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繁之争，近来已不大有人提了，作为公共话题讨论的现象也基本绝迹。这是好事，专业性话题，不适宜交一般民众讨论，徒增口水而已。

国家允许以繁体形式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古籍整理及研究、书法艺术类等，有影印的，有点校整理的，也有学术专著。

影印的只要不错简，自然没什么问题；点校的因为有整理凡例，错误也相对较少；学术专著的容易出问题，因为很多大陆新名词，繁体究竟是哪个，很费琢磨。比如古代人名，因为有字可证，容易推测：赵云字子龙，云从龙，所以繁体肯定是写成趙雲；现代人名就麻烦了，叫李云龙的知道，叫李云迪的你说繁体该用云还是雲？

而且鉴于输入法的困难，一般学者常常是先写了简体文稿，然后点击繁简转换。简单的转换非常容易出错，古籍中用字本就不统一，古字、俗字、碑别字，这些异体字哪些需要保留，哪些要改掉，古人究竟用了哪个字，非得查证原文不可。繁体转简体，错误还少些；简体转繁体，错误马上倍增，尤其在正式出版物中。

下面谈点具体的事例：

一、一对多的问题

如：

1.余，作姓氏时写成余，“多余”之义时要写成餘。（注：《通用规范汉字表》基于不恢复一个繁体字的原则，不收录“餘”的类推简化字“馀”，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认为“馀”也是姓氏之一，仍予保留。）

2.云，在表示说话的意义时作云，如“子曰诗云”，在“云朵”之义时要写成雲。

3.据，在“拮据”一词中作据（阴平），在“根据”“据说”等意义时写成“據”（去声）。

4.采，在表示“精神、神色”之意时作采，在摘取、搜集、选取等意时写成採。

5.系，在“系统、中文系”等词中作系，在表示“是”的意义时作係，在“联系”“捆绑”等意义时作繫。

…………

其中不少字属于古今字关系，古时字少，后世为了表意精确而加偏旁变成其他字，以分担其中部分义项。有些至今延用，如将然字加火分化出燃，将竟字加土分化出境，将说字变换偏旁分化出悦；有些后世常有混用，在汉字简化时予以合并，如採、唸、樑、揹，重新并入到采、念、梁、背字中。

这样纵向来看，就是一个简化字对应了两个甚至更多繁体字，在转换后的书稿就特别容易出错，只能仔细分辨意义加以区别。

二、异体字问题

关于异体字的定义是不大统一的，由此造成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也有差别。严格说，只有两个字的所有义项都相同才叫异体字。但这类字比较少，通常是由于书写的习惯或避讳缺笔造成的，如“再”字：

再的异体字

其来源多为俗字、碑别字、隶定字。

书法讲究避免重复，同样的字在同一则作品中再次出现时，要有适当的变化（典型的是《兰亭序》中的“之”字）；又讲传承，前人的创新写法，后世常会继承。如承德避暑山庄、杭州西湖的“花港观渔”的康熙题词，导游常会煞有其事地讲康熙帝写了错字啦 ，“避”字多写了一横；“魚”字少了一点，又有什么什么深意云云。其实呢，无非是写了异体字而已。

像这样的字，一般在书稿整理时都改掉了（因为有些字字库中也未收，徒增造字工作量），在出版时也会替换掉。只有像《敦煌变文校注》由于着重保留其中俗字，不惜大批量造字，也要保留其异体字写法。学界对此亦有批评，说整理的目的就在于让今人使用，大量保留异体字不必要，影印才是最好的保留法。

而有些字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大陆简化时也作为异体字（后来部分调整），在古籍整理时如果要改掉，就比较麻烦了。比如閑和閒都是闲的繁体字，现代以閑为正，閒为异，但像《墨子閒诂》就不能写成《墨子闲诂》，要写成《墨子间诂》。还有，古人名号中常用“彊”字（如上彊村民、冒辟彊），按说此为“强”的异体，但一般并不改为“强”（因为彊还是疆字的古字）。

出版界的惯例是，宋代之前图书异体字保留从宽，之后的从严；严肃的经史图书从宽、通俗小说戏曲图书从严；文字学类著作从宽，其他类从严。从宽者尽量保留，从严者则要规范改掉，所以对异体字掌握的不同，不同的社、不同的编辑之间有差异，甚至同一种丛书中也会有不同。

三、港台标准与大陆标准差异问题

这里不谈镭射-激光、网路-网络、讯息-信息等词语差别（在word转换时可勾选，不转换词语，问题基本可以解决），只举“著”与“着”的例子。

台湾在审字时，认为“着”字为“著”的俗体字（其实就是把草字头写成两点一横而已，在行草书中很常见）而不收入BIG5码中，所以简体文稿转为繁体时，“着”字一律变成了“著”。繁体转简体时，著又一律转为着，造成“某某著”变成“某某着”的情形。

大陆标准是两字并收的，同为规范字，不过二者在个别义项上有通用。所以在规范出版物中，一般将著（“著作”等义时除外、引文除外）改为着。

四、新旧字形问题

这个也是个麻烦的事，各词典间标准也不一致，不过一般以《现代汉语词典》附录字例为准，常见的如：

呂-吕、宮-宫、說-説、溫-温、蘊-藴、顏-顔、產-産、錄-録、綠-緑、內-内、倂-併、為-爲

比较容易忽略的是頽-頹，一个从几，一个从儿，字形差异极小。当然，也有个别出版社不做此项工作，作者交来文稿字形什么样，就出版成什么样。这种大多不是专业古籍类出版社的做法。

五、人名、书名、地名等专有名词

常见的比较容易判断，如陆游繁体为陸游而非陸遊，武松繁体不变而非武鬆，浙江天台不写成天臺，等等。

有时要根据意义判断。比如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是写成白朴还是白樸呢?查其字为太素，樸与素意义相同，所以可以断定当为白樸。

名人容易，非名人只能推测，最可靠的还是勤查资料。前几天校一部书稿，稿中提到方孝岳先生，此“岳”字到底是应该保留原字呢还是要改成“嶽”呢?

查了旧书网，有河南人民出版社所印行的《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民国专题史丛书之一），上面写成“嶽”。

心想，毕竟非专业古籍社，再查中华书局图书：

上面明白地写成“岳”。但还是不放心，毕竟是排印本，直到看到了这一本：

有方先生亲笔签名，这才放心地认定“岳”是对的，不可改为“嶽”。

总之，在大陆环境下，编校繁体书稿是比较费事的，要反复核对引文，对于现代叙述语句，更要仔细查字典确定义项用法了。

还是那句话，细心，再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