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11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题为《成都茶铺里，氤氲着时光、人生与家国》的报道。

一边茶馆、一碗“三花”、冬天温暖的太阳下成都河岸、阴凉下、公园中、胡同中的茶馆迎来了疫情后复苏的人气。

11月23日，此次新冠疫情平息后，成都市真金茶店门前挤满了晒太阳、喝茶、休闲的人。新华社记者沈白照

茶馆是成都人对茶馆的称呼。清末以来，“茶馆”成为成都人悠长的生活方式。悠悠的岁月里，它就像街角静静守望的老朋友一样，和生老病死一起见证着世事的变迁。

一省居民反差客

1949年10月的一天，一位来自瑞典的青年坐在成都春熙路的一家茶馆里，对着老式铁丝录音机讲述他的见闻。好奇的人围着他，看着这个有点疯狂的外国人对着一台机器说自己的话。

他的中文名字叫马烈兰。1948年8月，在学习了两年古代汉语后，他越过大洋来到四川。在随后的两年里，他四处奔波，调查四川方言，为以后完成有关中国西部方言的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遇见了美丽的成都姑娘，实现了跨界爱情的好话。几年后，他成为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18名终身评委之一，是其中唯一精通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

马烈妍在20世纪40年代末滞留四川，成都人口50万人，茶馆598家。民间谚语云：“一个城市居民半车客。单击无处不在的茶馆是他捕捉方言韵律和观察市政生活的窗口。

11月23日，成都市双流区彭真观音阁老茶馆里的老虎灶里正在沸腾开水。新华社记者沈白照

72年后，在澳门大学历史系王迪(University of Machine University)的帮助下，《新华每日电讯报》记者从瑞典国家电视台收到了这份语音文件。穿过遥远的时空，茶馆里的烟花袭击了——

“这是一座长约50米、宽20米的大房子。客人好像有400多人。中国茶馆是很好的设施。你可以在那里聊天、谈论政治或做生意。理发、刮胡子，甚至坐在座位上掏耳朵。卖东西的孩子们在茶馆里闲逛，卖花生、炒坚果、瓜子。大多数茶馆客人穿着长衫，在旁边扣上扣子。但是也有几个人穿西装。”除了马友兰的声音，车。

20世纪40年代成都市的茶馆。新华社

王迪在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1950》中引用了这一记录。这位出生在成都的历史学家一直从微观角度致力于“为民众写历史”。在他的研究中，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几乎没有像茶馆一样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机构，中国也没有像成都这样拥有数量庞大的茶馆的城市。在他看来，茶馆是社会的细胞，可以反映社会的复杂和多变。另外，作为窗户，通过它可以观察到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

茶馆是成都人的重要性，可以窥见作家张汉秀在成都时写的《蓉行杂感茶馆》中的一两个。“北平的任何十字路口都应该有油盐杂货店(兼食店)、粮店、煤店。在成都不是这样的。是代替一切的大茶馆。我们可以看到，龙城人事上面的茶馆比油盐小菜、大米和煤炭更需要。”

2002年，车客们在四川广汉市金轮镇喝茶听戏。新华社(晋朝)

但是成都人“坐茶馆”并不都像闲着的雅思一样去“品名”。他们去干什么？李振仁在小说《暴风雨前》中向读者展示了民国时期成都茶馆的三大功能：——各行业交易的市长/市场、集会审查场所、中间以下的客厅或休息室。人们在茶馆里打开水、中药和炖汤。清阴、竹琴、川剧、评书不仅可以在茶馆找到舞台，而且棉纱、布、药材、食用油也可以在这里做生意。“炮哥”(四川民间秘密组织)的人在茶馆里建码头，放车震。发生纠纷矛盾，请一个人“喝茶”(让发生纠纷的双方去茶馆判断公众的是非)，断绝是非。

1989年，人们在成都市新开街一间茶铺里“吃讲茶”，调解矛盾。新华社发（陈锦摄）

一方茶铺，不但为三教九流提供了社交、娱乐、交易的场所，也给挑水工、堂倌、戏班、理发匠等小贩提供了持久的生计。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它“包办”了大众几乎所有的公共生活，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6月30日，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社，一名茶客在喝茶时享受“采耳”服务。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小茶铺里的大时代

当市井的千姿百态在茶香里氤氲，时代的风起云涌也在茶铺中上演。

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满园绿荫中藏着一家百年茶铺——鹤鸣茶社。两边黑漆柱子上刻着对联：“四大皆空，坐片刻不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自西东。”文字中流露出的闲心与豁达正如川人的品格。

