加迫切，尤其是这次上海的疫情，上海同城群的活跃度比原来更高，大家被迫去寻找一种替代的方式。疫情带来了隔离，大家互相倾诉的需求、抱团取暖的需求被迫通过线上去实现。

渡过另一部分工作是青少年抑郁方面的支持，疫情给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多青少年居家上网课，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成长时期，社交是非常重要的，居家网课变相导致了青少年减少社交，依赖手机。对于患抑郁症的青少年来说，本来有一些人处于康复期，需要恢复社交，因为疫情居家隔离，他们可能又会出现社交上的退行；有部分休学在家的孩子，本来已准备调试复学，因为疫情，在家上网课，错过了复学的窗口期。对于他们来说，恢复社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姚玉红：我补充一下，关于网课，我发现错过复学的窗口期，其实有一些学生是受益的，因为上网课相对来说轻松一点，他们本来在学校有压力，而在线上，发现我只要点一下腾讯会议，挂一个名，就可以了，对一些学生相当于多了一个校园压力适应期。但是要提醒的是，当他们再度返校后，又要重新适应复学和人际的压力，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主持人：人们在经历了隔离这种很大的事件后，会产生种种创伤的情感体验，例如暴躁等情绪，我们感觉已经有一点创伤和应激反应。那么，在人们经历心理冲击之后，会有哪些正常的反应阶段呢？玉红老师在上海，对这应该有一些自己的体会。

姚玉红：身处上海，确实我是有一些波动的。刚开始大家有一点惊讶，像我会有点侥幸，总觉得这事一时半会儿还轮不到我头上。当时正在上班，学校一下子就关了。我有点难以置信，但我们认为马上就能解除。过程中我有点惊讶，有点慌张，后来调整一下，就变平静，在办公室里睡了。

然而后来的封控期是2+2+2……一直加，一直到14天，我后来一共在学校被封控了42天。其中会有很愤怒的阶段，会想，怎么会这样子？哪里出了问题？那一刻我的需要就是找出问题在哪里，好像这样就能够对事情有一个掌控。愤怒的阶段里，我又和家人隔离开来，充分感受到夸大的死亡焦虑和夸大的无能无力感，有一种恐惧，我会不会跟家人永久分开？那一刻很焦虑。

除了需要自己调节，我还需要给学生做咨询，应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又找回一些力量感，从受害者变成助人者。

但是突然在学校里被隔离，刚开始是在校园里、后来在楼里，再之后就足不出户，管控程度越来越厉害。在整个升级的过程中，我的心情是很起伏的，我不断跟学生说，要有希望，但自己内心还是会有动摇，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应激反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从受害者变成助人者。后来发现，光是当助人者不行，因为自己内心也不稳定。后来我对自己重新定位，是助人者和自助者、甚至求助者。我也联系我的老师、我的朋友去聊，努力再次平静。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上会有否认、讨价还价、愤怒、妥协、平静接纳等很多的阶段，但是放在每个人身上，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都会有一个起伏的阶段。

徐凯文：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原因很简单，这场疫情跟以往任何一场灾难都有本质上的不同，汶川地震几十秒后，就是一个重建和抢救救援的过程，灾难本身已经过去了。

但是这场灾难一直延续到现在。武汉疫情发生的时候，武汉精神卫生中心也出现了很多感染。其中武汉精神卫生中心有位我非常尊重的前辈童俊主任，她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她说，我们现在自己创伤都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咬牙挺着，但是疫情过去后，我们可能需要全国的救助，包括我们自己本身。其实当时童老师有非常多的创伤反应，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想到后来疫情会这么普遍，只觉得是武汉的事情。武汉和汶川不同的地方，是武汉医务人员可以到第一线帮助，但是去的人，一线的医务人员包括心理工作者回来以后，都有严重的替代创伤反应，一直延续到现在。

灾难发生以后我们一般会有一个预期，会有一个英雄期，后来有的会陷入到蜜月期，一个社区同舟共济，接下来渐渐会产生幻灭、不信任、愤怒，再接下来就是在悲伤中前行，因为有人罹难，最后就是重建。但以往的经验不能完全应用到现在这场经历当中，最大的不同是这个事影响到所有人，以及它还没有结束，我们都还没法说现在开始重建。

