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1日，摄影师许康平在当年同一地点再次给光辉父子拍照。许康平供应图

2010年6月20日，摄影师许康平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拍摄了光辉带领儿子搬运物品的照片。许康平供应图

光辉尝试送货，做了两个，不干了。从山城的“棒子”到外卖的“步兵”，这个流行的故事实际上并没有实施。现在，光辉仍然在大顶街成为自己的“棍子”。有了这个，光辉将养家糊口，甚至在重庆市中心买一间小套房。

山城重庆沿山建设，四周都是山。在这样的地形下，背着两根竹竿在街上工作谋生的人成为城市运输的重要力量，被称为“棍子”。

据统计，随着城市化的进行，“棒子”的数量20年来逐年减少。

在媒体说明中，光辉是被认为是重庆“棒”精神象征的男人，2010年，一只手扛着东西，一只手带领儿子的山城“棒”在摄影师许康平拍摄后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了轰动，有人说他“肩上扛着家人”。

目睹行业消亡，光辉也开始尝试改变。有时候，他坐在客厅沙发上，打开大直播灯，在手机前摄像头上卖凤节脐橙，后墙上贴着很多脐橙的盒子纸壳。

光辉喜欢夏天，认为光着上身工作更方便。许康平照片

有一天送来了“步兵”

关联过去了，姑娘们的裙摆掠过解放费，这是重庆最舒适的季节。再过几个月就要热了，再出门有点难受。

光辉讨厌天气还不够热。他喜欢夏天。对最炎热的时期也有好处。扛箱子的时候不穿上衣，流汗凉快，可以反复脱衣服，不脱衣服。“工作不抛弃”(川中方言，意思是方便)。2月26日这一天，他没有穿外套，只穿了一件带薄绒毛的圆领长袖衬衫，匆匆赶往大顶街。

是重庆最繁华的地区。他沿着新华路一直走下去，大约十分钟后就能到达目的地。很多送货员与他擦肩而过，光彩不斜视，也不瞥一眼与自己暂时有交集的“同事”。

“有人说我送外卖了，其实我去了一整天。”随着2021年底“双十二”结束，“棒子”事业开始进入淡季，并在别人的建议下尝试送货。他以为这件事不会比“棒子”更难，但真的一个人跑了，发现不是这样。

东西不重，但在地形复杂的重庆，陌生订单的每个具体位置都要深思光辉很久。他常年向天文活动，跨越了这个界限，几乎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爬的时候，有些地方没有电梯，所以很累。我不会骑自行车，只能“步兵”，送货完全取决于腿。”只跑了两次，光辉就放弃了。“一个要加4元、5元、9元，平台要扣3元。这钱赚得不好。”

送“棍子”可能并不稀奇，但这“棍子”因光辉而受到广泛关注。2010年，摄影师许康平在重庆拍摄了光辉带领儿子送货的照片。此后，经过媒体二次传播，光辉一手拖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货物，一手抓住儿子的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全国。有人说他“肩上扛着家庭，手里握着未来”。

“那时我拍了无数的‘棒子’，他只是其中之一。”2010年6月20日大学毕业的许康平在天文码头附近晃悠，看着“棒”，拿着摄像机离开重庆去杭州上班前，想留下这个城市独有的“棒”视频。“他们很快就会消失。我学了四年，人越来越少了。”怀着这样的想法，许康平在某一瞬间按下快门，捕捉到了拖着儿子的光。这天是母亲节。在许康平的几张照片中，他对光明没有特别的印象。

照片混杂在十多张不同的“棒子”群像中，于当年7月刊登在杭州的一家报纸上，此后两年间完全不知道这张照片的存在。直到2012年母亲节，照片才在微博上发布，轰动全国。面向天文的社长和随行人员都跑过来对他说。“光辉，你很有名。”他拿着手机看着自己的照片，心里没有什么激动感。不久他就做了这件事。

2月28日，冉光辉在大正商场扛货。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沾灰的棒棒

山城多梯坎，大正商场的运货广场在“三楼”而不是一楼。每天早上八九点，商家们陆陆续续拉开卷帘门营业。

2月26日上午，冉光辉把自带饭盒放进运货通道一个不起眼货架的顶端，再往深里走两步，狭窄的没有什么灯光的角落里，他拖出自己的平板推车。左转、右转、再左转，电梯藏在迷宫一样的通道中。

“来了?”“啊。”一路上遇到同行或者商场管理人员，冉光辉会简单寒暄两句，但脚下从不迟缓。走到五楼，他把推车在老位置放好，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

