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派新闻记者程谦编译

100年前的1922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的时代。文学革命席卷新文化运动的洪流，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彻底批判旧文学，开创一代新文学，促进了新文学团体的蜂拥和流派的出现。那一年，叶小均、刘延陵、朱智清等人以“中国新诗社”的名义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部新时间行物《诗》月刊。冯雪峰、潘慕华、应树人、王静志等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诗史湖边诗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也于当年出版。鲁迅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胡适发表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首次试图从“史”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那一年，老挝刚刚走上文学道路，创作了《小铃儿》等短篇习作。沈从文从湖南来到北京，准备开始他崭新的文学生活。

那时方兴未艾的中国现代文学离不开世界文学的滋养和启发。而且，今年也是世界文学奇迹年。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和T.S .艾略特(T.S. Eliot)的《荒原》两部巨作预示着今年的利好。然而，1922年给我们带来的比它们大得多。英国广播公司最近介绍了1922年一年出版或出现的伟大作品和作家，并将这一年称为文学奇迹年。

《尤利西斯》

《荒原》

在新冠传染病和气候变化时代，人们很容易认为没有人比我们更难。但是一百年前人们也是这么想的。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流感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欧洲的社会秩序也被推翻。在这些灾难性事件发生的几年前，汽车、飞机和首次广播电视的出现带来了一个越来越技术化的繁荣社会——，对19世纪出生的人来说，革命程度不亚于互联网。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对于灾难，作家和艺术家的反应是找到重新创造他们作品的方法。这是一种奇异的、无法控制的方式，或者只是把它描绘得更真实。(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如果这个世界混乱不安，音乐、美术、文学也一样。经过几十年的现代主义时代，贝格和勋伯格的调性音乐、毕加索和布拉克的立体派绘画都给了我们。

在文学上，1922年被认为是文学奇迹年，那一年迎来了取得突破的绝好机会。一年来印象深刻的是2月份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 (Ulysses)的首次出版。而且T.S .艾略特的长篇诗《荒原》 (The Wasteland)于10月出版。这些作品在风格、规模和野心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两本书有很多共同点。《尤利西斯》细致地描述了都柏林人一天的生活，作为卧室和浴室。《荒原》描绘了战后欧洲凄凉的景象。这两本书都突出了其创新风格，每一页都突出了作者的个性和非凡智慧。他们用不同的声音和观点组合他们的文章，都采用了雅俗共赏的拼贴。

这两部作品的内涵令人费解，但充满了大家都能欣赏的美丽传统的文学语言。乔伊斯和艾略特知道如何取悦和挑战读者。这不仅是他们当时新鲜感丰富的原因，也是以后几年让人们反复阅读的原因。

《尤利西斯》、《荒原》等作品改变了读者对1922年文学的看法，因此——诗人W.H .奥登(W.H. Auden)后来表示，“气候”发生了变化。里程碑式的一年。再过一年，一切都会截然不同。然而，当我们庆祝这两个现代文学丰碑的百年纪念日时，如果眼里只有它们，那将是遗憾和危险的。

1922年，许多作家创作了创新、大胆、令人满意的作品，但没有乔伊斯和艾略特那么受欢迎，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标准不太突出，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把陌生隐藏在友好的表面之下。(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大多对《尤利西斯》或《荒原》有自己的看法。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是一位多产、不稳定的小说天才，成为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他对《尤利西斯》态度冷淡，被称为“伟大的白猪”。刘易斯于1922年出版了他独具匠心的小说《巴比特》。其创新不是风格，而是题主上：主人公乔治巴比特(George Babbitt)，一个自欺欺人、坚持规则的企业家，因为他无法识别，在无法填补的空虚中挣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熟悉和努力追求的所有生活都是徒劳的。"

其主题是，除了赋予我们的作用和经验外，个人很难识别真正的自我——的概念完全现代，争议很大。但是这本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版卖出了25万册，《巴比特》成为了某些狭隘商业人物的代名词。

巴比特对郊区隐忧的揭露强烈、缺乏代表性的情感，引发了关于成功中产阶级男性隐痛的小说流派。其继承人是斯隆威尔逊

lson）的《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 ）（1955年），理查德·叶茨的《革命之路》（1961年），约瑟夫·海勒的厌世之作《出事了》（Something Happened）（1974年），甚至还有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怪诞的讽刺作品《美国精神病人》（American Psycho）（1991年）。

在世界的另一端的日本，芥川龙之介在1922年开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文学。1月，他的小说《竹林中》被刊登在文学杂志《新潮》的新年特刊上。如今，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以它为主要素材而闻名，但这部小说本身仍然是一部杰作。芥川的创新之处在于，在日本摆脱了几个世纪的孤立主义后，将新旧融合在一起，而他用支离破碎的叙事方式重述了一个12世纪的民间故事，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和目击者报道了一名男子被谋杀的事件，其中一些观点和目击者相互矛盾。这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讲故事方式，它迫使读者参与到整个故事中来。

