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仰近几年遭遇了很多质疑，20年从地下一路走来的经历，几次转变风格带来的争议。

2014年，痛仰来了一次更大的转型。新专辑《愿爱无忧》被扣上“口水歌”的帽子， 十年来一直豆瓣8+评分的痛仰，一下跌到了6。

发行《愿爱无忧》时，痛仰的转变得更彻底，Miserable Faith的英文名都改成了Tong Young，伴随而来的议论也更不友好。

像上了电视的GALA和逃跑计划，在原本地下的摇滚要和商业化对接时，注定要迎来一波舆论的浪头。2014年愚人节，痛仰还在开玩笑要签摩登天空，结果一年之后真的签了，离开了迷笛的阵地。

同样包括改唱王菲的《我愿意》，依然有一大批不友好的言论涌来。

不管你认不认可，喜不喜欢，客观上来说，痛仰确实是他那一代摇滚人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经历和声望，以及争议，都达到了那个程度。

痛仰乐队在40岁接受采访时表示，年轻时候的状态，喝酒纹身，通过一些外在的疼痛来缓解内心的不安，在那个叛逆期，摇滚乐就像在一个迷茫的三岔路口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的人生。

从1999年的地下摇滚到2015年签约中国最大的独立音乐公司摩登天空，从发片，巡演，音乐节，到登上中国电视音乐节目，从国内的舞台一路高歌猛进到国外舞台，从小众乐队到如今中国最贵乐队……

这一路，从1999年到2019年，二十年的时间改变了很多，但痛仰乐队一直没有忘记，就是始终遵循内心，用音乐表达最真实的自我。

就像乐队《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唱到：就算不如意，如不如意也总会过去，但请不要停止我的音乐。

他们已经能够很淡然地面对对种种质疑猜测成功收获，无关清风袭来，只要生命中还有音乐就足够了。

就像他们的自传体书《我们还会在一起漫步》一书中，封面赫然写着尼采的这样一句话：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场错误。

音乐对于他们，是没有句号的。

在路上汲取营养，凝结成歌，集结成辑，然后再上路散播能量，这是痛仰喜爱并擅长的，也是其所坚持的。

愿每一个人，都能坚持自己的信仰。

以下内容节选自《我们还会在一起漫步》（文中我是高虎）

做乐队是靠缘分的，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遇见了张静。他说他是南京人，我说我来自淮安，和他算是老乡。他和我一样，专门来迷笛学吉他，当时我觉得这还挺巧。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很合得来，后来有一次我跟他说，如果你改弹贝斯，没准我们还能做一个乐队呢。没想到就在来迷笛的第二年，他还真的改学贝斯了。就这样，我们开始做起了乐队，而乐队最初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当我们开始做乐队之后，才知道为什么原来大家都说北京最缺少的就是鼓手和贝斯手。在那个时候，一个好鼓手往往要一人身兼好几支乐队的鼓手，而我们乐队的鼓手在最初也特别不稳定。

在张静改学贝斯以后，便一直担任我们乐队的贝斯手。而乐队最早的吉他手是来自夜叉乐队的李豫川，后来还有同是迷笛出身的亓麟。我们最早的鼓手是一位比我们小一届的同学，但排了一阵子他就回老家了，我们只好找别人代替，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在乐成员相对稳定以后，我们的鼓手换成了来自东北的张冰，他的意识和技术与乐队的感觉最为接近，这可能也是他平时听的音乐和我很相似的缘故。

其实在我所接触过的国内的鼓手当中，很多人平时都不怎么听音乐，他们可能更重视设备技术这些问题，但是聊起音乐本身经常就没话可说了。张冰是一位少有的对音乐有着很深理解的一位鼓手，我们录制的第一张专辑中就有他担任鼓手的歌曲。张冰在乐队的那段时间，我们现任的鼓手大伟也时常过来给我们帮忙。那时大伟还是夜叉乐队的鼓手，他和张冰是好朋友，2002 年张冰离队以后，大伟就加入了我们。

在2006 年的巡演前，大伟因为交通事故无法参加巡演，我们找到一位叫杨一郎的北京鼓手顶替了大伟一年。等我们回到北京参加人艺的话剧演出时，我想起了好久没有联系的大伟，便邀请他回归乐队。虽然久未联系，但大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回归。

如果从首张专辑的出版来算，乐队早期的成员组成是我、张静、李豫川和张冰，我们基本上都属于迷笛出身。我一直不会单纯从外貌或者技术层面去选择乐队的伙伴，考虑更多的则是大家在一起是否合得来，技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学习和排练来慢慢提高。