作为大正商场生意最好的“棒棒”，冉光辉每天会先和相熟的店面老板打招呼，问问有没有要发出去的货。他的业务集中在四楼和五楼，内衣内裤、袜子睡衣，小的铺子八九平方米，大的铺子能占小半层楼。今天有没有货要发、有多少、什么时候发、发什么快递，冉光辉上上下下溜一圈，心里就能有点谱，大概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脑子里徐徐展开，剩下的工作就是按照节奏取货、发货。

对针织品市场的“棒棒”来说，一年也要分淡旺季。夏天算淡季，因为衣服轻薄，箱子数量就减少，重量也轻;到了冬天，一个箱子塞不下多少厚衣服，一张订单得要多发几个箱子，冉光辉就能多赚一点钱，但这样的箱子沉，他记得自己背过最重的一单，一箱东西超过了400斤。

虽然是这个市场生意最好的“棒棒”，但他这几年越发觉得生意艰难。“十年前的大正商场和现在没法比。那时候一个铺子一天发七八个甚至十多件货出去，现在，有些铺子两三天发一个。”有的铺子在这里一开十多年，也有些做着做着就撑不下去了，大浪淘沙黯然撤离。

这天下午，一家店面彻底出清，桌面柜台上凌乱散落着一大堆内衣裤，“五元一条”的招牌也招徕不了几个人。冉光辉接到了这家店最后一单生意，他扛着箱子离开后，女老板收拾完最后几条内裤，悄悄离开。

扛活儿的时候，冉光辉不回答任何问题，也不在乎身后的人跟不上他的速度。他穿梭在四通八达的商场通道中，常常一扭头就不见了。

只在譬如午餐时间的工作间隙，冉光辉会放松下来。“这个商场里，最开始大几十个‘棒棒’，现在没剩几个人了。也没有新人入行，我搞不好都是这里最年轻的。”冉光辉出身农家，家里有薄田几亩，一年四季，隔几个月就要农忙。忙完一阵闲一阵，空下来的时间就出来做“棒棒”，“一是没啥其他本事，二是图个自由。进个厂，请假扣工资、不好请，钱还不能手手清(川渝方言，意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安逸。”

老板走了，冉光辉还在干活。他接到另一家店的电话，箱子已经打包好，让他赶紧去运。他拉着推车匆匆赶去，在这一天的工作中，用肩膀背、用推车拉、用电动车运……冉光辉的扁担放在商场里一个下水管背后，从头到尾都没有派上过用场。

这是一根俗称“硬头黄”的楠竹，显然曾经用过很多年，磨得油光滑亮。但现在它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大部分的时间里，站在粗壮的白色塑胶水管背后。这里还塞着其他几根棒棒，颜色各不相同，浅黄、灰绿，粗细差不多，长约一米，站着的时候，“棒棒”们常靠着这些老伙计歇一口气。大正商场里这几根藏着的棒棒，看起来都已经很久没人用了。

扛出一套房

当棒棒们不再被使用，“棒棒”们也在逐渐消失。

如果要追溯“棒棒”的历史，或者可以前推到明末清初。资料显示，当时，重庆出现“王爷会”“土地会”等神会组织，各分地盘，其头目管理一个片区的人力运输。随着水运业发展，本来流动分散的码头脚夫逐渐聚拢，清朝光绪年间，重庆地区出现了“九门八码头”力帮，逐步取代了神会。力帮随后租下码头经营权，控制各个码头的搬运装卸。

到了民国时期，力夫要在码头谋生，必须参加由“把头”控制的帮派，到民国后期，行帮兴起，从事人力搬运的苦力可以加入“袍哥”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原属帮会组织的装卸工人多转入装卸搬运公司，直到1982年以前，重庆都以“限制单干、打击投机、取缔野力”为方针。

和很多人印象中模糊的行帮性质码头力夫不一样，现在的“棒棒”，事实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诞生的“新事物”。

根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志》，1983年，为搞活经济，重庆开始允许“农民进城搞运输”。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山城棒棒军”由此出现。最盛时，重庆有数十万“棒棒”在山城上下来回穿梭，但随着城市化进程，“棒棒军”的人数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逐年下降。

学者秦洁曾经长期居住在重庆，在对“棒棒”这个群体进行长期的人类学调查后，她写了《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与相对性》一书。书中把“棒棒”定义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重庆扛着一根竹棒、靠体力劳动支出、以从事人力搬运为主的零散搬运工。”