6月30日，人们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社喝茶休闲。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安逸、休闲是许多外地人对四川的第一印象。然而，也许人们并不知道，面对民族危亡，爱坐茶铺的川人从未“拉稀摆带”（拖泥带水）。

1911年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资州（今资中）小伙子石某刚订婚月余，不识文字，以开小茶铺为生。一天他听人在茶铺中读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时事如此危急，亡国就在眼前，还讨啥子婆娘啊？我要卖掉家产，拿来全部报效国家！”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借款，宣布将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川、湘、鄂、粤四省迅速掀起保路风潮。6月，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废约保路”，组织群众到总督署请愿。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逮捕保路同志会代表，随后下令开枪镇压聚集在总督署请愿的群众，当场打死32人，接着又在成都各路口屠杀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消息传出后，激起全川人民武装反抗。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今天，“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就静静矗立在距鹤鸣茶社几百米处。

茶铺，既是传播消息的民间“通讯社”，也是宣传新思想的大舞台。在四川，茶铺几乎是所有民间演出的发祥地，戏园也从茶铺衍生而来。近代新文化自晚清开始在四川萌芽、发展，茶铺里不时上演追求个性解放、饱含民主思想的新剧。20世纪30年代，成都悦来茶园将一部名为《黑奴义侠光复记》的川剧“时装戏”搬上了舞台。这部戏的原著有个为人熟知的名字——《汤姆叔叔的小屋》。在那个信息传递的“慢”时代，大洋彼岸黑奴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故事，就这样在中国西南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流传开来。

1992年，茶客们在成都市悦来茶园听评书。新华社发（陈锦摄）

舞台上，川剧、清音、竹琴、评书你方唱罢我登场；舞台下，人间悲喜、国仇家恨在茶汤里翻滚激扬。

今天的眉山市青神县汉阳古镇，一条静谧的小巷里坐落着老茶铺魁隆昌。吃茶的老人说，当年这个茶铺是当地抗日川军的集合地，他们中的许多人离开后再未回过故乡。抗战期间，350多万壮士出川，誓死杀敌，64.6万人伤亡、失踪，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

解放战争时期，茶铺里也涌动着革命的暗流。

1948年的成都街头，两位青年在人群中匆匆前行，年长一些的高寿峨是一名地下党员，二人换了三家茶铺才坐定，最终在布后街的一家小茶铺里，他低声告诉20岁的余继宾，组织上已经批准他为预备党员。“入党宣誓时没有红旗，面对的是一张茶桌。高寿峨领着我宣誓，他低声读一句誓词，我低声跟着念，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如今93岁的余继宾对很多事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谈起这段往事时眼里放着光。

年轻时的余继宾。新华社发

声声喧嚣中，茶铺藏起了无数惊心动魄，也见证了无数悲欢离合。

今天的成都双流擦耳老街上坐落着一幢老屋，这里75年前曾是一家茶铺。茶铺主人徐茂森是位“袍哥”，明里和侄儿一起做生意，暗里为地下党员提供住宿，协助转运武器。这间茶铺里，徐茂森叔侄协助地下党员发动当地进步青年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和“农民翻身会”，还创办了地下刊物《火炬报》。1949年中秋前夕，联络站因叛徒出卖暴露，国民党军警抓捕地下党员时也将徐茂森叔侄带走。在狱中，徐茂森受尽酷刑，仍勉励侄子“不当软骨头，就是死也不能出卖朋友”。1949年12月7日深夜，他们与30多位革命志士一起，在成都十二桥畔英勇就义。

7月7日，成都市双流区擦耳老街上的徐茂森故居。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20天后，成都解放。

生在屋里，活在茶铺

光阴荏苒，几十载风雨后，茶香依旧。透过王笛的研究不难发现，成都的茶铺虽然曾经沉寂过多年，但在改革开放后再次迎来生机，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成都最著名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当数城北公园茶园里的“周五茶会”。1987年头三季度，茶会上的成交额就超过两亿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主办方还把电脑搬进茶园，方便买卖双方搜索信息。

20世纪90年代，成都城北公园物资交易会在公园的茶馆里举行，主办方设置电脑为参加交易会的人们提供查询服务。新华社记者熊汝清摄

忧心儿女婚嫁的父母在茶铺里征婚，“下海”的商人们在茶铺里谈生意，编辑记者们在茶铺里找灵感、碰选题……再不见阔襟长衫的茶客，但堂倌的那声吆喝依然是熟悉的乡音。

今天，在咖啡馆、奶茶店、电影院林立的城市里，茶铺早已从公共生活的“唯一”变成了“之一”，但一代代人沉淀而来的情愫，仍在茶香里弥漫。

出生于1931年的诗人流沙河，年轻时在四川省文联工作，每晚总去单位附近的聚贤茶社打开水，带回去泡浓茶熬夜。在散文集《老成都·芙蓉秋梦》中，诗人如数家珍地写下那些远去的茶铺：瓯香馆、临江亭、广春阁、华华茶厅、吟啸、梁园、三益公……现如今这些茶铺们早已湮没在岁月中，诗人也于2019年驾鹤西去，但步入成都的街角巷尾，仍能与一间间小茶铺不期而遇，偶遇低头读书的老者，似有先生遗风。