乐队成立之后，我们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排练了七首歌就去演出了。我们第一次演出的地点在北大的Everyday 酒吧。当时玩乐队的人都在那周边活动，经常有人来问我们愿不愿意到某个酒吧演出。纪录片《自由的边缘》里能看到我们最初那场演出画面，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场演出我自始至终只睁过两次眼，一次是在演出前，另一次是在演出结束之后。那可不是因为我情太过投入，而是我紧张得根本不敢睁开眼睛。

后来我看了一次他们拍摄的演出画面，感觉这样的表演可不行，这哪里像是摇滚乐应有的现场演出啊？虽然自己把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绪释放了，但留给现场听众的感觉却很不好，摇滚乐的表演状态应该是彻底打开的。

这样的拘谨让我想起在迷笛的时候，我曾和宿舍里上铺的同学一起去北京亚运村地下通道里卖唱。之所以想去卖唱，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在毕业后无以为继时，也许卖唱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另一个目的则是为了锻炼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演唱的胆量。

我走进地下通道后，面对来往密集的人流，来来回回走了四五趟都没好意思停下来唱歌。当时我真是不好意思开口，可又一想，如果我就这样回去了，那来这里一趟的意义何在呢？最后我终于豁出去不管那些顾虑了，走到地下通道中间，把琴拿了出来，自己坐在地上。这时的我反倒坦然了许多，开始唱起了老崔和黑豹的歌。

后来我又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的地下通道卖唱，心里的胆怯便逐渐消失了。但卖唱毕竟不同于演出，演出的经验还是要在乐队的表演中慢慢积累才行。

我们乐队初期的收入主要来自现场演出，但这远远不够支撑我们各自的生活。为了贴补生活，我也会出去教学生弹琴，家乡已经工作的朋友时不时还要救济我一下，而乐队里其他兄弟的情况也大都如此。

我们那时候的一场演出收入大概能有几十块钱，演出结束后，哥几个挤在一辆“面的”里回家，最后每人再分个十块钱左右。我记得当时我们参加过一场七八支乐队的联合演出，最后每支乐队只分到了十块钱，不是因为票房不好，而是钱都被别人黑掉了，当时的乐队绝对算是弱势群体了。当初这类不靠谱的演出邀请非常多，经常是接到一个邀请电话后，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我们就去演了。演完之后，中间人向我们一通哭穷，骗我们先回去，演出费随后再给我们，但等我们回去了就再也联络不上这个人了。

我们最早的演出地点都是一些小地方，除了现场的设备条件比较差以外，还经常会遇见一些奇葩的状况。有一次我们到连云港下面的一个小县城演出，那是一个位于二楼的小酒吧，演出开始的时候时，现场气氛特别好，台下的小孩儿们跟着节奏甩头pogo，演出进行到一半时，突然从后面走过来一个小个子，感觉像是当地“地头蛇”一样的人物。他登上台大喊，不让台下的人甩头，说听歌可以，但谁都不许动，也没有阻止我们的演出。我猜他并没什么恶意，而是不懂台下观众pogo 的意思，所以我趁一首歌结束的时候过去告诉他，台下观众的pogo 是一种玩儿的方式而已。听到我这样说，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马上跟观众大喊着说：“都给我动起来！”于是那些听歌的人们又开始动了起来。我觉得这人简直太好笑了，为我们的演出增加了不一样的小插曲。

虽然有演出，但那个阶段乐队的演出收入却一直很低，我们坚持继续演下去主要是为了图个高兴并积累演出经验。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希望能做真正有线路规划的巡演，但一直条件不够成熟，除了经费上没保障以外，许多演出的场地实在太差了，很多地方连接线板都不给预备，这怎么能演呢？还有一些地方的音响调音不专业，电压有时也不稳定，经常出噪音。所以我们乐队在早期主要在做单场的演出，但我们依然觉得非常快乐。这种快乐来自于平时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的乐趣，以及创作出自己想要表达的音乐。

我们没有更多地想过未来，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需要有那么多抱怨。当然，当演出的喧嚣与激情褪去，哥几个钻进“面的”回到郊区简陋的房间，心理上还是会有些小小的落差与失落，但那个时期大多数乐队的生活状况就是如此，并无多大差别。我们的乐队在1999 年成立，2000 年的时候我们就和嚎叫签了唱片约，2001 年发表了第一张专辑。那时候北京的摇滚乐只有很少的几个演出场地，唱片公司的人都会在演出中物色乐队，以便签约。嚎叫唱片的老板吕玻以前也是做乐队的，他们听说哪个乐队比较火爆，就会拉过来谈一下合约的事。在我们签约以前，树村的其他乐队，像木马、废墟、夜叉、舌头都已经签约公司了，我们算签约比较晚的。