《竹林中》挑战了真相可以被明确知晓的观点，并削弱了叙述者权威的概念，就像乔伊斯和艾略特在他们凌乱、混乱的结构中所做的那样。芥川的生活也充满了混乱：他的母亲在他出生那年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一直被藏在楼上，直到去世；他的父亲后来又和她的妹妹生了一个孩子。1927年，芥川的姐姐的房子着火了，怀疑是她丈夫放的火，然后自杀了。几个月后，芥川自杀了。他的死——根据他的翻译杰伊·鲁宾（Jay Rubin）的说法——“被视为资产阶级现代主义失败的象征”。

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看法褒贬不一。她发现自己立刻“被逗乐了，被刺激了，被迷住了，感兴趣了”，同时又“困惑了，无聊了，烦躁了，幻灭了”。她对此也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工人的作品，我们知道他们有多么痛苦”。

1922年，伍尔夫打破了自己的文学传统，创作了小说《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这是她的第一部实验性作品，也是她从早期传统小说向她最著名的作品《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1925）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的转变。当然，这里的特技要比《尤利西斯》的更克制，但实验是毋庸置疑的。雅各在书中与其说是存在，不如说是缺席。与我们习惯的小说主角不同，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了超过200个角色，以及他们与雅各的生活短暂的关联和印象。伍尔夫的做法为多重视角铺平了道路，就像艾略特的《荒原》和芥川的《竹林中》一样。

作为伍尔夫的朋友，艾略特称《雅各的房间》为“一个巨大的成功”。当时伍尔夫和她的丈夫莱纳德（Leonard）经营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她在1922年初的日记中提到，艾略特“写了一首40页的诗，我们将在秋天出版”。伍尔夫为《荒原》提供了第一次独立出版的机会（尽管她“不确定”这首诗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只是她在现代主义圈子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一个例子。名气不如伍尔夫但与她同等重要的梅·辛克莱尔（May Sinclair）是艾略特的偶像——这种崇拜是相互的，她很早就很推崇他1915年的诗《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同时她也赞助了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帮助他得以活跃在现代派诗歌的中心。

1922年，身为批评家、诗人、哲学家和小说家的辛克莱尔出版了短篇小说《哈里特·弗赖恩的生与死》（Life and Death of Harriett Frean），以优美而残酷的笔法描绘了主人公虚度的一生。这是一本很有创意但不难理解的书（一位评论家称辛克莱为“可读的现代主义者”），将哈里特的生活片段分门别类地捕捉下来。正如她在写给辛克莱·刘易斯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次压缩的实验”。在英国女性最终获得选举权的几年后，哈里特的生活表明，女性的生活仍然受到社会期望她们“表现得漂亮”的限制。辛克莱尔毫不留情地展现了哈里特如何不断粉碎自己幸福前景的生命历程。“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时间一天比一天快。哈里特39岁了。”

辛克莱尔的作品是世纪之交后“新女性”运动的象征，对女性在家庭和经济中的传统角色提出了质疑。

成为“新女性”中的一员的决心也造就了1922年最后一位被忽视的天才——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903年，她从出生地新西兰搬到伦敦，凭借超凡的个性和才华成为文学界的中心人物。她和詹姆斯·乔伊斯在巴黎喝茶，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有一段不稳定的长期友谊，而且——在曼斯菲尔德的传记作者克莱尔·托玛林（Claire Tomalin）看来——她从D.H.劳伦斯（D.H. Lawrence）那里感染了肺结核，并最终导致她在1923年去世，终年34岁。曼斯菲尔德去世后，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对我来说，写作似乎开始变得毫无意义了。凯瑟琳再也读不到了。我失去了这个对手。”

曼斯菲尔德对其他作家的看法毫不妥协，无论是现代主义作家——艾略特“沉闷得无法形容”，还是传统作家——E.M.福斯特 （E. M. Forster）小说的精致表面缺乏实质内容。

曼斯菲尔德自己的作品在1922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花园会和其他的故事》（The Garden Party and Other Stories）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些短篇故事——她从来没有写过长篇小说——流畅、生动、有趣，有着开放式的情节和轻快的笔触；人物的背景信息很少，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填充细节。故事叙述改变了视角，因为曼斯菲尔德说她想要“强化所谓的小事情——让每件事都变得有意义”。除了现代风格外，开篇故事《在海湾》（At the Bay）在描写一个角色反思回到办公室的恐惧时显得非常及时：“我就像一只自动飞进房间的昆虫——我撞墙，撞窗，撞天花板，事实上，除了再飞出去，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

这些1922年的作家——曼斯菲尔德、辛克莱、伍尔夫、刘易斯和芥川——的故事和书籍，都没有艾略特或乔伊斯的作品那么新鲜，那么睿智。（艾略特淡淡地称赞道，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完美地处理了最小的素材——我相信这就是所谓的女性特质”。）但它们同样是对动荡年代的重要回应。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主题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对今天写作的影响。作家并不总是那么自信。曼斯菲尔德担心“我不会‘时髦’太久。他们会发现我的，继而会感到厌恶，而后会因沮丧而颤抖。”

1922年底，在圣诞节那天，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信给她的朋友杰拉尔德·布伦南（Gerald Brenan），说她担心他们这一代作家将成为下一代作家的垫脚石：“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什么也做不成。我们会留下零星的片断和段落，也许是一页，但不能再多了。”而100年之后，我们高兴地看到，她完全错了。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