冉光辉没读过什么书。从上世纪80年代零零散散做“棒棒”算起，入行已经二三十年，哪怕从2009年正式到重庆长期干活算，他也是从业13年的“老人”。

从大正商场到朝天门码头物流货运中心，“棒棒”们每天在此穿梭。许康平摄

十多岁时，地里不忙活的时候，家里亲戚就带着他“上重庆”，一根扁担两根绳，朝天门码头到处可以“捡钱”。他记得当时的行情，从码头挑一担东西上大街，大概两三元。他跑得勤快，什么活儿都抢着接，从不挑三拣四，这也是“棒棒”们最讲究的行规——不挑轻重，有活就要上，谁要是挑挑拣拣，会被别人看不起。

靠着踏实肯干，也因为“明星光环”无形中为他作了背书，经营十几年，冉光辉现在在大正商场有十多个固定客户。“强胜商贸”的老板刘维均至今还记得当时冉光辉登上重庆本地报纸的样子：“头版，一个整版哦，整个商场都晓得了。”刘维均的儿子抢过话头：“父亲节那天儿发的。那张报纸现在都停刊了。”

“强胜商贸”是冉光辉合作最久的商户，双方曾经一起在老大正商场打拼，新商场建好后，又一起搬过来。生意最好时，“强胜商贸”一天发货十几包甚至几十包，它的繁荣，也连带着冉光辉生意兴隆。

对“棒棒”们来说，有没有固定客户很重要。“现在市场不行，固定客户数量多就还能撑得起，如果没有他们，全靠零散活儿，好多‘棒棒’一天都搬不到几箱货。”冉光辉多的时候一天要发30多箱货出去，少的时候也有十几箱。一箱几十百把斤。若只有一包，他常常选择人力搬运，扛在右肩上爬楼梯，比普通人正常走路还快。箱子从各个不同的店里搬出来，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再用小推车一次性推下去。垒多宽、多高，能不能刚好塞进货梯，他“眼睛就是尺”，一打眼心里就有数。

就这么五块、十块地挣，冉光辉硬生生在重庆解放碑挣出一套房子。“60平方米，不大，买得早也不算贵，2016年的时候7000多一平方米，40多万元。”40万，以扛一包200斤左右的货收入10元来计算，他扛了4万包货。买房以后，冉光辉感觉终于给妻儿“一个家”，他话说得谦虚，脸上的神情是毫不掩饰也无需掩饰的自豪，“买房子之前我和老婆带着小儿子租房住，20平方米，住都住不下。”

2月27日下午6点，冉光辉收工回家，他顺着新华路往家里走，1300米的上坡路，脚下生风。家里妻子已经开始炒菜，过年从老家带回来的香菜下锅炒肉，甑子里米香四溢。墙上挂着几张照片，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冉光辉看起来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当年牵着的儿子，现在已经超过父亲的肩膀高。

冉光辉对自己的成就很有自豪感，但对这个身份并不太认同。他始终觉得，做“棒棒”是卖力气、上不得台面的工作。但他不知道的是，“棒棒”早已经成了重庆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体现的是当地人的吃苦耐劳、勤劳自立，2009年，在中国重庆城市形象代言人评选活动中，市民票选结果显示重庆“棒棒”群体入围前50强。

2月27日晚，冉光辉展示他和儿子十年后在同一地点的合照。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午夜棒棒军

作为行业明星，冉光辉觉得这份工作不会再有年轻人加入。“现在的娃儿都读过书，能找到体面工作谁愿意来吃这个苦?”他一个老表也在大正商场当“棒棒”，年龄已经60左右，最近也盘算着不干了，“去工地打点杂工，工资按天算，比当棒棒稳定。”

但其实也有新人加入，比如23岁的付家林。“进厂打工不好，要求太多。每当辞职总会损失工资。”当“棒棒”是做完一单立刻收一单的钱，这让付家林觉得安心。

2月26日这一天晚上，付家林干了自己入行一年多以来最累的一单。

这活儿是搬运地铁里用的机器。“今晚上这单十个人够了，你安排一下。”收到朋友邓常飙的短信后，付家林叫上了经验丰富的老尹和黄世斌等人，到了午夜时分，一行人到了地铁站内，看到要搬运的货物时，邓常飙的脸色已经不太好。“客户只说了不会超过500公斤，我本来以为是自动售货机，结果是个安检仪。”

根据机器上的铭牌，这块铁疙瘩重量达到了700公斤。这玩意儿之前没搬过，10个人能不能搞得定，大家心里都没底。“两边都伸出来一截，不好承力;棒棒也带得不对，太短了。要两根三米的才好弄。”老尹做“棒棒”多年，有技术能扛重，在这群人里很受尊重，他绕着机器走了两圈，觉得头疼。“来吧，动手。”老尹一声招呼，人群呼啦啦围上去，这个夜晚已经浪费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不想无功而返。

四条一米多长的棒棒，四个角上各用一条，一条架在两个人肩上。年轻小伙子顶不住重量只能在后面使劲，老尹和黄世斌拼着老骨头，在最前方开路。“预备，起!!”两人的额角暴起青筋，后方的付家林往前顶的手臂上血脉贲张，邓常飙也在队伍里，他身型瘦弱，使不上太大力气，但也尽力往上顶。一、二、三、四，老尹吭哧吭哧往前走了四级台阶，“不得行不得行!放下来!”