现在想想，我们当时签约的条件其实非常苛刻，但当时的我们也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一张唱片约能有几万块钱的收入，刨去制作费用也没剩下多少钱了，最后每个人大概能分到几千块钱的样子。当时我本想赚了钱去买个好点的电脑，结果钱到手之后还是没买，而是为了在“开心乐园”办演出买了设备。当时那些演出场所的设备条件极差，没有人愿意为设备投入，我只能自己花钱置办这些东西。但是这笔钱花得也算是交了学费，因为这中间又被自己圈里的人骗了。

按说摇滚圈里的人应该像个大家庭一样才好，但其中还是会有社会上那些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的东西。我在心理上并没有长久地受其困扰，否则我也会和他们一样原地踏步，没有长进。而且我对圈子文化没什么概念，接人待物不会考虑对方的地位高低，只要人合得来就可以交往。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也不是天天聚在一起，甚至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才联系一次，或者在某个地方偶遇。大家相视一笑，聊上两句，发现对方都没什么变化，心里就非常满足了。

虽然乐队发行了唱片，知名度也提升了一些，但我们还是延续着当初的样子——零零散散的演出，夜以继日的创作和朝不保夕的生活。我们也没有持续地签约某家唱片公司，连后来的唱片发行也是自己在做。我们曾去过北京马连道的音像大厦推销乐队的唱片，在2006 年我们巡演的时候，每走到一个地方就会去当地的唱片店问他们是否能代售我们的唱片。有过这些与唱片店打交道的经历，我们才知道摇滚乐的唱片是最畅销的产品。我们一度想过找一家唱片发行商代理我们的唱片发行，但他们出价极低，非常不划算，于是我们放弃了这样的想法，继续保持着乐队的独立性。

从唱片公司的角度来讲，过去国内的公司更愿意和单独的歌手签约，而不愿意和整支乐队签约。比如滚石最初签下的是唐朝和黑豹，后来就变成了魔岩三杰，开始转向与歌手个人签约，相似的例子还有超载乐队和鲍家街43 号乐队。

乐队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团队来帮忙打理音乐以外事务的整体。2006 年的时候，有一个做游戏音乐的哥们儿翻译了一篇国外的文章，讲的就是乐队经纪人和经理人之间的区别。经纪人通常负责乐队的对外事务，包括演出、商业等外联部分，而经理人是负责乐队琐碎的内部事务。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专业，可惜当时所有的摇滚乐队都还没有这样的概念。在一般人看来，一支乐队的核心通常是主唱或吉他手，只要你是这个角色，那么似乎所有乐队的事务都要由这个人包办。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不合理的，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乐手应该把精力更多地用于创作，而专业的事情则需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最近这些年，音乐产业也开始有了正规化的趋势，但大家也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国外的学校教育已经开始有相应的专业来培养大量服务于音乐产业的专门人才，如果甲壳虫乐队当年没有那么好的经纪人，恐怕也不会在商业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经纪人的角色如果做得好的话，不仅能够处理乐队的对外事务，还能为乐队在音乐方面提出建议，在形象方面给予更好的包装，更好地打造乐队的整体形象。

现在国内还有一个人身兼好几支乐队的经纪人的情况，虽然这不一定很合适，但至少在行业内，大家对乐队管理的认识比以前进步多了，也具备了管理模式的雏形，慢慢朝更好的方向走吧。

我们这种随性的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8 年，从那一年开始，各地音乐节陆续兴起，演出市场日渐繁荣，我们这才感觉到生活状况开始有了改善。在2008 年以前，国内根本没有几个像样的音乐节，但从2008 年开始，国内一年能办出十几个音乐节。再发展到后来，全国一年要办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音乐节。当然，音乐节一多，良莠不齐的现象就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迷笛音乐节是在国内创办得比较早的音乐节，紧随其后的摩登天空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也都是比较有品位的，而张北音乐节和雪山音乐节算是后起之秀。那些音乐节的主办者只有在懂音乐的同时又了解市场，再加上用心操作，才能把音乐节办得长久，如果反其道而行，大部分都只是昙花一现。

从1999 年到2008 年，在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在一种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氛围中坚持着自己的梦想，但我们也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低迷的时刻，而且遇到了各自的30 岁危机。

