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 年，33岁的梵高离开荷兰来到了安特卫普，在此后余生，他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

最初在安特卫普待的大半年里，梵高过着一种穷困潦倒却又放纵不堪的矛盾生活。

说他穷困，是因为这大半年里他只吃过几次热餐，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用面包和咖啡充饥。

说他放纵，是因为哪怕已经穷困如此，他依然会在手头稍宽裕的时候，带着钱去流连花街柳巷，只为买醉和嫖娼……

在绘画上，妓女和女招待是梵高的模特首选（因为他只能找到这两种人来给自己做模特），他付钱请她们来，给她们画肖像，但其实梵高真正想画的是她们的裸体，不过经济上的拮据让这个想法很少能付诸实践，于是，下面这幅肖像就成了梵高在安特卫普的模特画像中的代表作。

图说：披头散发的女人头像，布面油画 35.0cm×24.0cm 1885 年12月。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关于一如梵高对博里纳日矿区里的工人们充满怜悯一样，梵高对于妓女几乎有着同样的惊异，关于他对妓女的看法，《梵高传》有过这样的记录：“……农民在土地上耕耘。妓女在肉体上耕耘，这是一个主题……”

生活的拮据和放荡让梵高一度堕落不堪，在这个时期里，他的身体开始急剧恶化，不仅染上了梅毒，而且为了缓解饥饿感，不得不大量抽烟，导致肺也出现了不小的问题。

这里为梅毒“辩解”两句，中国古代文化界有云：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与之相应的，在当时西方艺术界，嫖娼堪称自由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梅毒在当时西方艺术界就跟当下在文艺青年群体中流行的胃病一样，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病”，不仅梵高，包括他的好基友高更、同时代的印象派画家马奈、哲学家尼采，以及音乐家贝多芬都是梅毒患者……

梵高一生给自己画过37副自画像，但在众多自画像中却没有一张笑而露齿的画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梅毒使他的牙齿变得松动脱落，笑而露齿会严重破坏画像美感。

梅毒不仅是一种身体疾病，关键是它还能引起人体精神失常。在安特卫普到巴黎前期，梵高的画作充满着晦暗与阴郁，但在阴郁之下，又有着一种近乎癫狂的、绝望的绽放。例如这幅《花瓶里的罂粟、矢车菊、牡丹和菊花》：

图说：花瓶里的罂粟、矢车菊、牡丹和菊花，布面油画 1886年。奥特洛穆勒博物馆

再比如这幅《静物与<圣经>》：

图说：静物与《圣经》，布面油画 65.7cm×78.5cm 1885 年10 月。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沉郁晦暗的画面不言自明，此画的创作时间正是梵高父亲去世后半年。画中《圣经》旁的烛台上有一截已熄的残烛，这是在悼念做牧师的爸爸。《圣经》下端的一本小书，是左拉的《生之喜悦》，那便是影射他自己了。他对左拉此书的诠释是：“若是认真生活，就必须工作而且担当一切。而观者如果打开大图细看，会发现在右页顶部的ISAI一词，根据图画细节，这本《圣经》所翻到的正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三至五节。大意是说先知宣称，神的仆人将要到来，并受世人的鄙弃，此章堪称梵高最真实的心灵写照。

除此之外，这张叼着烟卷的头骨画像，可以说是他本人此时的精神写照了。

图说：吸烟的头骨，布面油画 32.0cm×24.5cm 1885—1886 年。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艺术不是单纯的美，应当是真实的生活

1886 年1 月，在弟弟西奥的帮助下，梵高进入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学习作画。在此之前，梵高对正统的美术学院一直是没有好感的，他曾经在给西奥的信中写道：“美术学院的症结在于，他们只会叫你画路易十五和阿拉伯人的画像等传统作品，而不是今天的纺织工人、矿工或者裁缝。”

梵高笔下的农妇与工人：

戴白色帽子的农妇头像

布面油画，47.5cm×35.5cm 1885年4月

爱丁堡:苏格兰国家美术馆

戴着绿色花边帽的农妇头像

布面油画，38.0cm×28.5cm 1885年4月

奥特洛穆勒博物馆

锄地的农妇

布面油画 42.0cm×32.0cm 1885年8月

伯明翰大学，巴伯艺术学院

纺织工左侧和纺车

布面油画61.0cm×85.0cm 1884 年3 月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但梵高最后还是进入了那个让他鄙夷和唾弃的地方，人们猜测，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省钱。因为这里是唯一能够免费向他提供模特的地方（还包括费用不菲的裸体模特）。

但是很快，美术学院的教条和保守便让梵高感到厌倦。

梵高在美术学院的同学文森特·海格曼在自己的回忆中记录了梵高在此求学的一些经历：

“他戴着一顶皮帽，身穿一件蓝色大褂——当地肉贩子常穿的那种。”

海格曼在回忆中说起过一个趣事，当时学院新购置了一个断臂维纳斯的石膏像，每个学生都要向教授交一份素描的习作。作为一件古典艺术作品，美术学院的教授对素描的线条比例，以及素描的精准程度要求很高。梵高却给维纳斯画了一个极其丰满的臀部，这让教授们大惊失色。

他们要求梵高按照古典审美的标准，给高雅的维纳斯减肥瘦身。梵高对此十分不满，他对教授大声争辩道：“你根本就不了解年轻女子！一个健康的成年女人一定会有丰满的臀部和宽阔的盆骨，这样她们才能易于生养！”

1886 年3 月，学院内部召开董事会议，决定将梵高降级到基础班，但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在这一决定颁布之前，梵高已经收拾行囊，飘然而去。

在生活中，梵高任性且自卑，性格中的偏执往往让他与生活难以和谐相处。而在艺术方面，这位“红头疯子”的不羁高傲便展露得一览无余。

他如一位暴戾的君王，在艺术的世界里肆意改变着那些成俗旧规，让新生的艺术蛮不讲理地闯入旧世界的堡垒中，这样的“倒行逆施”必然是不为世俗所容的（这也可以说是梵高一生画途坎坷的一个关键原因）。

但就像维纳斯所主管的“爱” 与“欲望”，无论曾经学院派如何排斥梵高，但他笔下那荒诞诡异的画面却早已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梵高一生所追求的并非艺术成就之高下，一如余光中所评价的，自接触绘画开始，他便在追求面对死亡时的“近乎微笑之境”，当找到这一境界的真意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在麦穗与阳光中举起手来，收割了自己。这并非对生命的漠视，就像中国古人所追求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对生命真理最终极的追求。

以上内容整理自《余光中讲梵高：追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