有人开始抱怨，觉得光是这一台机器今晚都搬不上去：仅这一个地铁口，就有三个坡道，加起来将近200级台阶。大拇指粗的绳子被松开，重新调整打结;年轻人们肩膀稚嫩，安排到不那么吃力的地方……休息了15分钟，十名“棒棒”再次上阵。“嘿咗!”“嘿咗!”“嘿咗!”“嘿咗!”上一步台阶，呼一声号子，男人们所有的力气踩在脚下、扛在肩上，不锈钢的棒棒被压出明显的弧度。还差最后一坡，就能抬上地面，老尹仍能坚持，另一名领头人已力不从心，付家林被顶上去，他第一次感受到前排的压力，16级台阶，走到第12阶时，众人的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雄起!”棒棒将付家林压弯了腰，从肩膀滑到了脖子。他用尽力气，撑完最后4梯。

2月26日晚，付家林和同伴们在地铁站内扛运700公斤重的安检仪。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棒棒已经消失”

聚集在一起的午夜棒棒军，在黎明前的晨光里散去。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几种身份：在工地打工的、还在校读书的、做平面设计的自由职业者……“棒棒”的工作不足以养活他们以及家人，在他们的选择中，“棒棒”大多是用时间和力气，弥补一部分收入差距的次要选择。

这个“次要选择”，自己能做多久?付家林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作为老前辈，冉光辉早已嗅到冬天的味道，除了尝试着跑了一天的外卖，他还曾试过直播卖脐橙。也拍小视频，“明星棒棒”的光环给他带来流量和关注，现在，他的视频账号粉丝超过10万，和粉丝合拍、卖家乡的脐橙、扛货时候顺手来个自拍……

“有公司找过我，说要签约合作，没得意思。”他看过一些合同，觉得当主播和进厂似乎没有太大不同，钱不能现结、直播时间有规定，连收入都是三七分账，自己只拿三成，“我还要被他们管到。你看我现在，老家有个啥子事，早上坐个车回去，晚上就回来，要跟哪个打招呼吗?撇脱得很。”钱要手手清、时间要自由，十几年前选择“棒棒”的理由，现在依然适用。

冉光辉也知道自己在逐渐老去，虽然豪情壮志“还要再干十年”，但他的腰椎已经出过问题，手指也明显变形，他担心自己随时有倒下的一天。

在冉光辉尝试转型的同时，许多“棒棒”也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转行送外卖的、上工地的、进厂的、去开滴滴货运的，都有。”10多年前给冉光辉拍下照片的许康平，始终关注着这个群体，在他看来，“‘棒棒’已经消失了。”

现在，在重庆的街头，仍能看到或坐或立的“棒棒”们，但数量已大不如前。许康平说，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几名学生近年来做过一次重庆棒棒生存现状调查，最后的结论是目前“数量已不足2000人，且以老年人居多。”

2月28日下午，解放碑附近等待接活的“棒棒”们。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这和他最开始用照片记录这个群体的担忧相符。随着城市建设，朝天门码头在过去数年里的改造，让阶梯已经大幅减少。从大正商场往朝天门物流站这一条路被修成坡道，没有电动车的人，拉着推车也能走，虽然费点力，但总比肩挑手扛轻松不少。

运输工具的变化，让“棒棒”们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搬运工。他们用肩膀扛活，攒够一车就用推车送到楼下，再辗转换成带了电机的大推车，人坐在前面，车把手一扭，毫不费力。

还有一些变化超出许康平的预料，譬如电商和物流的发展挤压着“棒棒”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诸如快递、闪送等，也在顶替一部分“棒棒”的工作，货运平台的诞生也让一些年轻且更能自我学习的“棒棒”转向做货运司机等工作。

“或者可以说，‘棒棒’已经消失了。对于曾经数十万人的这个群体而言，个体的存余不影响‘消失’这个判断。消失不是等于零，而是约等于零。”许康平有些惆怅，他想，新出生的孩子们，恐怕不会再有“棒棒”这个概念了。

参考资料：

[1] 秦洁.《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与相对性》，秦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新京报记者 杨雪 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