成都高新区铁像寺水街，高楼大厦包围之下的陈锦茶铺依然努力保留着老茶铺的模样——竹椅、盖碗、露天坝。“余生很长，何事慌张”，两句立在露天茶座旁的话，是主人陈锦想对人们传递的“茶铺精神”。

11月23日，成都市陈锦茶铺前坐满了前来晒太阳喝茶休闲的人。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陈锦是位老茶客，也是拍摄茶铺30多年的摄影家。一次在温江寿安镇上坐茶铺，他遇到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那天茶铺里一如既往地热闹，突然传来一阵唢呐声，只见一列送葬的队伍吹吹打打走了过来。队伍来到茶铺门前忽然停下，堂倌搬出了桌椅置于街中央，随即泡上一杯热滚滚的花茶。此时，端着灵牌的孝子们齐刷刷地跪倒在茶桌前。陈锦顿时明白，这是孝子贤孙们送刚身故的老茶客来“喝”阳世间的最后一碗茶了。

2002年，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的一间茶铺门前，端着灵牌送葬的人们跪在茶桌前，为刚身故的老茶客奉上最后一杯茶。新华社发（陈锦摄）

成都双流的彭镇，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茶铺观音阁至今还保留着张恨水笔下的成都老茶铺的样子——不怎么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若是晚间，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矮矮的黑木桌子，大大的黄旧竹椅……

11月23日，人们在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里喝茶、打牌、聊天、休闲。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茶客有老有少，无论贫穷贵贱，都能在茶铺里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在老板李强眼里，一碗茶面前，人人平等。

每天凌晨4点多，李强就开始生火烧水，准备迎接每天到这里报到的老哥们。老茶客喝茶1元，价格多年不变。虽然少，却让主人与茶客都心安。游客喝茶10元、拍照10元，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地坐进里间，不打扰老茶客们在外间谈天说地。

11月23日，在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老板李强（右二）为茶客们添水。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茶客中的许多人在这里“活”了一辈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茶铺有史以来第一次关门谢客，门口的监控定格住正月十五凌晨4点19分，95岁的钟大爷无处喝早茶，等在茶铺门外不知所措的身影。

11月23日，74岁的老茶客罗朝荣在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里喝茶。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茶铺，沉淀了岁月的沧桑，也聚集了人的温度。

陈锦年轻时常去的兰园茶社有位堂倌，人们叫他“眼镜”。当了十多年堂倌，他记得茶客们爱坐哪个位置，爱喝什么茶，谁跟谁爱坐一桌，从不出错。后来城市改造，茶铺关张，堂倌与茶客各奔东西。多年后，陈锦在北郊的一家小旅馆找到了已改行当服务员的“眼镜”，聊起往事，梦回兰园。再后来，旅馆也拆掉了，陈锦听单位门卫说起“眼镜”曾在自己外出时来找过他，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二人就此错过，再无音讯。许多年过去，这段清淡而绵长的友谊至今温暖着陈锦。“那是堂倌和茶客之间特有的温情。”他说。

兰园茶社的堂倌“眼镜”（中）为茶客添水。新华社发（陈锦摄）

乡土饱经时光摩挲，人生尝尽喜怒哀乐。当年坐在大人膝头上用茶盖儿舀茶汤喝的孩子已是耄耋老人。飞速发展的城市里，只有为数不多的老茶铺依稀还有儿时的模样。但漫步城中不难发现，李劼人的旧居菱窠旁，锦江畔的望江楼下，浣花溪边的花丛间，文殊院的树荫里……茶铺那股顽强的生命力仍在盛放。

从清末算起，成都的茶铺已兴盛了100多年。它如青草生于河岸，自然地长在这座城市的骨血中。天府之国千百年沉淀下的细致、淡定与从容，借着它，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

坐上竹椅的那一刻，人们便暂时放下了茶铺之外的纷扰。任这小小的茶碗，如一叶扁舟般，带着他们自这生活的河流顺水而下，看着两岸的山河大地，听着不住的鸟鸣猿啼，自在、安稳、笃定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