举个例子，前天我们业委会代表小区去给居委会送锦旗。我们到了居委会以后，看到12个工作人员负责7000多人的工作，已经打地铺40多天。居委会主任是一个妈妈，她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了，她原来没有高血压，现在血压150、180，很危险。

事实上我想说在灾难过程中，很多大白也好，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好，还是一线的医护人员也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比普通个体受到更大的压力和创伤，因为他们还经历着长期持续的疲劳，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情绪是不太容易控制的。

我们居委会的小姑娘因为工作压力哭了好几次。天天做核酸，医生也会情绪崩溃，加上太累太热，情况就更严重。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同舟共济去理解他们，无论是医生、护士、居委会的社区干部包括警察，他们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细致，或者说他们也有情绪，有时候他们的处理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如果放在整个灾难的背景下去看，可能我们彼此的相互支持理解可以多一些，不要让负面情绪使我们产生阴谋论，觉得他们就是来整我们的。

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看到积极的东西，才能够从这样的一场灾难中齐心协力走出来。我自己对我们居委会的干部和大白的贡献是非常感激的。今天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校长说，MIT做了很多研究，发现感恩感谢非常有利于大脑健康，我觉得的确是这样的。

主持人：我们既要面对很多情绪，也要学会如何不被这些情绪淹没，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共同面对。徐老师和玉红老师是两种方向，但我不觉得它们是冲突的。一个是我们更加积极，玉红老师讲，面临崩溃的同时，我还要去做助人的工作，我要去找我的支持资源，去诉说交流；徐老师提到，这可能是我们在传播焦虑，但我们不应该让传播焦虑这件事无限扩大，这个事情怎么样去共存呢？

姚玉红：我认为一定要诉说，包括我们后来设立的心理老师支持活动，都强调了你要诉说。但诉说要分人群，不能见谁都说，不能不负责任地说，不能在公众场合把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的问题用很负面的情绪来说，毕竟还有一个助人者的身份，像我还有一个教育者的身份，成年人还会有一个影响青少年的身份。

鲁迅是一个呐喊的战士，他有一篇文章叫《我要骗人》，文中说，他的内心非常难受沉重，但当他面对十几岁的孩子时，他还是会说更多有希望的部分。不是不说，而是你有很多的面向，在什么情景中、对什么群体，选择什么内容去讲，都很重要。到现在为止，疫情还没有结束，事情完整的面向还没有露出来，我们每个人还在盲人摸象的过程中。需要说的时候，要说，不能憋，但确实要负责任地说，或者要有挑选地说，想清楚、看场合再决定怎么说。

徐凯文：可能我刚刚描述得不是很准确，我认为情绪是要表达，不表达要生病，很大程度上抑郁症就是情绪没有表达而产生的。但我要说的是，我们表达情绪是为了疏解情绪，解除情绪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不让负面情绪影响我们对理性的判断和对未来的信心。

北京很多核酸机构被查了，这让人们很愤怒，但发国难财，该查就是要查，该撤职就是要撤职，这不矛盾。我还是会觉得，人要学会管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否则青少年会是最大的受害者。当父母的，如果自己的负面情绪管理不好，自己的孩子首当其冲。

李香枝：刚才有提到，汶川地震可能是爆发性的，是短时间内对局部的影响，而这次的疫情几乎影响到所有人，影响面非常广。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到某个时候某个人，可能影响并不大。我们渡过的公众号这两天刊登了一篇关于黑天鹅事件的文章，黑天鹅是指突然发生的、不可控的、影响很大的事件。最早席勒在《非理性繁荣》里有句很经典的话：“很多事情能够出现黑天鹅事件，并不是大家对一个大的问题置之不理，而使它慢慢扩大最后无法控制。而是很多的小问题，我们常常都不以为然的、认为很轻松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断地变多增加，然后随着时间的前进汇总。当真相出现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大到你无法想象了，大到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

回到疫情的背景下，疫情发生后，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到一些不舒适，这个不舒适看起来没有严重到需要就医或者找心理咨询师，但确实会有很多人感受到时常的焦虑，这个时候倡导心理健康就非常重要。微小的、被忽略的小问题慢慢积累，突然几年之后就会有爆发性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因此我觉得南都观察做这样的论坛沙龙非常有必要，提醒我们去关注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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