2007 年，我遇到了几件非常不顺心的事。初恋女朋友在这一年与我分手，与我最要好的一个哥们儿因为犯事被关进去了，而我的家里也出了一些事情。更加意外的是，就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和我合租住在一起的贝斯手张静不辞而别了，两天后，他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在另外的一个城市了。面对这样的变故，我只能说：“好吧，祝你好运。”挂掉电话，想想这接踵而至的几件事，心里实在堵得慌。我觉得乐队也许就要这样散了。

我总爱说事不过三，但这接连发生的事情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的很多朋友都曾说我没心没肺，不知道什么是挫折，但2007 年的经历让这些朋友看到了其实我也有柔软脆弱的一面。

那段时间里，我很难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听音乐、弹琴，逼着自己不要轻易放弃眼前的一切。那时候的我一个星期才下一次楼，买点儿简单的日用品之后继续回到房间里待着，继续封闭自己。过年的时候，我给家里打了一个报喜不报忧的电话，之后便关掉了手机，MSN 的个人签名上也只写了两个字——闭关。我这样颓废的状态持续了大半年时间，以至于状态恢复以后我也不喜欢待在人多热闹的地方。除非躲不掉，不然我也不爱和陌生人接触，这和我小时候爱热闹的性格大不一样。

自闭了一段日子之后，在迷笛时睡在我对铺的李伟带着一位来自云南、名叫李四伟的哥们儿一起来看我。在这个低迷的时候，能有朋友来看我，这让我非常感动。当时他们几个朋友一起住在通州，我也就随他们一起搬到了通州，一来房租可以便宜些，二来我也能换个环境，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虽然我在通州能和几个朋友时不时地聚一下，但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仍是自己待着。除了听音乐以外，我在那段时间也开始反思，我不断地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来北京。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背着一个军用书包和一床被子，那床被子是家里为我准备的最好的羽绒被，初到北京的心情我依然记忆犹新，我知道我是为了音乐而来的。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放不下那些世俗的杂念呢？

后来我接触了一些佛教方面的知识，那些浅显易懂的道理正像长辈讲给自己的一样。重新思索这些道理之后，我觉得既然已经选择了音乐这条路，不管路途有多坎坷也应该坚持下去，有志者事竟成。

我渐渐走出了阴霾， 每天弹琴、练瑜伽， 通过Youtube、MySpace、LastFM 等国外网站吸收不同音乐风格的营养。我通过MySpace上传自己的作品demo，通过听众的反馈重获自信与力量，就这样把作品死磕下来。

在2007 年最困难的时刻，我不是没有想过放弃，但在那一闪念之后，我并没有那样去做。我坚定了最初来北京时的理想，为了音乐而放下其他不重要的东西。小时候，我总听别人说外国人认为中国人聚在一起就像打麻将一样，看着下家，防着对家。一个人是一条龙，而一群人就成了一盘散沙。很多乐队的解散也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我对此却有逆反心理，偏不相信中国人做不了乐队。乐队成员之间出现问题，有时候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抱怨别人的同时，自己心里肯定也存在着偏见，放不下一些东西。摇滚乐的精神是宽容与爱，整天喊着世界和平是没有用的，倒不如先把自己身边的事做好，放下那些固执和偏见。

张静在离开一年之后终于回来了，告诉我想回归乐队。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来吧，这个乐队的大门一直向你敞开着。”他不在的那段日子里，我为了录制新专辑，找到一位我的老乡代替他做贝斯手。但我和那位朋友事先就已经说好，他只是临时帮忙而已。

张静回来后，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彼此把长久淤积在心里的抱怨全都释放了出来。我从没有专门问过张静当初为什么离开，但是回想起乐队成员以前相处的状态，大家免不了会在音乐的表现及细节处理方面存在意见分歧。而在这时，我往往必须做出决断，如果将音乐排到一半而不了了之，那稍纵即逝的感觉足以让很多的歌无法存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有时会显得比较独裁，说话的方式有些欠考虑，不经意间会伤到人。另外, 乐队中的每个人也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情绪上难免会控制不住。这样一来，原本不是问题的事情也有可能化为了矛盾而伤害彼此。

乐队前任鼓手张冰的离开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再到那次张静离开以后，我便开始反思自己。曾经在矛盾面前，我不会考虑自己有什么过错，但从那次开始，我觉得应该用更智慧的方式来处理一些问题。在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要让对方理解与消化的同时也不至于伤害到对方，这也需要我拥有更加平和的心态。

在张静回来后，我们把话都说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争吵。当然，乐队的哥儿几个仍然会因为排练和工作上的事情产生不同意见，甚至产生些许摩擦，但只要是为了音乐，终究不是坏事，

大家不会因存在争议而相互对抗，毕竟我们都是好兄弟。既然上天安排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做好一件事，我们便没有不努力的理由。