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一生遍游欧洲，除了采风观景，就是拜访文化名人。他的回忆录里记载着数次拜访的趣事：

他去雨果家，雨果并不认识他，很谨慎地给他签了个名，落款在书角上，防止挪作他用。这是雨果的精明和小心翼翼。

他在卢浮宫外遇到巴尔扎克，穿得像乞丐的巴尔扎克正跟着一群抗议者大声喊叫，他热情地跟巴尔扎克打招呼，巴尔扎克却像不认识他一样匆匆走过。这是巴尔扎克的投入与忘怀。

他到英国时住在狄更斯家，一住就5个月，他的喋喋不休让狄更斯烦死了，狄更斯借口一个人跑到伦敦，再不想回自己的家。这是狄更斯的直率与无奈。

安徒生说：“我所走过的每一个城市就是我生命旅程中的一个站点，记录着一个个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故事。”我们读下去，发现每一个故事里的人物是这样不同。这些19世纪的文学群星熠熠闪光，但光芒又如此色泽各异，就是源于个性的差异和不妥协。

所谓个性就是这点不世故，不妥协。

30多年前，一群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家学者聚集在庐山，斗志昂扬地谈儿童文学变法，曹文轩回忆说，“这是痛苦但令人振奋的嬗变。新与旧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刻印。”这场变法的核心观念是，让儿童文学回到文学。

现在的常识在当时却是前卫。不过文学是个宽泛的概念，什么叫回到文学？经历了乡土儿童文学、成长文学、成人化写作、市场化写作等诸多实践后，中国儿童文学兜兜转转，最后得出结论，回到文学其实就是回到个性，按自己的认知去写，以自己的经验去写，由自己的美丑去写，没有“标准儿童文学”这个东西——还是用曹文轩的话说，“界定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已经变得十分困难。”界定文学的困难、作家间的互不买账其实都是好事儿，说明大家都不妥协。这让人想起安徒生那篇关于中国的童话《夜莺》里说：

那只真正的夜莺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随意唱。文/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